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
理想和现实有时就是一步之遥，可是就这一步，来得那么难。
田连元在辽宁电台录评书那段日子，有如世外桃源，完全沉浸在《欧阳海之歌》的氛围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5月底，田连元回到本溪。
很快，“文化大革命”便席卷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云山照相馆”改成“红太阳照相馆”，“得利饭店”改成“东方红饭店”，“双合堂药店”改成“全无敌药店”……街头的大字报让田连元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场风雨，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时的田连元是本溪市曲艺团的业务团长。他是怎么当上这个团长的呢？那还得从两年前的1964年说起。当时本溪曲艺团的团长黄桐鳌因病去世了，文化局在研究新团长的时候，一位领导提出田连元业务能力强，为人谦虚，适合做这个团长，结果局领导班子一致同意。
其实当时曲艺团的老同志并不少，业务能力强的也很多，想当团长的也大有人在，但是文化局还是从曲艺团的长远发展出发，选择了年轻的田连元。
任命一公布，团里震动不小。有人说，“田连元才23岁，年轻，没经验，能当好这个团长吗？”也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他爱人是主演？”当然也有人说，“田连元年轻有为，局里这个人选得不错。”
田连元自己也没信心，领导找他谈话时，动员他，他就推辞说，“我当不了这个团长，人微言轻，我怕那些老同志不听我的。”
局领导说，“你放心，局里支持你，团里的同志也会支持你，你就大胆地干，干中学嘛!”
有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田连元心想，“那就试试吧。”
于是田连元就接过这个团长的职位，不懂的地方，就多向老同志请教。
有人说，能在剧团当团长，就能在大企业当厂长，在部队里当军长。为什么？因为剧团虽然人不多，但个个都把自己当成腕儿，都是老戏骨，复杂，多变，真假难辨。有资历的当团长，人家可能听你的，没资历的谁把你放在眼里啊。
不过田连元觉得，剧团也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复杂，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除了业务不同，其他没什么两样。只要自己以诚相待，出以公心，公平公正，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所以，当上团长的田连元受了委屈，就忍一忍；碰上误会，就耐心解释解释；有了利益，就让给别人；碰上困难，就自己先冲上去。得了稿费，不往自己腰包里揣，拿到团里，给大家买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让大家在演出之余，也娱乐娱乐。于是大家都挺认可田连元的，说这个小团长当得还不错，挺有集体意识。
可是，田连元从沈阳回来后，“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而来了。各单位都开始抓“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田连元虽不是党员，但是团长，一团之长，你不是走资派谁是？
于是在曲艺团里，田连元的大字报便上了墙，内容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团里所有演出的段子，只要被认为是大毒草，田连元都脱离不了干系，自然就被夺了权，靠边站了。
田连元有些想不通，点儿这么背，才当团长就成了走资派了。再说，曲艺团从成立以来，大家都这么干的，上面也是这么抓的，怎么到了自己，就走资本主义路线了？什么是资本主义？
接着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对田连元进行审查。审查的结果，田连元这个当权派除了“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之外，历史、出身都没问题。于是就召开全团大会，宣布田连元解放了，并吸收进曲艺团的“文革小组”。
那时候，不知怎么就刮起了大串联的风，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到北京去，叫大串联，美其名曰“学习革命造反经验”。而且坐车、吃饭、住宿都不用花钱，有人接待。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于是各地造反派都千方百计涌进北京。
这样一来，本溪的几个文艺团体也选出群众代表，组成一个进京学习的团队，田连元和曲艺团的几位同志也入选其中。
他们乘火车来到北京，此刻的北京让人热血沸腾，大街上到处是戴着袖标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红旗，列着队，喊着震人心魄的口号。田连元他们找到接待站，拿出介绍信，被安排住在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办公室，徐平羽此时已不知去向，也有人说徐部长被关进了监狱。
田连元他们进到部长办公室，屋里乱糟糟的，报纸材料丢了一地，一片狼藉。勉强住了两天，就又被安排到了地质部文工团宿舍。既然是学习嘛，就要深入了解首都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开展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就到北大、清华等院校抄大字报。北大当时是造反派的革命圣地，被毛主席称赞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北大的聂元梓写的，这个人已经闻名全国。
