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把新桃换旧符——改革才能生存
田连元从农村回到城市，被安排进了本溪歌舞团，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但是歌舞团毕竟不是曲艺团，两者虽然不是水火不容，但是毕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正如孔夫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于是，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开始的时候，因为歌舞团刚刚成立，人员尚不完善，所以很难排练出一场完整的歌舞晚会。这时的田连元便大展身手，他一个人的演出就可以撑起半边天。后来歌舞团发展了，兵强马壮，唱歌的跳舞的，人员越来越多。人多了，都需要登台，怎么办？那就只能压缩田连元的表演时间，从占据半壁江山压缩到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十五分钟、十分钟。到十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压缩，就没话可说了。就是这十分钟，也只能是说个小笑话而已。
当时乐队的同志最希望有田连元参演，他上台讲小笑话的那十分钟，乐队的同志就可以放下乐器，到后台伸伸腿，直直腰，抽支烟了。田连元出门这几个月，乐队从头演到尾，休息时间没了，想喝口水、抽支烟，没门。所以看到田连元回来，像得了救星，直嚷嚷：“田老师，你可回来了。”
但是，歌舞团的日子也渐渐地不太好过了，加之改革的不断深入，市里又成立了京剧团和评剧团，于是就把歌舞团给肢解了，舞蹈队和乐队分开，分别调给了评剧团和京剧团。歌舞团留下的人就很少了，便改名叫“艺术团”，田连元担任团长。
原来歌舞团排演歌剧《江姐》和《小二黑结婚》的时候，需要强大的演员阵容，可是现在不行了，人少了，大的剧目演不了。那就演小的吧，可是小的演什么呢？
人不出去走走，眼界必然有局限。出去看一看，思路就会宽一些。这次全国巡演，使田连元大开眼界，见到很多新事物，也开阔了他的思路。这次出门，田连元就听说南方的滑稽戏在上海很受欢迎，于是田连元提出，咱们能不能排演相声剧？把南方的滑稽剧移植到咱们北方来呢？北方所谓的相声剧其实和南方的滑稽戏很相似，而且这种艺术形式在北方也不多见，会有新鲜感，肯定受欢迎。
于是团里研究决定，派田连元到上海取经。
因为当时团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只派出田连元一个人到上海去学习。
田连元到了上海，住在南京路上的七重天宾馆。看到这个名字，田连元笑了，还挺谦虚，干吗不叫九重天？住进去才知道，原来七重天是西方的说法，天有七层，第七层是神住的地方。好吧，咱也做回天神吧。
在来上海的路上，田连元感慨挺多。人生想想挺怪的，本来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有时不经意间，机会就来了。当年王铁夫说“你要遍访名家”，当时就想，哪有这样的机会啊？可是，那样的机会偏偏就来了，两个多月的巡演，同台的都是名家，到各地又遍访了当地的名家。还有来上海，1974年在北京四省市汇演的时候，上海的同志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到上海来传经送宝。当时田连元就想，“我哪有机会去上海呀！”而现在，他真的就来上海了，但不是送宝，而是取经。
通过朋友介绍，田连元认识了上海著名的滑稽戏编剧王辉荃先生，通过王辉荃，又见到了著名的滑稽戏演员童双春先生。田连元向他们说明了此次来上海的目的，又介绍了本溪艺术团的现状，以及改革创新、寻找新路的想法，所以就到他们这儿来学习，还想把他们的本子带回去，移植成相声剧，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听了田连元的介绍，上海的朋友很爽快，说，“行啊，可以把本子给你，没问题。晚上你先看看我们的演出。”
吃完晚饭，在王辉荃先生的陪同下，田连元来到剧场。
此时上海的滑稽剧团正在上演滑稽戏《甜酸苦辣》，这个剧描写一家针织厂的青年工人，在电子提花试制小组组长玉兰的带动下，为实现针织行业电子化饱尝各种甜酸苦辣，终于苦尽甘来取得成功的故事。
田连元生在长春，长在天津，工作在本溪，尽管走了很多地方，学过不少的方言，但还是听不懂上海话。而上海的滑稽戏不仅是上海话，还多是上海的方言。田连元坐在那儿，如同洋鬼子看戏，傻乎乎地看着上海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田连元皱起了眉头，心想，坐在家里一厢情愿地瞎想，可实际情况完全是两回事。这个戏的本子即便拿回去，怎么演呢？用上海话？谁会说？谁听得懂？没人听得懂你还演什么演啊？用北方话，还有戏剧效果吗？
但不管怎样，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先把能做的做了。于是田连元在看戏的时候，拿出笔和本，把每场戏现场演出的背景画下来。大致什么位置，用的什么材料，什么颜色，什么位置，画成舞美设计的草图。
上海的朋友慷慨大方，把这个滑稽剧的现场录音和剧本都给了田连元。田连元再三表示感谢，带着这些东西，也带着迷惘，回到了本溪。
回到本溪之后，田连元担心的问题全都出现了。团里没有人能听懂上海话，听不懂上海话，就没法按照录音来改本子。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田连元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毕谷云先生。
