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闲平地起波澜——一个莫须有的人命案
海城地震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7月28日，中国又发生了惨烈的唐山大地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唐山便被夷为废墟，24万人罹难。
但是，更让世界震惊的是中国政坛的大地震：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全国人民热烈庆祝，欢欣鼓舞。尤其被压抑了多年的文艺界，终于扬眉吐气，一大批过去被批判、被定为毒草的优秀文艺作品，纷纷被重新搬上舞台，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溪歌舞团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为文艺的春天，为自己的艺术事业大拼一场。
本溪歌舞团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提出要排练歌剧《江姐》。《江姐》这出歌剧，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尤其其中的唱段，没有一定的歌唱功底是难以驾驭的，像本溪这样的市级歌舞团，组建时间又不太长，能把这样的歌剧排好吗？
其实大家不必担心，当年的本溪市歌舞团真的是人才济济，完全具备这个实力。他们首先通过关系找到《江姐》的剧本和总谱，又到沈阳数次观摩沈阳歌舞团排演的《江姐》。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本溪歌舞团导演丁彦臣原先就在空政歌舞团工作，曾参与了歌剧《江姐》的排练，“文化大革命”中从北京下放到本溪歌舞团。
丁彦臣接下任务便开始搭班子、选演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丁彦臣竟然提议让田连元给他做副导演，而且歌舞团的领导居然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对此，田连元不能不有压力了。毕竟，他是说评书的，曲艺范畴的事，他可以当仁不让，可是戏剧范畴的事，毕竟还是外行啊，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尽管在桓仁下乡的时候演过样板戏，但那也只是当个演员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说你不行，那你说谁行？排练歌剧《江姐》，对本溪歌舞团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既然都是第一次，那就大家一起来探索，一起来学习。
领导支持他，导演信任他，田连元没法推辞。他喜欢挑战，愿学新事物，敢闯新领域。但是，他知道，迎接挑战，不是蛮干，不是胡干，不是乱来，那么就要学习。
田连元做事，从来都是扎扎实实，不打无准备之仗。上任伊始，他便收集和借阅有关戏剧尤其是歌剧方面的书。特别是像文艺界最推崇的《布莱希特选集》、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等，这方面的论著和文章，他都认真阅读，还做了大量的笔记。
因为同在一个城市，田连元也常常接触本溪话剧团的那些演员，那些人常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挂在嘴上，神圣得不得了。田连元想，我何不也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大神请出来，看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什么“货色”？
于是他到图书馆找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厚厚的四大本。淡绿色的书皮，淡雅而大气的装帧，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别看田连元小学没毕业，但他硬是把这部被文艺界视为最高权威的体系啃了下来。读过之后他感觉，这个体系也没那么神秘呀。
在西方的戏剧体系中，他们把艺术表演分成了“体验派”和“表现派”，田连元大不以为然，他觉得评书不能这么分，评书艺术必须两者兼而有之，既要有“体验”，又要有“表现”，体验为了真实，表现为了生动。说书人和小说家相似，和演戏不同。一部戏里，演员只要演好一个人就行。作家不行，他要把书中的所有人物都写活了。李默然在电影《甲午风云》中，把邓世昌演活就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得把几百个人物都写活才行。说书人在一部书中，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流氓恶棍，都得认真研究，每个人的功课都得做到，既得有体验，也得有表现，缺一不可。
田连元还把当年王铁夫给他列的那几本书找出来，像《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盖叫天的京剧艺术》《程砚秋论京剧旦角表演》《萧长华谈京剧丑角艺术》等书，重温一遍，有了这些理论垫底，田连元的底气便足了。
田连元密切配合导演丁彦臣，而且还把自己多年来的舞台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他很注重细节，到前进歌舞团学习的时候，别人都注意自己的角色，而田连元不但把握宏观，更注重每一个演员表演的细节，而且把这些细节，恰当地用在了指导本团的演员身上，使得这出戏更加完美。
《江姐》排出来了，在本溪市人民文化宫连演了五十场，场场爆满，可谓盛况空前。人们对本溪歌舞团能排出这样高水平的大型歌剧赞不绝口。
《江姐》演完，原班人马又投入了《小二黑结婚》的紧张排练中。田连元依然是副导演。
这时，由于歌剧《江姐》的成功，田连元觉得，自己正在艺术的道路上成功转型，似乎今后就可以不用再说评书了，转行当导演也不错，而且在导演《小二黑结婚》的时候，他已经轻车熟路了。
然而导演的这条路，却因为又一场意外事件而没能让他继续走下去。
怎么回事呢？
原来，“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不能让那些在“文革”中犯下罪行的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没有任何说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在1978年的时候，上上下下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还原会”。这个“还原会”和后来的清理“三种人”还不一样。所谓的“还原会”，就是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重新搬出来，捋清脉络，谁是打砸抢分子，谁坑了人、谁害了人，分清责任，得出结论，严肃处理。
