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外惊飞四散哀——逃难的日子
此时的东北，到处都是炮火连天，已非久留之地。很多他们熟悉的关里人，此时都已经开始逃回关里老家了。
田连元的老家是河北沧州，爷爷田希贵是说书的，父亲田庆瑞也是说书的。爷爷家有二亩薄田，忙时种地，闲时说书，可是难以养活家人。说书的要想吃饱饭，就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那年代，说书人便是苦命人，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流浪的人儿走天涯，没有一个家。”所以父亲成年后，就出走沧州。
父亲不仅书说得好，弦也弹得好，一部《刘秀传》，伴着他从沧州一路说到了唐山。在唐山，父亲结识了一位周姓姑娘，叫周安荣，喜欢他的评书，便成了他媳妇。于是，父亲就带着她，从关里一路说书说到了关外，说到了长春。就这样，田连元就出生在了长春。
父亲为什么要流浪到东北来说书呢？因为东北当时与全国各地相比，交通比较发达，城镇比较多；城镇一多，市民就多；市民一多，茶馆酒楼就多；茶馆酒楼一多，来听评书的人就多；来听评书的人一多，生意就好，赚的钱就多了。而且，那时候东北的茶馆和关里的不一样，在关里的茶馆说书，老板是按门票分成的。东北的茶馆就不一样了，东北老板大方，“不下账”，就是不分成，说书人卖多少门票都是你自己的，老板就赚自己的茶水钱。这样，说书人赚得多，自己就愿意上东北来了。
可是现在，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兵荒马乱、炮火连天的，茶馆不敢营业，酒楼不能开张，命都危在旦夕，谁还敢来听你的评书啊。
田连元父亲的搭档叫李立亭，两人合作多年。那时候，所谓的说书人不是一个人说，而是老百姓所说的大鼓书，因为他们是从河北过来的，所以准确地说叫西河大鼓。演出时，演员左手拿一副鸳鸯板，时说时唱，唱时右手操起鼓键子，或叫鼓槌，击打身边的小扁鼓。而说的时候，或放下鼓键子，或拿起扇子。坐在旁边的就是弹三弦的伴奏人。他们的演出，在东北很受欢迎。
几年来，这两家人结伴而行，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如兄弟。闲暇下来，还和其他的艺人一起娱乐娱乐，喝点小酒，打打麻将。
李立亭有个女儿，叫李庆云，比田连元大十岁。她已经开始学书，有时上台演出时，田连元的父亲也给她伴奏。
如今东北打仗，没了生意，怎么办？两家一商量，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走吧，咱们回河北老家去吧。
说书人，生意好的时候，养家没问题。可是没生意的时候，就会落魄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地步了。好在说书人到处流浪，居无定所，不用买房子，也没有什么家当，捆上行李，带几件衣服，说走就走。
父亲和搭档李立亭带着家人，逃离了四平。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南下，来到了抚顺。此时母亲怀着身孕，就要分娩，不能再走了，所以父亲一家加上搭档李立亭一家就滞留在了抚顺，租房住下。
此时的抚顺已被国民党占领。
抗战胜利后的抚顺一片凋敝，苏军刚刚撤离，把抚顺洗劫一空。国民党占领后，抚顺已经破败不堪，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面袋子的金圆券，只能买回半面袋子的苞米面。钱已经不是论张，而是论捆了。
不久，苞米面也买不到了，只能买豆饼、豆腐渣。这些原本是喂牲畜的饲料，现在人也只能用它来充饥了。
豆饼是什么？豆饼就是大豆榨完油剩下的渣子。因为要把油榨干，所以豆饼被压得很实很硬。买回来后，父亲用一种两头带把的刀，一片一片切下来，全家人就围着炉子边烤边吃。第一口还有一点香味，可是吃过几口，就很难下咽了。买回来的豆腐渣，就用大锅炒了吃。有一次田连元从炒熟的豆腐渣里吃出一只蟑螂，恶心得要吐，再也吃不下了。父亲也没舍得倒掉，还说田连元：“不吃，你就等着饿死吧。”全家人闭着眼睛，把这一锅豆腐渣全吃光了。
生下了妹妹，坐完了月子，母亲身体实在虚弱，况且刚刚出生的小妹不宜上路，只好又待了几个月。可是，此时东北战事越来越紧，逃难的人一拨又一拨。父亲心急如焚，说：“不能再停留了，必须赶紧走。”
说走容易，可是怎么走，就不容易了。因为战争，抚顺的火车只通到新民，剩下的路，就是从新民到锦州那四百里的路程，就只能或雇大车或步行了。而且这段路虽然四百里，却有国民党占领区，有共产党管辖区，有“胡子”出没区，当然还有“三不管”的空白区。能否从这些区域中顺利通过，那就看你的运气了。任人宰割的老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求神灵保佑了。
