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1978-1988）：革新期征候式人物：李存葆 北岛 王蒙
被称为“新时期”的“后文革文学”是从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端的。这个十年的前半段，中国文学都在咀嚼与反刍：新的历史就是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几乎所有的思想问题、社会问题与文学问题，都指向“四人帮”的罪恶。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1982）是非常典型的“伤痕+反思”作品。在这部感动无数人的中篇小说里，来自“文革”的伤痛（包括当时生产的臭弹），对“走后门”的批判，对老区人民与老干部的同时颂扬，包裹着中越战争的热潮，重新调兑出一剂精神止痛药，给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一种最强力的抚慰与弥合。
如果说“回到十七年”是一种体制内的主流努力，那另一种遍及体制内外的努力则是“重建启蒙”。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在晚清以来的思想史脉络中，就是一场再启蒙运动。李泽厚关于“五四”以来“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几乎成了知识界共识。回到“五四”，适足以将过往的不堪岁月解读为启蒙/反启蒙的斗争，也给了新老两代启蒙者一柄高举的大纛。
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事实上，“今天”或许被认为只是六十年前的原画复现。尤其相似的是，两场文化运动，都是以对新诗的讨论与传播，划开了紧裹的帷幕。当《回答》《我不相信》《一代人》《致橡树》成大江南北大大小小无数朗诵会的首选，它们对精神生活的震动不亚于《女神》《小河》。诗歌率先承担启蒙的重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仅有的两次。
“新时期”与“五四”的巨大相似之处，还表现在西方文学资源的浪潮般引入，不仅改造着最具敏锐度的诗歌，也将强调大众性的小说推往先锋文学的前卫线。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文学有两个主词，一个是“先锋”，一个是“寻根”。其实这两股潮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建立在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与文化激进、快速的引进和吞食基础之上，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学体验与文学表达。
而王蒙的征候式意义在于他的贯通性。王蒙以“文革”前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名与得罪，进入新时期后，从早期的《布礼》《青春万岁》可以归入“重放的鲜花”，到《活动变人形》《夜的眼》对意识流与叠词的大规模使用，再到《坚硬的稀粥》对历史与现实的讽喻，直至《躲避崇高》对王朔的肯定，“归来者”王蒙几乎参与了这十年所有的浪潮，这种贯通性也确证了“新时期”上接“十七年”与“五四”的延续，下启1990年代的文学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