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行程何所求——“死去”又“活来”
转眼到了1981年，经过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接下来，文化部又搞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田连元创作并表演的评书《梁上君子》获得了一等奖。而且这次汇演之后，文化部从汇演的节目中，抽调了十几个优秀节目，作一次全国性的巡回演出。
其实，所谓的全国巡演，主要就是西北和西南两地的巡演。因为这两个地区比较偏远，那里平时很难看到优秀的文艺节目。这次巡演，从1982年7月31日起至10月8日止，一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了太原、呼和浩特、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西安、成都、昆明、贵阳、重庆等十多个城市。节目都是从这次汇演中精选出来的，主要有田连元的评书，师胜杰、冯永志、苏文茂、马志存等人的相声。其他还有像河南大调曲子、绍兴莲花落、扬州评话、上海弹词开篇、天津西河大鼓、湖北小曲等，这些演员都是各地的曲艺名家。
能和这么多全国曲艺名家一起巡回演出，田连元想，这可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他想起当年第一次在省里汇演时，省曲协主席王铁夫的一番话：“记着，还要走出去，走遍全国，拜访名家，交流技艺，开阔眼界。”当时田连元心里就想，走出去，我往哪里走啊？哪有机会走啊？可是现在，机会来了，来了就不要错过。
过去的武林中人，哪个不是遍访天下名师，集各家之所长，最后才成为武林高手的，金庸笔下的郭靖便是如此。
田连元是个喜欢求变求新的人。演出团首先到了山西，演出的时候，田连元想，我的评书《调寇》里的寇准是山西人，如果让寇准讲一口山西话，不知效果如何？
于是田连元便去找山西代表队的数来宝演员王秀春。田连元说：“寇准是你们山西人，我想让《调寇》里的寇准在这讲山西话。您注意听听我的山西话说得怎么样，在这儿说能行不能行？”
王秀春也是参加这次全国巡演的演员，地地道道的山西人，他表演和创作的数来宝在全国首屈一指。
他说对田连元说，“您这个想法好啊！我听听。”他听了一会，对田连元说，“还不错，有几个字是这样发音。”于是又给田连元纠正了几处，说：“您放心，这样说肯定行。”
田连元放心了，于是登台。果然，寇准的山西话，不仅增加了寇准的幽默感，也让山西的观众感到更亲切，演出的效果更好了。田连元一下台，便立刻找到王秀春，说：“您看我的山西话过不过关？”
王秀春伸出大拇指，说：“您的山西话说得还不错，听起来有点像晋中人说话的味儿。”
陕西结束后，便来到兰州。兰州曲艺团当时在全国比较有名，因为在这个团里有几位曲艺界的名家，比如常宝霖、连笑昆、徐玉兰等。尤其常宝霖、连笑昆两位先生早年都是在京津一带活动的相声名家。常宝霖先生还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革命烈士常宝堃先生的亲弟弟。他们二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来到了兰州，把京津一带的相声艺术带到了西北，也可以说把北方的相声带到了西北。而徐玉兰呢，是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早先田连元在济南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她的名字。而且济南曲艺界的人对她评价极高，说徐玉兰的河南坠子与众不同，独具一格，有一种苍凉、古朴之感。
在甘肃演出完，田连元他们还和甘肃曲艺队搞了一次联欢，各自表演了自己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徐玉兰的表演，的确是大气磅礴，厚重隽永。田连元非常钦佩，他想，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艺术，只要你能真正地坚持下去，研究开来，那么，就会在这门艺术里面，开拓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联欢结束，田连元马上找这几位艺术家，和他们切磋，向他们请教。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四川，四川有一个剧种叫作谐剧，创始人叫王永梭，他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叫《自来水》。
《自来水》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个自来水管子是公用的，不知谁打开了水龙头没关，自来水“哗哗”地往外流。一个人从这里路过，当他看到自来水往外流的时候，在那里大喊：“这是谁没关水门？哪一个用完水不关水门？懂不懂得节水的道理？”于是这个人大发一通议论，其实他自己完全可以把水龙头关闭，举手之劳，但他却不管，只是在那儿侃谈了半天。
这是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小片段，王永梭作了适当的夸张和渲染，讽刺了某些国人光说不做、夸夸其谈的劣根性。节目虽小，却发人深省。
