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高千丈总有根——中国评书，你从哪里来？
树高千丈总有根，水流千里总有源。
人为什么要认祖归宗？就是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源在何方。
世有百工，无工不有祖师爷。
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木工有鲁班，铁匠是老君，茶业有陆羽，酿酒是杜康，教育有孔子，戏曲是玄宗……不必细数，多了去了。
那么，这评书的祖师爷是谁呢？
有人说，评书的祖师爷，最早可以上溯到两千八百多年前的周庄王。
为什么是他呢？因为周庄王是一个大孝子，母亲有恙，周庄王见母亲痛苦，便坐于病榻之前，给母亲讲故事。老人听得入了迷，便忘了病痛。能让老人家听得忘了病痛，这故事一定不是枯燥理论、艰涩哲学。
还有，周庄王为了教化百姓，还派人带着鼓，到全国各地击鼓说书，以期改变不古之人心，扭转日下之世风，于是被称为“击鼓化民”。
可以试想一下，官员们在宣讲的时候，为了通俗易懂，为了让百姓人人愿来，来了人人愿听，听了人人明白，一定会在宣讲的形式和内容上下一番大大的功夫。所以，讲得要有趣，要形象，要生动。
不仅如此，为加强宣讲官员的权威性，周庄王还赐其尚方宝剑一把，官印一枚，圣旨一道。于是乎，几千年下来，这三宝便演变成说书人的手中之物，官印成醒木，宝剑变扇子，圣旨为手帕。
此言虽为传说，但讲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
如果真是这样，那评书真的可以说是“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了。
有人说，评书的祖师爷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
你看，春秋战国之时，一方面，诸侯争霸，狼烟四起；另一方面，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诸子们一柄剑、一部书，游说诸侯，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诸侯们日理万机，说客盈门，一拨接着一拨。
所以，那些说客，即便你的道再可、你的理再真，也得想办法让诸侯们听得进、听得懂才行。于是说客们各展神通，旁征博引，说故事，作比喻，或情绪慷慨激昂，或故事委婉动听。于是，历史便给我们留下诸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买椟还珠》《愚公移山》《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等寓言，真是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尽的成语。这些说与帝王的故事，不就是一个个小小的评书吗？
有人说，评书的祖师爷在汉代，因为有实物为证。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墓葬出土一只陶俑，此俑高55厘米，体态矮胖，面部生动，头部微左，颅圆颧高，眯缝双眼，扎巾插笄，上身赤裸，收颈耸肩，右手拿鼓槌，高高举起，左臂抱一扁圆鼓，嘴半张作嬉笑状。经专家鉴定，此俑为东汉时作品，并命名为“说书俑”。
其实，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时，能看到的资料极少，大量的是他从民间采撷而来。尤其盘古、女娲、三皇五帝，这些故事，距司马迁足有三千年之久，如何流传？全靠民间。而这些民间故事在人们的口头传诵过程中，不断地被加工润色，日趋完整和定型。司马迁不过是把那些民间的传说，如实地记录下来，于是便成为后来的说书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了。
有人说，中国的评书是从隋唐一路走来。
如果说汉代的说书人是一个不知姓甚名谁的陶俑，那么在隋代就有一位真名实姓的说书人。他叫侯白。《隋书》有传曰：“侯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通悦不恃威仪，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引用了这段话。
何谓“诽谐”？所谓“诽谐”就是诙谐，就是风趣。侯白擅长的“诽谐杂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了很多的粉丝。而且，据《太平广记》记载，这个侯白，甚至得到王公大臣们的喜爱，常常把他留在家中，让他“说个好话”，有时甚至“从旦至晚，始得归”。不过，这位侯白还不是专业的说书人，不过是业余时间与人说说笑话，讲讲故事，插科打诨，解闷逗趣而已。但是，你敢说当时的社会上、市井里，就没有如侯白这样的人，在做这专业的事？肯定有！
所以，到了唐代，“说个好话”已成为一门艺术。史料笔记中，亦多有记载。元稹《西州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句“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他对自己的这句诗有一个小注，说是：“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乐天者，白居易也，与元稹是好友。一枝花话，唐代话本也。元稹和白居易两人是超级书迷，在新昌宅里听“一枝花话”，“从凌晨至中午，仍未听完”，这不就是说书吗？
有人说，中国的评书源于宋代。
这话也不无道理，因为北宋时期是中国评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说书艺人无处不在，说书名家无处不有。仅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说书名家就有孙宽、孙恒、曾玉堂、高恕、李孝样、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越世享、贾九、张山人，等等。东京是什么地方？那是北宋的京城。你仔细看过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吗？其中有一群人，围在“孙羊店”旁，正中间的说书人正讲得眉飞色舞，甚至手足并用，很有我们今天田连元先生的说书风格。那些逛街的市民听得入了迷，甚至连和尚都被吸引了来。
史料记载，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三国故事“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不仅讲史，他们也说今，称为“新话”。这“新话”到了南宋，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中兴名将传》和《醉翁谈录》中就提到了《杨令公》和《收西夏说狄青大略》。《杨令公》即后来的《杨家将演义》的前身。还有《说宋江》《石头孙立》《豹子头》等，为《水浒传》的成书作了准备。
有人说，评书的祖师爷应该在明代。
这话自然没错。不过，明代之前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难道就没有说书的？当然有了，只不过记载得少些罢了。元代有几位说书人，在历史上也很有些影响。如胡钟彬兄妹，他们虽为说书人，却有爱国心，或者说爱大宋之心，他们在背上纹刺“赤心护国，誓杀红中”八字，意欲反元，事败被杀。还有一位女说书人，名朱桂英，以说三国、五代见长。
可以说，无论如何，到了明朝，评书艺术是真正地开启了它的黄金时代。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明朝有评书大师横空出世。
明代是说书艺术的高峰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话本文学的经典之作。比如《三国演义》的话本叫《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的话本叫《醉翁谈录》。当时的说书人叫博君人，意谓博君一笑。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两者都是话本小说，保留了口头文学故事性强、曲折生动、人物鲜活、描写细腻的特点。有了这样优秀的本子，自然会助力评书艺术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明代还出了位大说书家——柳敬亭，此人为说书史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仅仅是来自民间的说书人，后来还跻身上流社会，与文人墨客为伍，与达官贵人比肩。不仅他的评书艺术影响面大，而且年过八旬仍能说书，有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所撰《柳敬亭传》为证。
有人说，中国的评书定型于清代。
清代的帝王们都爱听评书，甚至把三国中的一些战例用到了自己的实战之中。而且皇太极身旁便有说书艺人石汉，在皇帝身边说书六年。顺治身边也有一位说书人韩圭湖。而且，清代时，说书艺人遍布大江南北，名家辈出，比如石玉昆等。
到了清末民初，说书已经在南方、北方广泛普及，各类书馆、茶馆、酒肆，豪华的，简陋的，在都市、乡镇可谓星罗棋布。甚至还有“撂地”说书人，就在闹市之中说书，远远望去，一群人把那条街道围得水泄不通。
也有人说，中国评书真正繁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话十分在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以及文学创作的繁荣，给评书以极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评书艺术更是得到空前发展，甚至出现一部评书万人空巷的盛况。而且，随之而来的便是巨星升起，大师涌现，他们人人红遍南北，个个星光灿烂。
凡为大师，必有传奇故事、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