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把艺术做到极致

4.问渠那得清如许——把艺术做到极致

中国是文明古国,对人有很多的尊称,这些尊称中,最让人看重的是哪一个呢?毫无疑问,是“先生”。

何谓先生?古人说,“先生长者,有德之称。”韩愈在他的《师说》一文中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希望先闻道的人要去“传道授业解惑”,帮助那些尚未闻道的人。所以,先闻道的人便是先生,后闻道的人便是后生。我们现在把教书的人都称为老师,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都是叫教书先生的。把教书的称为先生,自然是因为他“传道授业解惑”,受人尊敬。

在旧社会,演艺界的从业者,社会地位不是很高,演员被称为戏子,下九流,也有称伶人、优伶的。但是却把说书人,称为“说书先生”。

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的多啊,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历史知识是从评书中来的。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善恶标准,他们的忠奸尺度,也大都是从说书先生那里得来的。所以,他们给了说书人和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一样的称谓——先生。

田连元最清楚这一点,他最看重“说书先生”这个称谓,他一生都要求自己,要对得起“先生”这个光环。

在田连元看来,评书不仅仅是讲故事,评书还承载着“高台教化”的职能。所以,作为一个说书人,必须始终向观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人生观。

有一首评书开篇词这样写道:

说书讲古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个“方”,就是端正,就是劝人行为要端正,为人要正派。“走中央”就是要走正道,别走歪门邪道。所以说,评书是有使命的。尤其在今天,在世风不古、人心向利的时候,说书人更要向观众传递一种正能量,传递时代的主旋律。要宣讲和彰显的是仁义忠信孝慈善美,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让听众分清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要歌颂民族英雄,要谴责乱臣贼子。更要敢于向低俗说不,向见利忘义说不,让观众在听故事看表演的过程中,接受“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这正是说书人肩上的责任。

有人这样评价田连元:“田连元先生无论是现代评书还是传统评书,都有着浓浓的英雄气、爱国情。从作品看,田先生的评书都在传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在田先生的评书中,爱国主义题材占了很大部分,比如《杨家将》,所传达的忠烈爱国思想影响了一代人。他总是能够将核心价值观巧妙融入评书艺术之中,然后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取得感化人心的效果。”

这位专家的评价可谓中肯。

把说书人称为先生,是先生,就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做学问。

拿中国的汉字来说,比如大学校长,学问大不大?比如领导干部,学问高不高?但他们也还是难免读错字。比如某位省长,是位法学博士,在念稿时把“滇”缅铁路读成“镇”缅铁路。还有一位名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博士,把“鸿鹄之志”念成了“鸿浩之志”。

这样的事情一经公开,立刻舆论哗然,除了有人嘲笑之外,更多的人是感慨中国字太多了,学起来太难了。有人说,你勤查字典不就解决了吗?不是,小时候老师就这么教的,记忆中这就是对的。如果是生僻字不认识,可能还会去查查字典,以为认识的字,谁还会去查呢?于是就永远错下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时候学错了,长大以后就是想纠正也很难,因为第一印象在脑子里生根了,你无论怎么纠正,也很难记住了。

所以,对田连元来说,他把说评书当成做学问,第一就是要把读音弄准了。

田连元从艺六十多年,创作、编写、整理、演出,播讲长、中、短篇评书100余部,达几百万字,涉及的古代人名、地名以及生僻字难以计数,但他每个字都去较真,可谓较真了一辈子,敬业了一辈子。

比如田连元的评书小段《口令》中说到韩复榘,这个“榘”字,很多人读作“渠”。而在田连元的评书里,他读的就是“举”,非常准确。再比如,科举时代的乡试第一名叫解元,很多人读成“谢”,而真正的读音是“借”。这些细微之处,如果不格外小心,对一个常在河边走的说书人来说,难免有湿鞋的时候。

田连元常说,“说书人的肚子,杂货铺子”,这是过去老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因为说书人要说人生、说社会、说古今兴亡成败之理,说社会人情,说习俗风范,凡与此有关的知识,说书人都应该知道。还有像逸闻趣事、寓言传说、乡俗俚曲,说书人都要涉猎;还有各种才艺,歌舞弹唱、琴棋书画……虽不能样样精通,但也要知其要领,不但要说得明白,还要观众听得清楚。