让田连元惊异的是，无论北大还是清华，这里的学生胆子真大，无所畏惧，谁的大字报都敢写，什么帽子都敢扣。其中还有一些“文革”小组领导的讲话，大家兴致勃勃地抄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他们还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判大会，批判的是“彭罗陆杨”，这四个人是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怎么被捆绑到了一起，谁也不清楚。田连元有些不解，这些中央的大领导，怎么忽然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呢？
批判会上，有人提出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压制群众运动。接着就听有人喊，“现场就有人是工作组的，这样的人立即滚出去！”别说，果然有人就开始离开会场。田连元吓一跳，自己也是工作组的成员啊，走还是不走？想想还是没走，反正自己不说也没人知道，于是便一直坐到大会结束。
不过，这事还是让田连元心里犯嘀咕，没当团长的时候，动员我当团长，结果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好不容易被解放了，又让我进工作组，现在这工作组又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工具，罪大恶极了。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步步没踩到好点子上。我没想当团长啊，我没想进工作组啊，是你们信任我、动员我，怎么又错了呢？
田连元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天，田连元他们接到通知，说是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赴京的文艺界造反派，还发了入场券。给本溪团发票的是市图书馆的一位同志，他对田连元说，“给你楼下主会场的票，看领导看得清楚一些。我们图书馆的一位女同志也和你坐一起。”
田连元看了一下票，是前面十几排的，心想这么好的座位给我了，刚想说谢谢，图书馆的同志又小声对田连元说，“我们图书馆的这位女同志，就麻烦你照顾一下，她精神不太好，就怕她看见领导一激动，可能会犯病。如果真的犯病了，你得赶紧把她稳住。”
田连元心想，原来你把这么好的座位让给我，是别有用心啊。想拒绝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在心里默念，她可千万别犯病啊。开会前，田连元便不时和她聊聊天，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同时也观察一下她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这时，灯光点亮，音乐响起，中央领导人依次走上主席台，周总理、江青、叶剑英、陈毅、陈伯达……江青穿一身合体的军装，高腰皮靴，戴眼镜，满脸笑容，跟大家招手。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讲话，讲话中，江青还点了赵燕侠、齐燕铭等人的名。田连元心想，这些被点名的人肯定完了。会议结束时，周总理站在台前，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周总理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形象，给田连元留下深刻印象。
谢天谢地，田连元庆幸身边的那位女同志一切正常。
在北京串联的日期到了，田连元和几位同志就一起回到了本溪。
可是，一回到本溪，田连元便发觉情况有些不对，他办公桌的抽屉被人拿封条给封了。团里也发生了变化，群众组织成立了，而且团里还有一个组织跟社会上一个大的群众组织联系在一起，起名叫“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尖兵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田连元。
本来是上北京学习如何革命的，哪想刚回来就被别人革了命。
“尖兵战斗队”的队长也是说评书的，原本是一位挺老实的人，见人三分笑，对田连元也是客客气气，田团长长、田团长短地叫着。谁也想不到他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吆五喝六、风风火火、斗志昂扬的造反派队长了，真是“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啊。
这位队长时刻关注“文革”的动向，当他听说“文革小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时，立即带人把田连元办公室的抽屉给封上了，说里面有整群众的黑材料。田连元一回来，就宣布让田连元交代问题，向群众作检查，开他的批斗会。
“尖兵战斗队”里的一个老同志，偷偷地把这个消息透给了田连元，说，“田团长，你要有点精神准备，他们研究了，明天要在本溪曲艺团站前曲艺厅批斗你和书记。如果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就要给你们戴高帽，让你们在家附近走几圈，羞辱你们。”
站前的那个能容纳400多人的曲艺厅，就是田连元找市长批了500元钱修起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田连元如雷轰顶。
