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正腔圆韵味香——从刁德一到温其久
都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田连元一身才艺，却让他老老实实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会心甘情愿吗？当年刘备屈居吕布之下，关羽张飞不满，刘备安慰他们说：“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
机会不来，争也徒劳。只能以待天时，等待时机。
等待中的田连元，终于，机会来了。
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样板戏大行其道，而且上面要求，要在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于是各地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不少地方也都成立了剧团，排练起了样板戏。
农村哪有样板戏的人才啊？桓仁有，因为继本溪市曲艺团下放桓仁之后，本溪市的京剧团、话剧团也下放农村，桓仁来了不少，而且桓仁还有很多大连等地的知青。
一天，生产队长找到田连元，说是省里有个通知，要搞一个样板戏学习班，县里落实到公社，公社落实给大队，大队便点名让田连元到公社报到去。
没想到，田连元到了公社，公社的文教助理对田连元说：“老田，县领导说你都会了，不用再去参加培训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人说田连元是旧文艺黑线上的人，不能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还说这是上面的文件要求。这等于给田连元判了死刑，从此就与文艺绝缘了。这让田连元无法承受，我怎么成了旧文艺黑线上的人呢？我认识他们谁呀？
田连元深感无奈，他觉得头上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主宰着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总是在被动地接受。不愿意也好，愿意也罢，都是别人在安排。他想，什么时候能够自己说了算，自己来安排自己，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呢？
样板戏学习班去不成了，田连元只好又回到生产队干活去了。
一天，生产队长找他说，“七一了，党的生日，大队要搞台节目，让你去给说段评书去。”
田连元想，去不了省城，那就退而求其次，上大队去演出也行啊。
可是演出那天，嗓子出了意外。那天他说的评书是《宝书映红心》，说到一半时，嗓子有点哑，说到最后，发不出声了。虽然这不是什么重大演出，可是在田连元看来，这也是他演出生涯中的一次重大事故，心里很懊恼。
接下来大队又有一次演出，还是让他说段评书，他说的是《誓死保卫祖国》，说的是抗美援越的故事。刚说了十几句，嗓子彻底失声。观众愣住了，不知怎么回事。田连元懊恼至极，连连鞠躬致歉，遗憾地走下台去。
接连两次在大队为贫下中农演出，嗓子都出现了问题，真对不住他们。然而更让他担心的是，如果嗓子出了问题，自己的艺术生命是否就此终结？
田连元不敢往下想，他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好在后来嗓子渐渐地好了。多年以后，他曾咨询一位专家，专家说，“这是因为过于劳累、焦躁、上火造成的急性咽炎。”
去上面演出的机会被堵死了，为最基层的农民演出嗓子又不行了，艺术这条路，田连元算是走到头了。他劝慰自己，“田园将芜，胡不归？”老老实实地回家种地去吧。尽管“草盛豆苗稀”，但毕竟还可以“悠然见南山”啊。
世间的事，就这么折磨人。你刚刚露出一点儿希望，就会节外生枝把你的希望扑灭。当你彻底失望，心如死灰，偏偏又给你露点曙光，让你“贼心不死”，又跃跃欲试。
这不，县里要排演样板戏《沙家浜》了，本来没有田连元什么事，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这几个主要演员都选好了，偏偏刁德一这个演员迟迟没有合适的。也是，阿庆嫂、郭建光是正面人物，只要扮相好就行，胡传魁粗人一个，只要五大三粗就行。刁德一的要求可就高了，既要狡猾，还要阴险，还得文质彬彬。若是刁德一这个演员选不好，整个戏就没戏了。
于是有人想到了田连元，田连元身材不高，瘦瘦的，若饰演刁德一，那是不二人选。于是县里赶紧派县文化馆馆长去请田连元。
说心里话，去演戏，那是田连元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他们对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让田连元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对那位文化馆馆长说：“让我去演戏？我行吗？不是有文件不让我这样的人演戏吗？”
馆长连连说：“一时一个令，现在不按那个办了。行了，你尽快去县里报到吧。”
田连元最担心的是他的嗓子，两次演出，两次出问题。如果真的演起样板戏来，这嗓子再出问题怎么办？没想到，到了县里的样板戏剧组，一吊嗓子，大家连连叫好。别说，这嗓子还真争气，没出问题。
田连元虽然没有真正学过京剧，但他从小就接触京剧。在天津南市的时候，他就经常去看戏，当时天津的几位京剧名家厉慧良、张世麟、小盛春、赵松樵、王则昭等人的戏，田连元都去听过，而且还边看边模仿。尤其在南市蕙联公寓住的时候，同楼就住着很多京剧演员，如叶盛章、白玉昆、孙震霖，田连元还跟他们一起练过功，压腿、踢腿、劈叉、下腰。还有赵麟童，他演唱的《林冲夜奔》挺有名，而且武功也好，能在桌子上翻二十个小翻。他看田连元喜爱京剧，想收他为徒，还要把他带走，父亲没答应。赵麟童曾对田连元的父亲说，“这孩子长乎脸，戴上口，会很好看的。可以出息个文武老生。”所以田连元一进样板戏剧组，几天工夫，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大腕儿”。
