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百炼始成钢——艰难的学艺之路
天津的演出结束了，父亲带他来到了天津的小站。
小站虽小，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十分出名，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督练的“新军”就在小站。可以说，小站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诞生地，更可以说，中华民国的几任大总统，大都是从小站走出来的。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学艺首先就要吃苦，只有能吃苦，艺才能精，没有捷径可走。“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这是父亲经常对田连元说的一句话。
父亲很注重对田连元进行基本功训练。学三弦，就让他练基本功，一天至少要练两三个小时，而弹的就是一段既简单又乏味的曲子。
田连元是个听话的孩子，尽管心里不愿意，也得坚持。有个词叫不厌其烦，其实对田连元来说，面对这样的枯燥练习，那是深厌其烦。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夏天练弦子功，时间还要加长。父亲总是说，“夏练三伏为了长功，冬练三九为了不抽功。”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天降大雪，父亲也让他穿好棉衣，提着三弦，到院子里练去，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练出硬功夫来。
为了不把手冻僵，田连元把那几句简单的音节，不断加快弹奏。可那毕竟是三九天，最后手冻得失去了知觉。父亲便叫他把手插入雪堆里缓一缓，再接着练。还告诉他，自己当年就是这么练的。幸运的是，田连元的手不但没有冻伤，耐寒能力还实实在在地加强了。
为了让田连元弹三弦时保持端正姿势，父亲还在弦鼓上面放一杯水，弹时水不洒才行。为了练习上手的灵活，练习时便只用下手弹、挑，而上手放下，只用下手臂压住弦鼓，而大拇指、食指还要不停地弹动。
这些方法其实也不是父亲发明的，那时的民间艺人，都是这么练的，一代传一代，就这样传下来了。
练三弦是这样，练说书也如此。
说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嘴皮子得利索，怎么才能利索？练啊。
父亲说，“口齿不清，观众难听。不知所云，钝刀杀人。”你连吐字都不清楚，观众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在田连元看来，这嘴皮子功夫，比弹三弦可难多了，不仅用嘴，得用心用脑去背。
说书人的背诵是真功夫，真功夫靠的就是实打实地练。田连元学的那些小段儿，哪一段都有几百句，父亲要求他，要背得如行云流水，无论台上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准忘词儿。
父亲让田连元每天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练习绕口令，练习各种赞赋。比如“黑袍赞”“白袍赞”“美人赞”“枪赞”“剑赞”“刀赞”“鞭赞”……父亲说，“不能絮烦，这叫童子功。小时不练，大了你就练不了了。现在练会了，一辈子忘不了。”父亲说得有道理，小时练的那些赞赋，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田连元照样张口就来。比如《鞭赞》：
提起这把鞭，
乃是滨州铁，
老君炉内打，
老君炉内折。
折了打，
打了折，
打就二九十八节。
打山山就崩，
打地地就裂。
打虎虎就死，
打龙两半载。
打在人身上，
筋断骨头折。
……
再比如《坏人赞》：
见此人，真奇怪，
文生巾，头上戴，
正按美玉无比赛。
大红袍，身上穿，
上绣牡丹人人爱。
手拿折扇乱摇摆，
抖抖擞擞从心里帅。
面如纸，刷拉白，
贪色过度气力衰。
短眉圆眼歪鼻梁，
满嘴小牙长朝外。
从小做事蔫毒损，
人送外号“胎里坏”。
……
像这些东西，都要死记硬背。一共能背多少呢？有一千多首吧。田连元说：“都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背了一千多首，也应该成为大诗人了。可惜我背的是赞赋，没成诗人，却成了艺人。”
除了背赞赋，父亲还教他短篇唱段，比如《单刀赴会》《白猿偷桃》《三顾茅庐》《华容道》《战长沙》，等等。学这些段子是为了让他学会辙韵规律，哪个唱段合的是什么辙，押的是什么韵，这样在说长书的时候，就不会跑了辙、偏了韵。
比如《华容道》，唱词的开头是这样的：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周公定下一条火攻计，
诸葛亮借东风才把曹操的战船烧。
……
从末句的平仄声中可得出此段押的是“遥条”辙。
再比如《单刀会》：
冬走浮凌夏走船，
鲁子敬摆宴在江边。
差派黄文把书下，
下在了荆州地夫子爷的画前。
关平捧书圣贤爷看，
朗朗大字写在上边。
……
这是“言前”辙，也有人叫它作“天仙”辙。
再比如《三顾茅庐》小段：
大风起兮云飞扬
斩蛇起义汉高皇。
