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

何　平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构件和成绩也当然地不断被提及。作为仪式的“改革开放”，每隔十年都会被回到起点去缅怀和纪念，文学参与其中，也以“十年”为一个单元被纪念。其实，当改革开放已经积累到四十年，随着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多多、刘慈欣、曹文轩等获得多个世界文学重要奖项，以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文学成就论，是该到了总结这四十年文学历史成绩，进而考虑建构这四十年文学阶段史的时刻了。

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内在整体性，但这不妨碍一百年新文学这个大历史时段中间存在相对独立的“小历史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就属于“小历史时段”命名。从时间长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较之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的几个“小历史时段”的时间都长，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其实是32年，这32年文学曾经被细分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文学，这些断代也不是严格地从一到十的“年代”切分，而且40年代文学里又进一步细分出“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等等）、“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和“新时期文学”（1976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等。不过，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小历史时段”命名方式一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命名。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他“小历史时段”的命名，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时的学者出于习惯性的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附庸，给某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时代限制，如‘抗战文学’‘文革文学’，等等。”不只是每一个阶段性的“小历史”，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史实。同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复合命名的特征也很明显。因此，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可以作为阶段史被建构，“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内涵也应该被凸显出来；而如果“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主题被凸显出来，显然这四十年的文学阶段史是一个有着规定主题的阶段史。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意识到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文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直到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者仍然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文学”与“这30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介入到、参与到这30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30年的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基于这个前提，无论是思考“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逻辑起点，还是试图建构这四十年的阶段文学史，都必须充分认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性的“现实”。改革开放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如何相互塑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已经有研究成果开始勘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张旭东关于改革时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每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文学都会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部分。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伤痕文学”是这样的；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文学“分享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这样的；同样，新世纪“底层文学”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和重组的结果，甚至80年代某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直接以“改革文学”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