当时在老百姓中盛传一种求助神灵保佑和明示的占卜法，叫“圆光”。有用蜡烛的，也有用镜子的，摆在那儿，让一个孩子注视烛光，或者注视镜子，看看里面出现什么，孩童看到的便是神灵的明示。有时还可能出现的是佛或者菩萨，待神灵显形后，大人便叫孩子向神灵问话，求解难断之事。其实这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人的一个无奈的选择罢了。
此刻，田家和李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回老家，哪天是吉日？路上能否顺利？
那天，父亲的搭档李立亭也来到田家，两人恭恭敬敬地摆好桌子，桌子上摆上香炉，父亲点燃蜡烛，请来对门儿李洪斌先生的养女，她比田连元大两岁，名叫大琴，和六岁的田连元一起，一对童男童女，在大人的指挥下，洗手、洗脸、磕头，然后端坐在离桌子约两米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的烛火。屋里静极了，田连元紧张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他胆小，生怕会看到什么让自己害怕的东西。
大人们站在两个孩子后面，看着燃烧的蜡烛和香火，他们有些着急了，再三叮嘱两个孩子，“不要想别的，看着烛火，看到什么了？有没有人出来？”
突然，婴儿的哭声打破了屋里的沉寂，出生才几个月的妹妹睡醒了，没人理她，便大声哭叫起来，妈妈赶紧过去把妹妹抱走。
屋里又是一阵沉寂。
田连元也有些着急了，他睁大眼睛，紧盯着烛火，可是烛火还是那烛火，除了火苗的周围闪着金色的光圈，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揉了揉眼睛，还是什么也没看到。
大人们早就沉不住气了：“看到什么了？”
大琴喃喃道：“没有啊，没有。”
大人们显然有些失望了，对大琴说：“好了，你下来吧！”
大琴走了，田连元还在看。
“看到了吗？”爸爸也有些泄气了。
“看见了一个老头儿。”不知怎么回事，田连元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大人们一阵惊奇：“快问那老头儿，我们回老家好不好？”
田连元顺口应道：“他说好。”
“哪天走顺利？”
“他说三月初六。”
三月初六这个日子，是父亲这些天经常念叨的，田连元就记在了心里。
父亲笑了，“我就说嘛。”
上路的日程就这样定下来了，这是神的旨意。而田连元心里却充满了恐惧，因为他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他只是为了搪塞父亲，才信口说出这个日子。如果让父亲知道，他不会原谅自己；如果路上真的遇到什么麻烦，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如果真有神灵，那么神灵会不会因为自己撒了谎而惩罚自己？
一句谎言，决定了两个家族的命运。
他们从抚顺坐火车到了沈阳，又从沈阳坐火车到了新民，铁路就中断了。他们从新民下车之后便雇了辆马车。可是当地的马车也不敢拉太远，也就十来里路后就不肯再往前走了。接下来，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继续雇车，运气不好就只能步行了。
此时田连元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和出生才六个月的小妹妹。加上父亲的搭档李立亭夫妇和女儿，一共七口人。他们没有再雇到大车，只好融入到逃难的人群中，开始了长途跋涉。
他们这群人大概能有三四十人，一打听，老家大多是河北的，也有山东的。他们有挑筐的，背包的，挎篮子的，抱孩子的。虽然大家很少说话，但聚到一起的人，也是相互瞅瞅，看着面善的就往一起凑凑。看到长得凶的，说话怪的，脾气暴的，赶紧躲得远远的。
一路上发生了几件事，即便七十多年后，田连元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他的小妹妹。
刚刚六个月的小妹妹，不知为什么，好像不愿过这种逃难的日子，早上只要上路她就哭，晚上只要住上店就高兴。
其实，这些路边的小店也不是什么店，就是农家。逃难的人来了，腾出一铺炕，拿出几床被，收你几个钱就是了。
这天晚上，田连元他们一家住进一农户家里，女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穿斜襟布衫，叼杆烟袋。看到小妹，挺喜欢的，逗了逗，便对母亲说：“挺好个孩子，这么小，就跟你们逃难，多遭罪啊。你们不知道，往前走这道上净是胡子呀！抢钱还抢小孩。不如我帮你们给她找个好人家。”
母亲没言语，这可把田连元吓一跳。
那女人见田连元母亲没说话，以为是动了心，便接着说：“离这不远，东街老王家，家里有100多亩地，有大车，有牲口，钱有的是，就是缺个女儿。这孩子要到了他家，那不是掉到福坑儿里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长大了就是个大小姐，多好啊！比让孩子逃难遭罪不强多了！你要愿意，我这就去他家谈个价。”