统续绵延四百载，
传流到汉献帝颠倒纲常。
曹孟德占天时自称魁首，
孙仲谋得地利独霸长江。
大树楼桑汉刘备，
桃园结义遇关张。
……
这里押的是“江洋”辙。
通过背诵这些赞口，田连元不知不觉中便掌握了艺人的韵律、辙口。其实艺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个简单易记的办法。有一位叫刘庆长的老艺人就对田连元说：“十三道大辙，记它干什么？多费劲。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法儿，用十三个字儿就说全了。听着，‘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怎么样？一个字对一个辙。俏对应遥条，佳对应发花，人对应人辰……”
田连元一琢磨，别说，还真行，一句话解决了大问题。
父亲只要有时间，就给田连元详细讲解评书中常用的术语，像什么叫“定场诗”，什么叫“开脸儿”，什么叫“摆砌末”，什么叫“赋赞”，以及“操句”“串口”“关子”“扣子”，等等，讲得非常详细。
过去田连元听那些老先生闲聊的时候，这些词不时蹦进耳朵里，但具体什么意思，他还真的说不清楚。经父亲这一点拨，便恍然大悟。
父亲告诉他，“定场诗”，就是说书前，念四句诗，让观众静下来，知道你要开讲了，并且知道你要讲什么。如果有新的人物出场，就要把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特征交代明白，这叫“开脸儿”；讲述故事的场景，叫“摆砌末”；赞美书中人物德性、相貌或者风景名胜，念诵大段韵文，就叫“赋赞”；制造悬念，就叫“关子”或者“扣子”……父亲告诉他，这些方法，你一下子很难掌握，说书的时候，都要用，你细琢磨，慢慢学吧。
父亲终于让田连元正式上台说书了。
田连元清楚地记得，他人生正式登台的书场，就是这个津南小站镇“徐记书场”。
父亲给了他四五天的准备时间。说什么书，你自己定。
说什么呢？《杨家将》《呼家将》之类的书，说的人已经很多了，观众不会去听一个新手的演出。况且，田连元也清楚，自己说不过人家。想来想去，田连元想起了师伯刘起林说过的一部书叫《粉妆楼》，是《说唐后传》的一部续书，讲的是唐朝名将罗成之孙，玉面虎罗昆、粉面金刚罗灿的故事。这部书说的人少，听众一定会喜欢。
征得父亲同意之后，提前三天就在书馆贴出了海报，海报上堂而皇之登出了说书人“田连元”的名字。
有人会问，田连元不就叫田连元吗？
不是，田连元是他的艺名，本名叫田长庚。
九岁那年，田连元在咸水沽拜评书名家王起胜为师。拜师就算是从艺，从艺就要有艺名。起个什么艺名呢？一些人帮着起了好几个，但都不满意。父亲说，看来非得劳驾你师爷不可了。师爷，就是王起胜的父亲。
那时候，凡是江湖上的人，不论是干哪行的，都得拜师父，没有师父就没有家门，没有家门就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吃不开。就以说书人来说吧，在旧社会，如果没有家门，没拜过师父，就会有同行艺人进你书场内，用手巾把醒木盖上，把扇子横在手巾上。你若不服，就把你的这些物件一并拿走，不准你在此说书了。所以，对说书人来说，首要的就是要拜师。
师爷是一位清末秀才，有学问，虽然年纪不小了，可整天还是戴着老花镜，捧着线装书，苦读不辍。听说徒孙要他给起艺名，老人家高兴了，满腹经纶派上了用场。
老人家透过老花镜，看着田连元，问道：“你叫什么名啊？”
“田长庚。”
“都起过什么名字了？”
“有给起田连池的，可我觉得水太多；有给起田连俊的，可我并不俊。还有说叫田连润的……”
师爷笑了，说：“叫田连俊不行，你师爷辈里有个叫蔡士俊的，这犯了名讳了！”
师爷想了想，说：“你们的师兄里，天津有个张连仲，北京有赵连甲，还有个马连登，都是顺着科举这条线上来的，金榜连仲、连甲、连登。干脆，你就叫田连元吧，取连中三元之意。”
田连元一听，这名字叫着顺溜。父亲也说起得好，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中个进士、状元什么的，但在评书行当里，冲这名，也许能出人头地，可以赚钱养家了。于是，田长庚从此便有了艺名——田连元。
然而，虽然名谓田连元了，可是打进入书场开始，不但没有连中三元，反倒是失败连连。
那天，田连元忐忐忑忑地走上台，一边极力掩饰自己的心慌意乱，一边斜眼看了一下坐在身边抱着三弦的父亲。田连元深呼了几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极力去学以往看到的那些说书的老先生在台上气定神闲的样子。
田连元又扫了一眼台下，并不太大的书场里，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座位上只有九位观众，一个个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还有一位刚坐下就站了起来，回过头好像要等什么人。
今天是田连元说书之路的第一步，都说“好的开头便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对田连元来说，哪敢有半点奢望，成功与否，说好说坏，只能听天由命了。
