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与新时期的开启

“伤痕文学”被理解为拨乱反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真正是“新时期”主流文学的起源，这就在于它的叙事是典型的历史叙事，它一开始就致力于修复和建构新的历史总体性。它在两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反思趋向提示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了“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其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

刘心武《班主任》（1977）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轫点”；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直接给“伤痕文学”命名。“伤痕文学”的苦难诉求本质，决定了它是要从历史主流中获得认同、同情、赦免。它终归是要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同时在本质上也是在建构新的主导文化。

“伤痕文学”正是在对历史总体性的深刻领会中，获得主题的深化。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更重要的在于要建构新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因而，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时的精神品格。典型作品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1979）。“文革”后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新时期，在对自我历史的书写中，获得了重构历史总体性的机遇，这在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中也得到集中的体现。在诸多的伤痕作家中，张贤亮以他的丰富与生动风行一时。他的作品例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仅仅是以政治反思性，而且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引人入胜。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的荒谬，抹去了历史是非的根本问题。

王蒙看上去是“伤痕文学”的弄潮儿，但他与“伤痕文学”主流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历史反思。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例如，《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是对经历过历史劫难的那些老干部、归来的右派，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否能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思考。当然，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王蒙探究了个人如何在历史改变的情形下可能发生的变异。王蒙并没有以他的书写使荒诞的历史合理化，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他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遗忘人民的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主题超前于当时“伤痕文学”主流，也更具有深刻性。

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可以避免这类悲剧。典型文本有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方之的《内奸》（1979）、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宗璞的《三生石》、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古华《芙蓉镇》（1981）等。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真正的历史起点，它沟通了中国现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