人非生而知之者,怎么办?你就得学习,就得研究,甚至像大学教授一样,去研究,去考证。

在说《隋唐英雄》的时候,虽然故事主要源于小说《说唐》,但改编成评书时,田连元还是往信史上靠。在讲评书《水浒传》的时候,田连元光前期准备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研究了很多相关资料,包括《宋史》、宋人笔记,以及名家的说法。他既参照民间的传说故事,也参照专业学者的水浒研究,包括对《水浒传》和人物的评论。

比如田连元在说《水浒传》的时候,说到武大郎卖“炊饼”,他就想,为什么叫“炊饼”,不叫蒸饼,不叫馒头,不叫花卷呢?于是他就翻书,就找资料,还真的就找到了,原来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名字叫赵祯,“祯”的读音类似“蒸”,所以为了避御讳,就把蒸饼叫作炊饼了。

再比如《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白日鼠白胜挑卖白酒,军汉们买来解渴。白酒怎么可能解渴呢?田连元还是反复查找资料进行考证,于是得知宋代的白酒是手工作坊的白酒,度数极低。而六十度的蒸馏白酒则是到了元代时才有的。所以,宋代的酒是可以用来解渴的。

还有《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及时雨”宋江好理解,但是“旱地忽律”朱贵就不知所云了。“忽律”是什么?施耐庵可以这么写,可是评书不能这么说,你得告诉观众,什么是忽律才行。田连元经过考证,“忽律”其实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就是旱地上的鳄鱼,说这个人像旱地上的鳄鱼,很凶残。

因为田连元是以做学问的姿态来说评书的,所以即便是在和北大教授商榷的时候,也是底气十足。电视评书《杨家将》让田连元享誉京城,同时也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比如北大的吴小如、吴晓玲两位教授,就在报纸上撰文和田连元商榷。针对吴晓铃把评书《杨家将》看作西河门绝活的观点,田连元写道:

吴先生在文中最后提到《杨家将》属于西河大鼓说唱门户,此见不敢苟同。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了《杨令公》《五郎为僧》的话本(见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宋末元初人徐大绰《烬余录》中也说当时民间已有了《杨家将》话本,就是在《杨家将》正式成书时的明万历年间,西河大鼓这个曲种也还远远没有形成。虽然我也是西河门中人,但不敢把历代说话艺人的传世之作,窃属本门所有。

这篇文章一登出,不仅评书界,就是学界也是赞佩有加。

说评书离不开编故事,但编故事不应该是没有根据的胡编乱造,而是要根据史实,对旧评书进行改编。

比如说,在传统评书《杨家将》中,没有“澶渊之盟”的情节,但这是宋代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田连元因为读了《宋史》和《资治通鉴》,感觉这一事件对北宋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所以田连元在他的评书《杨家将》中,就把这段历史加了进去。

再比如,田连元还对《杨家将》老本子里的“三关”进行了考证,把原书中的“雁门、平型、宁武”三关改为“高阳、瓦桥、益津”三关,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了以讹传讹。

他还有对评书中一些不合情理的段子,给予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评书《刘秀传》,其中有一段刘秀跨虎登山,逃脱敌兵追赶的故事。传统评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或者说有点神话故事的成分。但是在田连元这里,则剔除了神话的部分,在不改变原故事的基础上,给予合理的解释。他说,刘秀跳崖是砸在斜生悬崖边的小松树上,然后骑着松树落下来,又砸在涧底的虎屁股上。刘秀与枝叶藤蔓缠绕在一起,惊虎不及辨认,慌忙蹿到山梁上头,恰遇追捕刘秀的申屠宝儿等人,它吃掉跑在最后的头领申屠宝儿。余下士兵为免遭责罚,编出刘秀跨虎登山,神虎吃掉头领以示惩罚的神话来。其实刘秀并没让老虎驮走,他还在崖底下呢。这样的创作,合情又合理,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北京电视台《光荣绽放》栏目记者在访谈田连元时,称田连元为“较真的批判主义者”。说田连元从来不去迎合,绝不人云亦云,别人都说好的,他不一定认为就是好。别人说不好的,田连元则要自己辨别之后才能表态。田连元认为,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但是中庸之道不等于不批评,不是没有是非。

