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研究的观照视阈与时俱进，被分割成“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更微小的历史时段。建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必然会面对如何去拼接这些被分割的更微小的历史时段，使他们不各自为政，而是被纳入“四十年”的长时段之中。

首先可以认定，“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之前两年即开始的“新时期文学”能不能直接接驳进“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如果可以接驳，前提是文学比其他领域的思想解放更早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但事实上，文学并没有突出的先知先觉，只是与时代偕行。洪子诚认为：“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结。在中共十一大上，将‘文革’后称为‘新时期’。”另外的观点则是：“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真正的解放，许多创作禁区被打破。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对这一文艺政策的宽松措施，从中国近五十年文艺发展的教训来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直接导致了80年代文艺创作的大解放和大繁荣。所以，也有不少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应该是从1978年的年底前后开始的。”从现有的材料看，将“新时期”的起点锚定在“‘文革’后”，甚至再前移一点，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而以“1978年前后”作为“新时期”起点某种程度上则是研究者后设的结果。换句话说，“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并不完全重叠。从1976年上半年到1978年下半年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年多而已，但时代性质则迥异。

查阅早期冯牧、张炯和何西来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他们对“新时期”的起点表述是一致的，冯牧认为：“以伟大的四五群众运动为序曲，以万恶的‘四人帮’的被铲除为起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张炯也是这样看的：“新时期的文学以丙辰清明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发端，揭开了序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其起点也是1976年10月。张炯和冯牧对“新时期”开始的三年做了细分，张炯认为：“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文学从十年荒芜走向复苏。但由于摧残文坛的‘左’倾错误尚未能得到根本纠正，文学发展仍然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大批过去被迫搁笔的老中年作家重返文坛，新作者又如雨后春笋地成长，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冯牧则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是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一年。”

起于1976年的新时期文学其价值立场并没有呈现比其他领域更为激进的思想解放的立场和姿态，文学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革’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后，这些都不过是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起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一批民刊出现。”“《今天》创刊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检索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也能观察到政治领域保守和改革的争斗在文学上的反应，甚至在1977年和1978年的上半年，能看到的依然是保守的文学立场，很少听到激进的解放的声音。

政治是文学的晴雨表，1977年是文学界对“四人帮”的揭批和清算年。值得注意的是该年12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文艺随笔，其中芦芒的一篇《解放思想，繁荣诗歌创作》提出了文艺界的“解放思想”问题。进入到1978年，延续1977年重提“双百方针”和“十七年文学”的思路，比如《北京文艺》第1期发表刘厚明《十七年文艺成绩不可低估》，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前十七年和后十年做了切割。文学从有选择地恢复“十七年文学”开始它的新时期，甚至1979年出版的“百花文学”选集书名即叫《重放的鲜花》。但不止于“恢复”和“重放”，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在1978年六七月已见端倪。《文汇报》《文艺报》先后发表茅盾、郭沫若、周扬和巴金等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巴金的讲话题目是“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1978年下半年，和整个中国政治氛围一样，文艺界开始在较大范围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艺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改革性话题。从创作实绩看，以唐达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的短篇小说卷为例，1976年没有收入一篇小说，1977年也仅仅收录了王愿坚的《足迹》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1978年收录的作品，不但数量上达到17篇，且出现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伤痕》《最宝贵的》《神圣的使命》《献身》《墓场与鲜花》等“解放思想”之作。不仅仅看收录的篇目，可以对比后来文学史视作“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和《伤痕》，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班主任》仍然是一篇路线斗争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伤痕》把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由一般的社会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刻敏感的领域，触及现代迷信的尖锐课题，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对人民情感的残酷摧残。”“《伤痕》的出现和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性重新评价，有着直接的联系。”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有着不一样的逻辑起点。“新时期”可以从1976年开始，而“改革开放”只能从1978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