终于，田连元开口了，脑子一团乱麻。多年以后，他回想自己第一次登台的窘相，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可见当时有多紧张。不过，他记得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到罗氏兄弟抱打不平，打死官军闯下大祸，官府调集人马捉拿凶犯时，田连元说道：“传令官手持令箭，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令字。”此话一出，田连元马上意识到坏了，手里拿的令箭才有多大？那上面写得下“斗大的令字”吗？
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评书何不如此？“说书一言，八马难追”，后悔也来不及了。田连元有些慌神，再看台下，本来就人少，还在不断地“抽签”走人……
终于，田连元把这场书说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垂着两只手，看着父亲。那意思就是告诉父亲，看着没，我让你失望了，我说我不行嘛。
回家的路上，垂头丧气的田连元鼓了鼓勇气，对父亲说：“爸，我干不了这一行。”
父亲回答得很干脆：“那你能干什么？”
一句话把田连元问住了。
父亲的话，真的如一声棒喝，让田连元心头一怔，“是啊，不说评书，我能干什么呢？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你能干啥？”
父亲看儿子的样子好可怜，便缓了缓语气说：“万事开头难。观众少不怕，不是还剩几位吗？说明他听进去了，说明你还有可取之处。只要你多登台，勤练功，肯定能行。”
父亲又安慰田连元说：“没关系，说着说着就有人听了，我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田连元知道父亲是在鼓励自己，可是光鼓励有啥用？自己不是那块料，再说下去，书场就剩咱爷儿俩了。
回到家里，父亲对田连元又是一番点拨。
那段时间，田连元度日如年，对剧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几场说下来，观众没有任何起色，最多十几位，少则三四位。也不知这三四位是不是闲得无聊，又无去处，便来这书场散心来了。不过，田连元还是谢天谢地，毕竟没有光把他爷儿俩扔在书场里。
田连元真的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越发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是说书的料，这条路对他来说，根本走不通。如果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会痛苦，会崩溃的。
可是，出路在哪里？
这时，田连元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他父亲的师傅马立元先生。
马立元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济南书词公会担任会长，并兼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书词训练班的老师，在山东曲艺界颇有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的山东快书《武松传》曾风靡全国，后来到中国曲艺家协会当了《曲艺》杂志的主编。
一年前，田连元在天津的时候，曾在报上看到一条“中国戏曲学校”招生的广告。田连元给这位师爷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田庆瑞是您的徒弟，您就是我师爷。我想报考中国戏曲学校，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很快，老先生便给田连元回了信，夸奖田连元说，“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是个有志青年。”他告诉田连元说，“戏曲学校的考期在明年秋季，届时你可来北京，住我家，我再与有关部门联系，到时参加考试就是了。”
田连元给马立元写信的时候，无非是一时冲动，并没有认真去想想考戏曲学校的具体事宜。可是现在，他的人生走到了死胡同，没法继续说书，唯有联系马师爷，报考“戏曲学校”这华山一条路了。
眼看戏曲学校招生的时候已经到了，可是马老师还是没有来信，看来自己要主动联系一下了。田连元赶紧给马老师写信。巧的是，信尚未寄出，马老师的信到了。
看到马老师的信，田连元好高兴，看来，马老师真的把自己的事放在了心上。
可是，信一打开，田连元如当头浇下一盆凉水。原来信是马老师的女儿写给田连元父亲的，信中说：“马老于今年夏季突发脑溢血不幸身亡，全家为此悲痛万分，如今丧事办完，正准备带其骨灰返回原籍河北南皮下葬……”
马老师的突然离世，让田连元不但悲痛和意外，同时也断了报考中国戏曲学校的念头。
就在田连元茫然不知所从的时候，小站文工团的导演范云对他说：“连元，不想说书，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你愿意吗？”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对田连元来说，这无疑是意外的惊喜。他忙说：“当然愿意了，可我怎么才能去啊？”
范云既是田连元的音乐老师，也是田连元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呢？