他在为电视剧《水浒传》做艺术顾问的时候,常常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在电视剧上演之后,还对剧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表示遗憾。在别人的一片赞扬声中,他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提出批评,他对《水浒传》中某些演员的表演就认为有不到位的地方,并指出了他们的不足。

田连元在舞台上,可以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可是在台下,却少言寡语,即便是开会发言,也是三言两语。可是在2015年本溪举办的《“本溪评书”传承与保护论坛暨田连元先生从艺六十周年》研讨会上,田连元第一次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可以说,这些话,是他集六十年之经验,对评书艺术的理论概括,也是肺腑之言。他说:

让我谈感言,真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从昨天展览开幕,到今天座谈会,给我的感觉有点诚惶诚恐。我听到的都是一片赞颂褒扬之词。听得我呀,心跳加速,血压增高。我没有大伙说的那么好。

如果非要我说说感言,那我就谈谈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只能说是对评书艺术的感受,因为评书已经说了六十年,不能说没什么感受,要那样,这智商也太低了。

我感悟评书艺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是门干到老学到老永无止境的艺术。我感受到评书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它的深奧体现在千古兴衰、人间百态、上下纵横、哲思真理,无所不有,探索终生,不见终极。这一点虽然我感悟到了,但我没做到,在这里说出这个感悟,提供给后来的从艺者,继续努力,接力前进。

我感悟的评书艺术第二个特点,是它传承千年,有群众基础。两千年的历史,从形式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一个人在那说、演、表述故事,历朝历代朝代变换,但评书的形式却依然故我,没什么变化。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这种形式,有群众基础,群众喜欢。喜欢的原因是它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分忧解愁,形式简单,易于接受,内容广泛,爱听受看,它能使人们在劳累后得到些轻松;在苦闷里找到些快乐;化解愤怒的情绪;弛缓不平的冲动;在听书中增长历史知识,在历史知识里总结人生智慧。

我感悟到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种高台教化的艺术,在历史的变化中,说书人向观众传递的始终是社会正能量,时代的主旋律。明朝的大说书家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曾说,说书艺术要“辨性情,考方俗,洞悉万物,不与儒者背道……”就是说要说好书,得分辨清人物性格,还要懂得各地的风俗习惯,得明白世间万物,更重要一点是不要与儒家背道。所谓儒家背道即当时明朝还没有马列主义,人们尊崇的正能量就是儒家的思想道德,所以不能违背。评书所传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都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不相悖离,它宣讲的和彰显的是仁、义、忠、信、孝、慈、善、美。说历史书歌颂的是民族英雄、忠臣孝子,说武侠书赞誉的是侠客义士、除暴安良。让人们在听故事看表演的过程中接受“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

我感悟到评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她与中国文学同脉承袭,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有三部是先有“说书话本”,后有的文学作品。从唐人小说到明代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话本小说,以至清朝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书,都与说书有着密切联系。

我感悟到评书的第五个特点,即很多文艺形式的母体和载体,因为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总得有故事、有情节,就是现在的动漫作品也得有故事、情节呀,评书就是最讲究故事、情节的。它又是门非常讲究语言的艺术,诗人杜甫不是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评书演员也应有这种精神。有的记者采访问我:“评书会不会灭亡?”我说:“只要人还说话,它就不会灭亡,因为它是语言艺术。”

我感悟到评书的第六个特点,是它艺术本身的特点,或叫作艺术个性,没有个性特点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评书的特点是一个人的艺术,简单地说,是“想象艺术”,这是跟其他任何艺术都不相同的。评书凭着一个人的表演、语言、形体动作、个人气质、知识积累,把大家带入规定情境,去营造艺术的真实,这是一种美学,想象之美。

这是我六十年从艺过程中感悟出来的,也是我想做而又没做到的。

我想到今后不定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个较理想的人物,往那一站,形象好;一说话,声音好;一讲,知识丰富;一论,见解独到。抬手投足,引人入胜;一颦一笑,富有魅力。这就把一个人的艺术做到了完美、极致。遗憾的是,我远远没有做到,我的声音并不太好,我的形象也不动人,其他诸多方面都有差距。我总结自己,就是因陋就简,将将就就干了六十年,悟出这些想法供给从业者,向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谢谢各位。

田连元的话,是对评书艺术的总结,更是对说书人的寄语,可谓弥足珍贵,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