母亲惊讶地看着那位农妇，连连说：“怎能说这话，我们不卖孩子。活，一块儿活，死，一起死。遭点罪没啥，挺挺就过去了。”
那农妇见母亲说得坚决，摇摇头，叼着大烟袋走了。
田连元悬着的这颗心，这才放下来。
多年以后，田连元开玩笑地对妹妹说：“要是逃难路上把你卖了，你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能享几天福。可转过年，完了，咱俩就是对立阶级了。”
妹妹对这件事也挺后怕的，说：“宁可死道上，也不能到地主家。”
田连元逗妹妹说：“你才六个月，知道啥？你得谢谢咱妈了。”
第二件事，是因为迷路而逃过一劫。
那天他们经过一个名叫“半拉门”的地方。这名字好怪，田连元一辈子都没忘，六十年后他还专程到半拉门看一眼，那地方仍叫半拉门。半拉门位于锦州市黑山县东三十多公里，当年因为这里有一座破庙，只有一扇门，东北话叫半拉门，于是就成了地名了，现在叫半拉门镇。
在半拉门，田连元他们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大雾弥漫，几步之外便不辨东西。田连元一家和李立亭一家会齐，匆匆上路。爸爸背着行李，妈妈抱着妹妹，田连元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天气，心里突突突的，总像要发生点什么。他紧紧跟在父亲旁边，大气都不敢出。他们顺着一条林中小路走，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周围都没了人，只剩下他们两家了。
怎么回事？肯定是迷路了。两家人慌了，如果不赶紧找到大队伍，势孤力单，遇到什么情况就糟了。继续走？停下来？还是掉头重新找路？父亲说，既已如此，咱们还是往前走吧，只要方向对，就一定能找到大路。于是他们走走停停，大约走了几里路，才找到了大道。原来他们走的是一条弯路，不但路不好走，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终于看到大队伍了，那些人坐在一座破庙前，一个个垂头丧气，有的女人还哭哭啼啼。一打听才知道，就在刚刚，他们遭到了“胡子”的抢劫，失去了很多财物。
那几位和田家熟悉的人迎上来，问道：“你们走哪儿去了？”
父亲说：“我们走错路了，从树林里穿过来的。”
那人说：“你们走对了，都跟你们走就好了，我们都被胡子劫了！这伙胡子还算有点儿人性，说你们是逃难的，多少给你们留点儿。”
田连元父亲不知该怎么安慰他们，只是一个劲叹气：“唉，这年头。”父亲还赞许地摸摸了田连元的头，说：“菩萨保佑我们了。”
第三件事，就是小黑小子的死。
田连元清楚地记得，人群中，有一个小男孩，比田连元小两岁，黑黑的、瘦瘦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大大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田连元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他小黑小子。休息的时候，两人还在一起玩过。小黑小子的父亲是一个30多岁的农民，背一个包，肩上扛一根扁担，扁担的一头拴了根麻绳。一路上，帮着逃难的人干点零活儿，挑挑抬抬，挣点糊口钱。
因为都是小孩，田连元很想和那孩子做朋友。那天，田连元离开人群，到路边去解手，回来时，就听到一阵嘈杂声，人们围在一起，指责那小黑小子的父亲：
“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
“孩子要吃的，你跟我们说呀！谁还不能给他一口？”
“虎毒还不食子哪！你这个人哪！”
小黑小子的爸爸垂着头，蹲在那儿，一言不发。
这时田连元才发现，那小黑小子躺倒在他父亲面前。
田连元的父亲把田连元拽出人群。
田连元不解地问：“小黑小子怎么昏过去了？”
父亲叹口气告诉田连元说：“不是昏过去，是死了。这孩子让他爸一扁担砸在头上，死了……”
“为什么？”田连元问。
“刚才大家在吃饭，他向他爹要，他爹没有，他爹的那个包袱被胡子抢走了，他们身无分文。孩子不知道，又哭又闹，他爹心烦，就给了一扁担，谁也没寻思他下手会这么重。”
田连元惊呆了，就在刚才，小黑小子还活灵活现地给他描述胡子长什么样、骑什么马、拿什么枪、扛什么刀呢，而现在，却一声没吭地死了。
这时，大伙儿上前帮着找来一领破席子，把小黑小子草草地捆了捆，就埋在了破庙的后面。
第二天早上，等大家起身准备赶路的时候，有人说小黑小子的父亲昨天晚上吊死在村外的树林里了。
“爷俩儿一块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一言不发，默默地往前走着。人群里没有了那小黑小子，也没有了他的父亲。谁也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是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