要知道，这个时候，辽宁电台还在播着他的《欧阳海之歌》呢，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听这部书。他住的那个楼里就有很多孩子，每次看见田连元下班回来，就冲他喊：“田连元，田连元，《欧阳海之歌》。”如果戴个纸糊的高帽子，在那儿走上几圈，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前段时间，因为睡眠不好，田连元常到药店买点安眠药。这安眠药可不是随便卖的，好在田连元常去买，所以药店的售货员认识他，便卖他一瓶。
田连元家的前面是座小山，叫“头道岗子”，头道岗子过去，是二道岗子。二道岗子是山地，没人家。田连元想，如果真给我戴上纸帽子，让我在家周围游一圈，那我就带着这瓶安眠药，再带上一水壶的水，到二道岗子，了此一生算了。
家人也知道了田连元要被批斗游街的事，弟弟妹妹愤愤不平，刘彩琴急得直流泪。妈妈劝田连元要忍，别把事儿弄大，免得带来更大的祸患。老母亲赶紧上街给田连元买了一件棉大衣，说是怕游街挨冻，就是被打了，疼得也会差些。
第二天，造反派果然来了通知，说，“田连元，明天上午你到站前曲艺厅去，向革命群众作全面检查，包括你是如何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文艺黑线的罪行，必须把你的问题交代清楚。否则，革命群众是不会答应的！”
田连元只好遵命，找出稿纸，拿出钢笔，想想，写写，写写，想想，一共写了四十多页检查。
1月10日下午，田连元忐忐忑忑来到了站前曲艺厅，等待命运的安排。
此时的曲艺厅里，已经满满地坐了一屋子人，“尖兵队长”不但带着自己的队伍，还从社会上拉来一支战斗队以壮声势。“尖兵队长”端坐在主席台上，喊了一声“把田连元带上来！”接着田连元被带上台，曲艺团的书记也被拉了上来，他是来陪斗的，主席台旁边放着两个糊好的纸帽子。
“尖兵队长”厉声对喝道，“看见没？这是给你们两个准备的。”他又拎起那个比较大的纸帽子对田连元说，“这个是你的，你脑袋大。你们要是检查不好，就给你们戴上游街！”
什么叫检查好，什么叫检查不好，还不是你说了算？此刻的田连元只能在心里想。
于是，田连元开始作检查。他文笔好，使劲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整整检查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中，会场鸦雀无声。“尖兵队长”拉来的那个战斗队，也不了解曲艺团的情况，还认为田连元的检查很深刻。
“尖兵队长”一看形势对他不利，便站起来煽动群众，说，“你们知道吗？这曲艺团是谁的天下？田连元自己是团长，他老婆是主要演员，小姨子是青年演员中的主要演员，他妹妹是学员演员中的主要演员，出名得利的事，都是他们家的，还有别人的事吗？我们大家如此受欺压，怎么行呢？”
田连元的妹妹田素珍虽然进了曲艺团，但此时还算是学员演员，刘彩琴的妹妹刘凤琴是曲艺团的青年演员，人家也是多才多艺，早就被曲艺团录取的，和田连元无关。而且，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父亲搞曲艺，一家人都搞曲艺，国家成立剧团，到处网罗人才，也都是一家一家地被吸收进来，这很正常，不存在什么走后门的事。
可是，经“尖兵队长”这么一煽动，台下几个事先串通好的人，也跟着喊起来，“田连元想蒙混过关，坚决不答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会场躁动起来。
田连元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罢他的官，给他戴上这顶高帽子。
果然，“尖兵队长”安排的人站出来，振臂高呼：“给田连元戴上高帽子，大家同意吗？”
“尖兵队长”的战斗队和他拉来的战斗队，立刻都跟着喊起来：“同意！给他戴上，给他戴上！”于是，就有人拿着高帽子要给田连元戴。
但是，会场里，也有别的战斗队的人，这些人也站起来喊，“不同意！中央有指示，戴高帽子是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尖兵队长”想把这些人压住，声嘶力竭地喊道：“戴高帽子是文斗，不是武斗！”
会场一片混乱。
当时，田连元的妹妹田素珍和小姨子刘凤琴也都在会场上。刘凤琴平时像个大家闺秀，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跳到台上和他们辩论。
这时台下有人高喊，“她是田连元的小姨子，把帽子给她戴上！”
听到这一声喊，刘凤琴怒不可遏，三把两把就把纸帽子给撕了。
会场大乱，一些人冲上主席台要打刘凤琴，而另一些人则冲上台来保护刘凤琴和田连元。双方动起手来，打斗中难免有人受伤。
这场“高帽事件”被称为本溪“文革”史上有名的“110武斗事件”。
会场上，造反派没占到便宜，便闹到了文化局，迫于造反派的压力，田连元被免去了本溪市曲艺团团长的职务。
从此，田连元赋闲在家，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班也不用上了，每天看看书，还在邻居那儿学会了打麻将，没事偷偷麻两圈。
做逍遥派，其实也不容易。那时候凡写大字报，为了显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都找很多人共同签名。
团里有一个同志，叫吴贵信，是个右派，人非常有才华。他创作的鼓词、二人转，可以说在辽宁省首屈一指。田连元做业务团长的时候，对他非常重视，有人曾对田连元说，“吴贵信是右派，他写的东西你要慎重。”田连元反驳道：“右派怎么了？他是个人才，写得好，就可以用。”
“文革”中有人给吴贵信写大字报，团里许多人都在大字报的后面签了名，有人找到田连元，被田连元拒绝了。他认为，吴贵信写的东西是自己审查同意的，现在翻脸不认账，批判人家，那还是人吗？
吴贵信这个人很有性格，对“文革”中写他大字报的人和签名的人，他都记在心里。“文革”后，对这些人，他理都不理，嫉恶如仇。而见到田连元则拱手相谢。田连元曾劝他：“算了吧，都过去的事情了，他们也是无奈。”吴贵信不肯，他固执地说，“无奈？谁不无奈？你不就没签吗？”
的确如此，田连元对那些无稽之谈的大字报，非常反感。但是那是运动，谁敢公开说个“不”字？但是，如果你们来找我签名，对不起，坚决不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