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写作的兴起
“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可能一开始就试图表现女性自身的感情，但是宏大的历史叙事给定的意义改变了女性初始的意向，那些本来也许是女性非常个人化的情感记忆，被划归到历史化的语境中重新指认现实意义。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诉求异常强烈的时期不可能有个人话语，当然就更不可能有所谓鲜明的女性叙事。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等，给出了非常丰富的心理经验，一种意识流的语言碎片。残雪的女性意识不是来自社会化的妇女运动，更主要的是基于文学话语的革命。她用非常个人化的语言，因而可能是最具女性意识的语言，损毁了依附于父权制宏大叙事下的温情脉脉的女性叙事，那些乖戾的女性感觉，打破了传统的以“男权中心”统治的女性写作。
在反抗父权制的性别意识与逃离传统的美学霸权之间，中国的女性写作一直处在中间地带。中国没有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思潮，作家自我的女性意识只能非常潜在和微妙地隐藏在文学作品的那些缝隙中。残雪可能是一个特例，其根本缘由在于她对文学语言的敏感，对文学接近世界的方式的特殊处理，女性经验只是一个副产品。
相当多的女性作家并不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她们的作品却可能隐含相当深刻的女性意识。同样被称为新写实代表人物的范小青，在退回日常生活这方面达到某种本真的境界。与残雪那种乖戾的充满叛逆性的女性话语不同，范小青的叙事平实清淡，真可谓还原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顾氏传人》讲述一个旧式女子的故事，从青春年少到孤寂老年，淡淡说去，却有世事沧桑之感。女性的视角在这里不仅仅表现在对一个旧式女子的命运的关注，而且也表现在那些极为琐碎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方面，用女性的单纯性给生活重新编目。“女性风格”这种说法一直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怀疑，但我这里强调的乃是指疏离父权话语命名的女性视角，它表现了女性对生活的特殊处理方式。如《杨湾故事》《没有往事》等作品就其故事而言，与苏童和储福金笔下的小城妇女生活无大差异，但在对生活的单纯性和素朴性的表现方面，范小青显出女性独有的那种感觉方式：把女性命运理解为是在历史之外的个人的心性，这种女性心性天然要被历史暴力所摧毁。后来范小青出版《女同志》（2006），显然是比较有意识地表达在政治体制中的女性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带着一种反讽的眼光，由此去看强大的男权政治如何潜在地在对女性的欲望想象中摇摇欲坠。
王安忆在诸多的女性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的“三恋”是对知青题材的重温和对女性心理的特别审视，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对当时朦胧觉醒的“女性意识”以及方兴未艾的“性文学”的应答。对女性的潜意识、敏感和不知所措以及微小愿望得到满足所要承受的社会的压力，这一切都被王安忆刻画得淋漓尽致，构成了对男权社会的历史暴力的抗议。王安忆在更多的时候并不刻意表达“女性意识”，她的作品具有历史叙事的广度和力度，是一种女性的“宏大叙事”，那种女性意识隐匿于历史或现实感之中，只有从那些缝隙中流露出来。
9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一系列作品不断探索，不断审视历史，向现实发问。《乌托邦诗篇》《叔叔的故事》等，在历史转折时期，她敏锐洞悉到现实困局。随后，《长恨歌》回望老上海，写出了王琦瑶这个女子命运多舛的一生，女性的命运被深深地嵌入历史，祈求美好平静而不得，终至于以悲剧告终。王安忆对现实感和人民性始终不能放下，她的《富萍》《启蒙时代》等作品回应了新左派的那些命题。《天香》更冷静沉着地回到现代起源之初，那是传统与现代困难衔接的那些时刻，那些故事忧伤无望，王安忆把它写得楚楚动人。
铁凝对女性的书写总是透示着时代心声和文学的魅力。她深入到女性的性本能深处去揭示女性的自我意识。《玫瑰门》体现了铁凝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这部长篇小说在历史与现实交错中来展现女性的心性和命运，其锐利、丰富与微妙令人惊叹。
中国的女性写作在更年青一代的女作家那里得到更充足的体现，一方面是时代的和个人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文学表达的话语形式已经更为自由和自如。在先锋派话语的基础上，女性写作在90年代构建起更鲜明的性别特征。
陈染一直被看作90年代女性写作的典型代表，她的显著特点就是写作个人的内心生活，一直试图描绘那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自画像。《私人生活》（1996）可以看成是一部准自传体的作品，淡化了政治压抑的背景，它更倾向于表现女性心理变化与身体觉醒的故事。而林白也许是最直接而深刻表达女性意识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无所保留地把女性的隐秘世界呈现出来。《一个人的战争》（1994）是重要的代表作品。林白的女性叙事在女性的性别认同，在女性的特殊感觉和语言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徐小斌的女性写作结合了女性乖戾和神秘的心理意识，糅合进诗情的浪漫，她的《羽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在女性的独特经验中包裹着历史深度和现实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还有迟子建以及在海外写作的虹影、严歌苓等人。这几位女作家在新世纪都有大量的作品，影响盛极一时，这是后话。
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一组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它表明作家惯常有的精英形象已经发生世俗化和消费化的转向趋势。
卫慧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她在2000年出版的《上海宝贝》在艺术上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它与当下流行的时尚趣味相去未远；另一方面，它有着激进前卫的感觉和异常鲜明的语言修辞策略。这批“70年代生女作家”在9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开始作为群体出场有惊世骇俗的效应，随之就各自为战，这说明当下的文学写作始终是个人的事件，没有流派的群体性只能有一时的效果。这批女作家中当时引人注目者还有金仁顺、戴来、朱文颖、魏微、周洁如等人以及更倾向于在新媒体写作的安妮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