毕谷云就是上海人，他比田连元大十来岁。他自幼学习京剧，先后拜徐碧云、荀慧生、梅兰芳为师，还跟方传芸学习昆曲。1958年的时候，年仅28岁的毕谷云就已经是北京红星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20世纪60年代，他响应中央支边号召，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本溪，组建了本溪京剧团，并担任团长和领衔主演。“文革”中京剧团解散，他也和田连元一样进了“战校”，再后来也和田连元一样下放到了农村，直到本溪京剧团恢复，他才重回舞台。
田连元找到了毕谷云先生，说：“我到上海去了一趟，拿回来一个滑稽戏的本子，还拿来了他们全剧的录音。但是这个录音我们听不懂，就得麻烦您了，能不能把上海话翻译成普通话？”
毕谷云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田连元在毕谷云先生的家里，摊开剧本，打开录音机，开始翻译。听一句，毕先生给翻一句，田连元记下一句，就这样，一句一句地把这一部戏全都翻译过来。
可是，问题又来了，人家用上海话是包袱，用普通话说就是大白话了，很平淡，清汤寡水，味道全无。
于是田连元便按照这个剧本的剧情，按照人物的性格特征，按照人物规定情境的对话情绪，又重新创作一遍，包括重新设计包袱。改完后，又去找舞美队长宋毓敏，把他现场画的舞美设计图交给了他，宋毓敏有看不懂的地方，田连元就给他讲解。
田连元说，“这是我在演出现场画下来的，不专业。”
宋毓敏看了说，“画得不错，你一定画过画，不然，这舞美的线条和比例，画不了这么清楚。”田连元当年在天津南市的时候的确学过画画，但那是一时兴趣，画的是烟盒上的京剧卡通人物。不过，也许因为那点训练，对线条和比例的感觉还是有所帮助的。
田连元又跟他详细解说一遍，宋毓敏表示：“行，我看懂了，我可以按照这个东西来制作。”
宋毓敏是个非常优秀的舞美设计师，没用多久，这几个场景就都做出来了。而且还是活动组合，可以通过摆放、拆卸，组合成很多样式。后来他的这个舞美设计在辽宁省戏剧舞台美术比赛中还得了奖。
普通话翻完了，剧本改完了，舞台布景做完了，演员也选完了，于是就开始排练。田连元做过《江姐》《小二黑结婚》的副导演，又亲临上海学习了这个剧目，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导演了。
参加排练的演员一共才八个人，这几个人既有戏剧演出经验，身上又有曲艺细胞，毕竟是戏剧嘛，表演起来要有幽默感。田连元要求他们，要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和剧情的发展，充分发挥。这样，反倒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大胆设想，对戏过程中，不时冲撞出即兴的火花。而田连元则根据自己在上海观看滑稽戏的现场感觉，不时调整演员在舞台上的位置。
《甜酸苦辣》这个戏排成后，首场演出便是下部队，到本溪县小市给驻军战士演出。演出非常成功，战士们乐得前仰后合，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戏。
演出成功，田连元有了底气。于是就带着这个戏进了沈阳。在沈阳中街大舞台一连演了十几场，场场爆满。
这个戏，语言风趣，场面热闹，包袱不断。当全体演员上台谢幕的时候，台下的观众恍然大悟：“折腾这么欢，闹了半天台上就八个人啊!”
沈阳的演出，反响很好，甚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菲同志也亲自到现场观摩。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省剧协的主席、副主席，以及省文联的同志。
看完戏，文菲当即对省剧协和省文联的同志说：“明天你们开个座谈会，研究研究田连元导的这个戏，看看就这七八个演员怎么就能把观众给闹得这样！你看看这观众，情绪高涨，笑声不断。为什么我们的剧本写出来没有这个效果呢？研究研究，什么原因，找找差距。”
文副部长的指示，省文联和省剧协的同志立刻落实。于是第二天，省文联就召开了《甜酸苦辣》座谈会。谈论中，大家谈了这个戏的结构，也谈了这个戏的特色，认为这个戏既不是话剧也不是歌剧，之所以能这样受欢迎，就因为它反映了现实生活。它既有曲艺相声的特色，还带着上海滑稽戏的特点，这种改编和移植是成功的。
会上还请田连元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剧产生的过程。田连元介绍完，与会的同志很惊讶，说：“你这个说评书的，居然能移植剧本，连舞美设计，再到导演都一肩挑，还排出来了，还成功了。看来你们评书演员不简单啊。”
受到表扬，田连元自然挺高兴，但心里也有苦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剧团改革，人员变动，要想生存下去，就得自寻活路。
接下来，田连元又和上海联系，从他们那又移植了几出滑稽戏，其中有《我肯嫁给他？》《出租的新娘》等。
这一段时期相声剧的排练和演出，锻炼了演员，也锻炼了田连元，使得他从编剧到导演，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田连元也体会到，要想生存，就得改革，就得求变。这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