本溪曲艺团在“文革”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死了人。田连元是当时曲艺团的团长，于是便有人揭发说，这死人的事和田连元有关系，但也有人说没关系。那么究竟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事儿就得在“还原会”上搞清楚，把当时的情景一样一样还原了、再现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这死人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本溪市曲艺团有一位急先锋，他成立的战斗队叫“尖兵战斗队”，隶属于一个大一点儿的造反派组织“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因为背后势力比较大，所以他们不但夺了曲艺团的权，还夺了市文化局的权。其实这位“尖兵队长”也是说评书的，平时此人挺老实，少言寡语，但“运动”改变人，他一反常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站前曲艺厅批斗田连元，要给田连元戴高帽游街的就是他。
但是世事多变，后来他的那个“尖兵战斗队”成了反革命组织。至于为什么，谁也不清楚，都是上面定的。于是他作为“尖兵战斗队”的头儿，就被看管起来，接受审查，接受批判。没过几天，又把他放了，恢复了他的自由。
1968年农历七月，正是盛夏时节，天气炎热，酷暑难耐。也许被关了几天，身上难受，出来后，“尖兵队长”便一个人来到太子河洗澡。他把衣服脱在岸边，手表也摘下来放在那儿，便向河里走去。走到及腰深时，一个猛子扎下去，再冒一下头就又下去了。后来岸边有人发现他没上来，知道事情不好，便开始喊人救人，最后在下游的桥下把他的尸体打捞上来。
当时田连元和曲艺团的书记正在文化局举办的中层干部学习班学习，地点就在儿童乐园里那座小红楼的楼上。
听到这个消息，田连元和书记赶紧坐车赶回曲艺团，接着又赶到了医院，看到了“尖兵队长”的尸体。于是田连元就跟两派造反派组织说：“死了人不是小事，赶紧到公安局报案。”
但是当时的两派组织谁也不想插手这件事，他们说：“是他自己洗澡淹死的，我们管这个事干吗？”但是在田连元的坚持下，两派组织各出了一个人，和田连元一起到太子河边做一些实地调查，又找了几个证人，做了笔录。晚上回到家里，田连元还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记在日记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
转眼十年过去了，谁也想不到会旧事重提，而且不是按照事情本来的真相提出来的，完全是杜撰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尖兵队长”的儿子在“文革”中也是造反派，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对他父亲的死因，他并不了解。出狱后，听到有些人的挑唆，便认为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开展“还原会”的时候，在某些人的撺掇下，上访到市文化局，说他的父亲在1968年被曲艺团的当权派挟嫌报复，一顿毒打之后，被逼跳了河。
人命关天，市文化局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把田连元和当年曲艺团的相关人员召回来，开起了“还原会”。
其实在“文革”中，造反派中派系复杂，恩恩怨怨扯不断、理还乱，召集来的人全是“尖兵队长”那派的，而站在田连元立场上的人根本没找。“尖兵队长”那派的几个人一口咬定说，“尖兵队长”是在关押期间被某些人毒打了，而且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忍无可忍跳河自杀。因此，作为曲艺团的领导，田连元必须负责任。
对此，田连元非常气愤，这简直是罔顾事实，胡说八道。他反驳说，谁都知道，“尖兵队长”是会游泳的，还参加过游泳救护队。按常理，会游冰的人想要在水里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死的时候，田连元到医院看过，他身上根本没有伤痕，怎么能说遍体鳞伤呢？
但是，那派组织的几个人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一口咬定，他的身上就是有伤。田连元有口难辩，他想起当年岳飞那“莫须有”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原会”一连开了好几天，那阵势，好像这件事不在田连元身上坐实誓不罢休。
委屈和愤怒，让田连元无法解脱，也无人述说。每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就喝闷酒，借酒浇愁，以酒泄怒。田连元问自己，难道自己的人生又一次陷入绝境？本来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却硬要扣到自己的头上，这回他明白了什么叫无妄之灾，什么叫飞来横祸。人生啊，为什么这样难？你只想干业务，不想整别人，可是别人却来整你；你一心只想走艺术之路，可偏偏这艺术道路充满了坎坷；你已经小心翼翼了，可还是会节外生枝！
他想起父亲那一辈老艺人，他们多好啊，只要说好自己的评书，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瓜葛，没有那么多的麻烦。田连元向往那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生活。
苦闷中的田连元在家里翻看自己的日记，突然他想起来，十年前“尖兵队长”死的那天，他曾详细记下那天的所有情况。这十年中，田连元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从下乡到回城，几次搬家，烧掉了很多东西，也丢掉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日记却一直保存完好，一页都没有丢。
于是田连元赶紧找出那一年那一天的日记。瞬间，他如释重负，这篇日记不但记得非常详细，而且还有证人的姓名和证人的住址。
找到日记，田连元心里有底了，他没有急于展示，而是沉着镇定地把它带在包里。既然那些人极力想把这台龌龊的戏按照他们的想法演下去，那就让他们再继续表演一段吧！