于是田连元在演出空隙，登门拜访，跟他谈起谐剧创作的过程。其实在王永梭先生之前，并没有谐剧这种艺术形式，它是王先生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艺术感觉、艺术实践创作出来的。他对田连元说：“不论任何艺术形式，为大家接受以后，不好的应该把它变好，好的应该让它好上加好。”他还说：“很遗憾，曲艺界表演理论比较少，这与曲艺界人员的文化素质、思想修养有直接关系。希望将来曲艺界能有专门搞理论的人。”
他的话让田连元忽有所悟，是啊，一门艺术，如果没有理论支撑，不会走得很远。当年省里的王铁夫主席就和田连元说过：“当你50多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家里著书立说，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整理自己的艺术作品，要成大说书家、理论家。”当时田连元因为年轻，对这段话没有多想。现在想起来，王铁夫对自己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他想，以后若有余力，一定要从事评书的理论研究，好好总结一下评书的发展历史和表演经验。
田连元和他畅谈了足有两个小时，还带了录音机把和他的谈话都录了下来。
在西宁，田连元遇到了当时在文艺界第一个下海，脱离体制，自负盈亏的杨振华。几年前，沈阳曲艺团成立的时候，郝赫曾来本溪和田连元“密谋”，要调田连元和杨振华到沈阳曲艺团。当时的杨振华还在甘肃，而田连元虽然从桓仁农村回到了本溪市，被安排在了本溪市歌舞团，但他还是农村户口，郝赫还帮助联系到了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个朝鲜族村。但是恰在此时本溪歌舞团把他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刘彩琴也被安排进了歌舞团。就这样，田连元便放弃了沈阳歌舞团的机会，也失去了和杨振华一起共事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之后，杨振华曾以相声《特殊生活》《假大空》《下棋》等段子享誉全国，红极一时。杨振华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在下海的浪潮中，他第一个和曲艺团脱钩，自己组织了一个演出队。在当时的演艺圈引起极大的反响，媒体对他的报道非常的火热，好像他的做法是一种方向，是一条新路。西宁相逢，田连元自然要见见他。
晚饭后，田连元便和师胜杰一起来到西宁宾馆。田连元一进门，就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摆了一个西式的小座钟，座钟旁边摆着一沓厚厚的人民币。田连元心想，这个杨振华，把钱摆在桌子上，是不是想告诉老乡，他赚了很多钱？
老朋友相见，杨振华分外热情。寒暄过后，话题自然要唠到他脱离体制后的情况。
田连元问他：“怎么样？这段时间还可以吧？”
杨振华一乐，眼睛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钱，意思是：“还用说吗？看看那钱。”
杨振华得意地说：“走得很自在，心里很高兴，起码说，这个艺术团是按照我的艺术观念来办的。所以我在想，我现在是在走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
田连元心想，哪是前人没走过的路啊？旧社会那些流浪艺人，走的不都是这条路吗？但田连元没反驳他，只是说：“是啊，你看媒体关于你的报道可是不少啊。”
杨振华不屑地说，“媒体嘛，就那么回事儿。你火了他就报道你，你泥了他就不理你，都是势利眼。”
田连元想听听他对当下中国曲艺界的看法。
杨振华的想法的确不少，他说：“曲艺界的状况咱就不说了，还是说说我们的相声界吧。我觉得目前的相声界，就好像一辆旧洋车在那放着。我们无论怎么向观众解释，这辆洋车当年是多么辉煌，坐上去是多么舒适，拉车的人跑起来脚步是怎样稳，但是现在的人就是不坐。人家要坐汽车，要坐火车，要坐飞机。我们的相声就像这辆旧洋车一样。你不能原封不动地坐在上面，你要改动，要改革，要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像现在有的相声演员想的那个招儿。比方说，他们把意识流这样的手法用到相声里来，把相声弄得让人家看不懂了。这不行！这就好像画画一样。开始用细蜡笔画，细蜡笔画的人家不爱看了，我就改成粗蜡笔画，粗蜡笔画人家感觉到不行了，我用化石再画。再改成水粉画，改成国画，改成油画，还有其他的什么画。只有这样，不断借鉴其他艺术形式，跟上时代的节拍，了解观众喜欢什么。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墨守成规，否则枯燥乏味，谁还听你的干吗？”
田连元说：“所以你就跳出体制，自己挑一个班。你这个人哪，总是有办法，把自己变成舆论中心。”
杨振华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对！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安分守己，老换样儿，我老换!”