原来，天津人民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根治海河工程，每天都有十几万人来到海河治理工地劳动。为了给治河大军鼓劲，小站公社从各大队抽调一些能说拉弹唱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业余文工团，到海河工地慰问演出，田连元也参加了这个文工团。
范云是文工团的导演，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他为人和善，彬彬有礼，颇有风度。范云多才多艺，不仅拉得一手好二胡，而且笛子、唢呐、手风琴也样样精通。两人虽为初见，但很快便互生好感。
田连元暗想，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去考歌舞团，而来小站这样的地方委屈自己呢？
后来才知道，范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有“右倾”言论，虽未定右派分子，但却被强令退学。又因出身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就下放到小站劳动改造。不过公社倒也没有歧视他，很珍惜这个人才，成立小站公社业余文工团，还让他担任导演。
范云让田连元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田连元在乐队里弹三弦，兼在台上说山东快书。范云听了田连元的三弦弹奏，点头说基本功不错。他告诉田连元，音乐学院的三弦教授，三弦上的“铲头”镶的是象牙雕花，而用的指甲则是天鹅翅骨做成的。
天哪，听了范云的话，田连元不能不自惭形秽，因为他们这些民间艺人，用的多是狗腿骨和牛角。
范云让田连元眼界大开，他对田连元说，别小瞧三弦这个乐器，音乐学院的老师可以用三弦独奏，弹得听众如醉如痴。范云还给田连元他们讲乐理，教他们识简谱，还找出一些三弦独奏曲《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让田连元练习，不时给一些指导，让田连元的三弦大有长进。
范云不但懂音乐，还会作曲，也懂曲艺，经常在《四川音乐》《音乐生活》《曲艺》等杂志发表作品和评论文章。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一生多灾多难。后来，“文革”结束后，范云放弃音乐，自学法律，做了律师，专为弱者主持正义，还被评为全国政法系统十佳模范民事律师。田连元曾以他为典型，创作了一个《范律师》的段子，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法制专题晚会中播出。后来范云患癌症去世。
话又说回来。
范云知道了田连元的困境，就找到他说：“我的一个同学在歌舞团里当指挥，他们民乐队里缺个弹三弦的，我推荐了你。我说你是专业艺人，基本功没问题，会识谱。他答应了，说专业你可以免试，只要到团里来试用一年，就可以转正。试用期每月工资三十三元六角，如果行，就来团里报到。”
田连元兴冲冲地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本以为父亲会为他高兴，可是没想到，父亲却板着脸，严厉地对田连元说：“你也不想想，每月三十来块钱，够你自己的生活费了，那家里人呢？”
田连元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是啊，父亲身体不好，说不定哪天说不动了，谁来养活这一大家人？田连元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
可是，就目前的状况，田连元实在信心不足，他有一种危机感，如果说书这条路一旦走不通，他还有什么能力养家呢？是不是还应该再多学几门手艺啊，一旦此路不通，还有他路可走。
有一天，田连元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条广告，“南京亚伟函授速记学校招生”，广告中说，掌握速记技术，可以找到很多好的工作，可当记者，可当速记员……学习的方式就是学校把学习材料寄给你，你自己学。学校定期派老师前去集中辅导，半年即可学成毕业。
这可挺好，既不耽误每天的说书演出，又可以学到一门技艺，毕业后，就去当记者或者当速记员，再也不去说书了。
田连元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于是，田连元就按照广告地址汇了款，半个月后收到函授材料一份。可是，广告和实际两码事，速记这东西学起来并非易事，入门尚可，深入则难，越学越感觉复杂，越学越觉得难以掌握，搞得田连元头晕目眩，不得要领。好吧，学校不是说下来辅导吗？到时再向老师请教吧。
终于，学校来函了，辅导老师到了天津，要求学生集中到天津授课辅导。田连元傻眼了，他必须每天在小站书场说书，一环扣一环，尽管观众很少，那也不能挂停战牌啊。再说了，怎么向父亲说，告诉他去学速记？将来不说评书当记者？父亲会答应吗？
干脆死了这份心吧，什么记者、速记员，那是别人家孩子的事，他田连元就只能老老实实说书吧。不爱说，也得说，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