接下来，“还原会”又开了两三天，就在专案组对那些伪证信以为真的关键时刻，田连元出示了自己的日记。他对专案组的同志说：“我的这篇日记是当年记的，不是伪造的，经得起科学验证，经得起时间考验。它可以证明我的清白！”说完，田连元当场宣读了这篇日记。读完之后，整个会场哑然无声。
这篇日记让那些人措手不及，他们没想到田连元会拿出这么个杀手锏。会议的风向立刻转了，甚至他们营垒内的人也偷偷告诉田连元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尖兵队长”这个事件，把田连元整倒，最起码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谎言终归是谎言，轻易地就被一篇日记所戳穿、所击溃。
专案组的同志埋怨田连元：“有日记为什么不早点儿拿出来？”
认认真真、严严肃肃地折腾了好多日子，结果却子虚乌有，专案组岂不白忙一场吗？所以专案组在不可否定的事实面前，又转了一个角度，他们说：“我们相信你记的都是事实，也作了调查，你记得没错。那个人的死虽然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作为当时的领导，还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个起码的认识你应该有。这样吧，你写个检查，就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也好结案，对上面也好有个交代。”
虽然真相大白，但田连元还是有些后怕，因为在那个人心不古的年代，不知何时、不知何事，就会让你厄运缠身。假如没有这篇日记，假如自己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假如在农村厄运中把日记烧掉，那么今天就会难逃一劫，冤了也就冤了，倒霉也就倒霉了，人们大都明哲保身，有谁会挺身而出为你说句公道话呢？
至于专案组的态度，田连元有些想不通。他认为“尖兵队长”的所作所为，后果应该由他个人承担。虽然当时自己是领导，但在那个动荡年代，领导也是靠边站，能左右得了什么呢？为什么还要我来写检查？
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这时，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化部要搞一次全国性的文艺调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文艺盛会。文化部点名要调田连元的节目进京参演。
文件到了本溪市文化局，文化局艺术科的人把这个文件放在桌子上，恰巧被“尖兵队长”的儿子看到了。此时他在本溪的一家小厂里当采购员，常来文化局上访告状。看到文化部要调田连元进京参演的文件，便借进京采购的机会，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文化部的大门口，说田连元有一条人命，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进京参加调演呢？
看到大字报，文化部马上责成辽宁省文化厅立刻查清事情原委。省文化厅也立刻询问本溪市文化局，田连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田连元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这个人怎么能毫无根据就胡乱栽赃、置人于死地呢？我何德何能，算个什么人物，居然大字报进了北京，贴到了堂堂文化部的门口？
田连元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去省文化厅找厅长和相关领导，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拿出日记。于是省文化厅的领导问本溪市文化局：“你们认为田连元有问题吗？有确凿证据没有？”
本溪市文化局的领导回答：“没有证据。”
省文化厅的领导说：“如果没有证据，那就让他到北京去参加三十周年国庆文艺调演吧。”
文化局专案组的人不得不同意，但他们还坚持说田连元应该写一份检查，交了检查，就可以买票进京了。
田连元想，这怎么像做生意一样啊，成了条件交换？田连元长叹一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不是怕误了进京参演，田连元无论如何也不会写这个检查的。
于是田连元连夜写了一份检查，其实，这哪里是检查，而是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语带讥讽。第二天早晨，田连元把检查交给他们，他们好像完成使命一样松了口气，说：“好了，你可以买票走了。”
田连元到了北京。接站的北京同行见到田连元，神秘地问道：“田先生，您怎么了？”
田连元故作不解状，反问道：“什么怎么了？”
“你的大字报都贴到文化部的大门口了！”
田连元淡淡一笑，说：“那又怎样？我这不是来了吗？”
接站的人也笑了，说：“也是啊！”
在这次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文艺调演中，田连元表演的评书段子《贾科长买马》，获得了文化部的二等奖。这个奖货真价实，含金量很高，因为评审团的团长是贺敬之，评审团有100人。而且，那个时代的评审是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完全从艺术出发的。
田连元很看重这个奖，尽管他得过许多全国曲艺汇演的一等奖，但他都没挂，而是把这个二等奖挂在墙上。为什么？因为这个奖承载了他太多的情感，既有痛苦和无奈，更有事实澄清之后的轻松，还有他对人生对人性更深刻的认识。这个奖状可以时刻提醒他，人就是要时刻迎接各种考验和挑战，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后来组织上对那位“尖兵队长”的死也作出了结论：此人非自杀，此人之死和田连元无关。
于是田连元找到文化局郝局长，说：“我的档案里的那个检查，你得给我抽出来，那是为了上北京参演，违心写的。”
郝局长瞪了一眼田连元，说：“我看过了，那叫检查吗？那是翻案书，放里吧，没什么影响。”
这一场折腾，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所写：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田连元读起这诗，仿佛就是在写自己一般。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但无论放谁身上，都不能不心有余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