接着县剧团又到外地学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经过排练，便在桓仁县城俱乐部里演出了。然后又到各个公社、部队，这一演就是一年。
1971年的秋天，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开国少将李伯秋来桓仁视察，县里给他安排了一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桓仁县第一次有这样的大领导来，所以格外重视，演出前开了动员会，反复强调了这场演出的重要性。没想到搞得大家很紧张，演出失误连连。第一场，演阿庆嫂的一上场鞋就掉了；第四场，“春来茶馆”的牌子忘挂了；最后一场，战士翻着跟头过墙时，一个演员撞上墙掉下来了……
演出结束后，大家自然要挨顿批评。不过没听到省领导有什么不满意，人家大概也没把县里演的样板戏太当回事，出些纰漏也就无所谓了。
《沙家浜》在桓仁县各乡镇公社大队都巡回演出了一遍，没什么地方再演了。怎么办？如果不再演了，那就只有一条路——解散。可是，如果解散，实在可惜，这些演员通过《沙家浜》的历练，已经个个都是京剧好手了。
再说，县里有这样一个成型的剧团，也是县里的光荣。所以县领导提出，能不能再排一部新剧？而且他还得到一个消息，说北京有个京剧团，正在排练一个新的样板戏，叫《杜鹃山》，你们也可以排嘛。
一部尚未公演的戏，如何才能学到手？没有剧本，没有曲谱，怎么排？而且桓仁县是一个偏远山区，山高皇帝远，两眼一抹黑，找谁呢？
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调研，发现一条线索：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局的支左部队，是本溪市的驻军六十四军。于是，县里联系到六十四军，然后由六十四军的支左干部，找到宣武区公安局，再由宣武区公安局找到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
接上了关系，田连元和县样板戏学习班的主要演员，大概将近十个人，从桓仁马不停蹄，坐汽车，坐火车，直奔北京。
当时京剧《杜鹃山》刚刚排练出来，名字还不叫《杜鹃山》，而是叫《杜泉山》，后来才改成《杜鹃山》的。演柯湘的女演员很年轻，是从上海京剧团调来的。剧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封闭排练，在北京宣武区虎坊桥工人俱乐部演出，这还只是内部演出。
如果直接和人家要剧本和总谱，人家是不会给的，怎么办？京剧中不是有一段“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吗？人家不给就“盗”啊。怎样才能把戏“盗”出来呢？
六十四军的支左同志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区分局的人想办法，于是他们通过京剧团内部的关系，把《杜鹃山》的剧本和总谱偷偷拿了出来。田连元他们一起来的那十来个人，用了整整一夜时间，把剧本和总谱全部抄写完毕。然后赶紧把剧本和总谱给人家原样奉还，完璧归赵。然后又偷偷地看了人家几场演出，把舞美和演员的表演都熟记在心。
回到桓仁县，剧团就抓紧排练，田连元自然是扮演温其久这个反面角色了。和《沙家浜》中的刁德一相比，《杜鹃山》中的温其久，戏份比刁德一多一些，表演难度也比刁德一大。因为《杜鹃山》这出戏，强化了矛盾冲突，使剧情更为曲折。特别是第五场《中流砥柱》，队长雷刚下山后的那场戏，矛盾冲突一个接一个：先是温其久以救雷刚为名，要带赤卫队员下山，被柯湘制止；接着温其久用“骨肉之情”再次煽动战士下山，又被柯湘拦住；接着，温其久利用杜小山救奶奶的急切心情，推波助澜，杜小山拔出匕首，冲上隘口，战士们也随之涌动，在这紧急关头，柯湘又劝止了小山的盲动；最后，温其久狗急跳墙，将矛头直指柯湘，恶意挑拨她与群众的关系，遭到柯湘严厉驳斥。这四个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将柯湘推向矛盾的顶点，也将温其久的表演推向极致。从温其久耍阴谋，施诡计，到最后暴露叛徒嘴脸，铤而走险，真是嘴脸多变。特别是那眼神，闪闪烁烁，表演起来难度极大。但是田连元硬是把一个温其久给演活了。
这出戏，在京剧样板戏中，是最成功也是最受欢迎的一出戏，无论剧情、舞美、唱腔还是演员的表演，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被拍成电影。看过桓仁的《杜鹃山》，再看电影的《杜鹃山》，人们忍不住夸赞田连元说：“田连元演的温其久，和电影里的温其久，就像一个人似的。”
面对夸奖，田连元只能苦笑。剧中温其久的那句唱词“山穷水尽被围困”，和田连元此刻的处境何其相似乃尔，他也是山穷水尽啊。
在县城这段时间，田连元和县城里的几位有名气的诗人多有往来，一起谈论古典诗词以及新诗创作。这些人经常在《本溪日报》和《辽宁日报》上发表诗歌作品。田连元受到感染，也开始学着写诗了。后来写了两首诗投稿给《辽宁日报》，本来是因为好奇，想试试，过去在小站的时候，就给报刊投过稿，但都石沉大海，没想到这次居然发表了。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夜战
座钟刚打一点，
公鸡叫了头遍。
大娘翻身起，
“这公鸡!为啥半夜叫唤？”
身旁看，秀梅的被窝还空着，
“团员会咋散的这么晚？”
出门瞧，
繁星撒满天，
秋风扑人面。
风送村头马达鸣，
场院灯光闪。
“啊，小秀梅，又把妈妈骗，
怕我去夜战，
谎报去开会，
还把钟拨慢。”
过着今天的好日子，
怎能忘过去的苦难。
骗子想让俺走回头路，
娘更得去砌那万座金山。
大娘急转身，
披起棉袄奔场院，
场院里，笑语十里传……
这首诗虽然语言鲜活，却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没办法，当时的诗风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