杨振华这种探索精神，这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还是深深地感染了田连元。其实何止相声界，这种探索精神实际上也是对艺术的一种尊重，是一种艺术创作上应该具备的精神。无论相声还是评书，不应该是一种模式，模式也是前人摸索出来的，要不断突破，不断创新，适应时代，适应新的观众群体，否则这门艺术就是死路一条。
看着杨振华得意扬扬的样子，田连元免不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受的那些误解、委屈、坎坎坷坷，他羡慕杨振华所走的这条路。他想，如果将来自己在体制内走不下去的时候，干脆也跳出来单飞。杨振华活得滋润，自己也不会差到哪去。
重庆是这次巡演的最后一站，这样，两个多月的时间，整个大西南、大西北，田连元几乎都走遍了，当年评书艺人就是穷其一生，也难以走这么多地方。
演出结束后，巡演主办部门作了一个小结。算了一下，这两个月，为十万人次演出，走了十省十二市，行程二万五千七百里，里程和当年红军的长征相差无几。但是，红军是徒步，还有战斗，还有流血牺牲。而田连元他们是坐车，所到之处还被热情接待，观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重庆演出结束后，整个巡演也就结束了，文艺界的人都多愁善感，分手时，难免泪沾衣襟。田连元写下一首《西江月》：
来自天南地北，
同台情意相投。
万里行程何所求？
学习沟通交流。
今日行程已满，
话别难舍杯酒。
明朝江水送离愁，
挥泪告别渝州。
返程的时候田连元和文化部的领导王维同志一起乘船从重庆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回到北京。
为什么又到了北京呢？
因为在这些演员中，田连元的文笔是最好的。这一点，连文化部的同志都了如指掌，因为田连元这几年的新评书，不仅都是自己创作的，而且还屡屡获奖。所以，文化部艺术局的张冶局长说：“这次巡演的总结，就交给田连元来写，他文笔好，又熟悉情况。”
于是田连元就被王维直接带到了北京，安排在了《红旗》杂志社地下室招待所。田连元是个认真的人，上面给了任务，就要抓紧时间完成，何况还是文化部交办的任务。
田连元夜以继日，赶紧完成好早些回家。田连元有记日记的习惯，两个月的行程、演出情况，他每天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总结写起来，还是十分的顺畅。几天时间，便把总结拿出来，然后到文化部交给张冶。张冶局长看过后说，“写得不错，你再给誊清一遍就可以了。”
就这样，田连元又在北京逗留了几天。而这几天，其他参加巡演的同志早已到家，还互相打电话报平安和问候呢。按照预定的行程，田连元也应该到家了，可是家里并不知道此刻田连元正在北京写总结呢。于是家里人打电话给天津的苏文茂，苏文茂说：“我们演出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到家了，他也应该回来了。”
苏文茂说不清楚，家人就更着急了。找谁呢？那就问文化部吧。电话打过去了，可是文化部是一个大部门，对这样一个巡演活动，如果不是恰好问到组织活动的那个人，谁也不会知道啊。文化部的同志说不清楚，家人就更慌了，又多处打听，才得知这次活动是文化部艺术局牵头搞的。于是把电话打进了文化部艺术局，这回找对了人。他们说，田连元在这次巡演结束后，回到北京，给文化部写总结，住在北京《红旗》杂志招待所，并告诉了招待所的电话。
于是家人一遍遍往招待所打电话，直到听到田连元的声音，才松了一口气。田连元面对家人的嗔怪，也有些后悔自己粗心，早点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就好了，他们也就不会这样担心了。但那时通信不方便，家里也没电话，加上田连元想赶紧写完总结就回家，也就两三天的时间。没想到，就这几天，就把家人急坏了。
田连元完成任务后回到本溪，家人都到车站接他，仿佛凯旋的英雄。
到家不久，田连元接到了文化部文艺局张冶局长的一封信。信中对田连元这次巡演的成功尤其是田连元的出色表演表示祝贺和感谢。信中说：“尤其您帮我们写的那个总结材料，大家都说写得很好。我们在北京分别之后，不知你回家后状况如何？是在工作吗？还是在做什么？因为最近在京津一带传说您已经故去了，不知是真是假？我想这未必是真，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是真的话，那我给您写的这封信就算是一篇悼词吧。”
这封信让田连元吃了一惊，张局长这是在开什么玩笑？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像，人家一个国家文化部的大局长，怎么会和咱一个普通演员开这样的玩笑呢？而且张冶局长的信写得小心翼翼，既表示对田连元的关心，又在打听消息。这一定是事出有因，一定是外面流传了关于我的什么消息。田连元不禁哑然失笑，真有趣，这样的假消息是谁创作的，又是怎么流传出去的呢？
过几天，田连元又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田维贤写来的一封信。田维贤就是“文革”前和他约好上北京录长篇评书《欧阳海之歌》的那位编辑。田维贤的信先是试探性地问好，然后就是那句“京津一带传说您已作古，不知确否？望速回信告知”。
田连元这回真的重视起来了，一个是这去世的消息流传之广，二是关心他的同志朋友如此之多。于是，田连元赶紧给张冶和田维贤各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不但没有作古，而且现在活得还很壮实，尤其这次全国巡演，不仅在艺术上大有长进，向各派名家学了很多“独门绝技”，而且身体也更加强壮了。
后来，田连元终于搞清楚了，有一个北京的朋友跟田连元说，“就在那几天，天津有一位曲艺界的同志去世了，赶巧你也是曲艺界的，又失踪了好几天，大家打听不到你的情况，传来传去，就把你和那个人传到一块儿了。”还有的同志对田连元讲：“田先生，你要大火啊，俗话说，一咒十年旺，这一咒你死了，你的运气就要来了，这叫死去又活来，活就是火啊！”
田连元心想：“如果是这样，那也不枉了被咒一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