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貌能惊市井人——让人物活起来
田连元的评书为什么大家喜欢？是他会讲故事吗？不是，田连元的评书打动人的，是因为他的评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田连元说：“会说的说人物，不会说的说故事。”这句话，是田连元六十年评书舞台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评书演播和创作的真谛。
在田连元看来，评书创作和小说创作其实是有共同之处的。会写小说的人，其实就是写人物，以人物来带动事件的发展。人物鲜活了，小说就完美了。如果忽略了人物，而只注重编故事，把人物埋没在情节里，虽然挺热闹，但听完，你也就忘了。
田连元认为，评书艺术家有点像小说家，和演员不同。一部戏里，演员只要下功夫演活一个人就行。而作家如果在一部书中只写好一个人物，那就是失败。李默然演《甲午海战》里的邓世昌，就是邓世昌的化身，他只要把邓世昌演活了就是成功。但曹雪芹写《红楼梦》，只写好贾宝玉、林黛玉还不行，他要写活书中的几百号人才能称为名著。
说书人也是这样，他在一部评书里，要刻画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上至帝王宰相、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流氓恶棍。要说好所有的人，他就要努力站到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寻求今人与古人在心灵上的契合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细细道来，使人们听了时惊时喜、时悲时乐，而且有感有悟。
田连元说：“对《水浒传》整部书我都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因为它是名著，名著不能给说砸了，得说出点味道来。所以，我对每个人物的性格发展走向都是认真反复地琢磨过的。”
的确，田连元的评书在人物塑造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在每说一部书之前，都要对这部书反复研读，然后寻找相关史料，研究历史背景，分析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性格发展轨迹，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对人物反复分析研究，力争在人物塑造和情节、细节的处理上有新的突破，使传统评书中的人物艺术形象，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升华。
著名曲艺评论家戴宏森先生在评论田连元的评书时说：“田连元的电视评书能够惹人喜爱，还有重要一点是他说活了一批书筋式人物。”
何谓书筋？书筋指的是评书中诙谐幽默的人物。这种人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但往往又因为他的小毛病而出大问题，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正面人物。过去评书曾有“四梁八柱”一说，这“四梁”便是“书根、书领、书胆、书筋”。盖房子什么重要？房梁最重要，这书筋被称为“四梁”之一，可见其在评书中的地位。所谓“书无根不生，书无领不起，书无胆不立，书无筋不俏”，说的就是其在评书中的重要性。
拿评书《杨家将》来说，“书根”就是杨家将这部评书所依赖的历史背景——宋辽之战；“书领”就是统率全篇的人物，如宋太宗、八千岁、杨六郎、潘仁美；“书胆”就是书中的正面主要形象，寇准、佘太君等；“书筋”就是孟良、焦赞等人物。书筋人物往往带有喜剧色彩，与书胆式的人物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但是书胆人物必须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书筋人物则是虚实参半，可塑性强，在书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一部书能否说好，就看说书人塑造书筋式人物的本事。
比如田连元《小八义》中的唐铁牛，《杨家将》中的杨兴，《瓦岗寨》中的罗土信，《施公案》中的小脑瓜赵璧，《瓦岗寨》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水浒传》中的李逵，等等，经过田连元的二度创作，都赋予他们新的生命。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虽然被称为名著，但其中的瑕疵并不少见。而其他的那些明清时期的小说，像《说岳全传》《杨家将》《施公案》等，写得就比较粗糙。所以，对着书本去说，肯定不行，这就需要对人物进行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让人物活起来，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使评书中人物的存在、发展、结局更趋合理。
田连元说：“所谓的人情事理，第一个前提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包括事物发展的情节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合理性。你不可能让李逵做出非常细腻的事情来，也不可能让宋江做出违反他个性的事情，必须顺应人物的性格发展去说。同时还要考虑到宋朝的时代背景，符合那个时候的典章制度、道德基准，不能让宋朝的人做出现代人的事。”
比如田连元在评书《水浒传》中对林冲这个人物的处理，就与小说有所不同。小说中梁山泊被招安之后，林冲随宋江征讨方腊。胜利后，在班师回京的路上，患了风瘫，留在六合寺中，不幸半年后身亡。而在田连元的评书《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之后，林冲却留在山上，因醉酒而身亡。这样的处理，就符合林冲这个人物的性格。为什么？因为林冲原就是高俅属下，被高俅害得家破人亡，有着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可是逼上梁山之后，转了一圈，最后招安还要回到原点，仍然在高俅那帮奸贼手下，他们不会放过自己。所以，以林冲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他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梁山招安大局已定，他无力回天，所以只好饮酒自杀，这也正符合了林冲的性格。
其实，在以往的评书中，有些人物是并不丰满的，甚至比较突兀，没有交代前因后果。这方面，田连元下了极大的功夫，要把这些地方补全，让人了解人物的来龙去脉，使人物更加丰满。
比如“母夜叉”孙二娘，在《水浒传》这本书中，孙二娘为什么叫母夜叉？她为什么卖人肉馒头？书中对菜园子张青有了些许交代，但是孙二娘的来历，让人一头雾水，只是说她的父亲曾与张青厮斗，打翻张青，但见张青手脚灵活，教了许多本事，又招赘做了女婿。
但是在田连元在电视评书《水浒传》中，他没有按照书中的说辞，而是用倒叙的手法，增加了孙二娘卖人肉馒头的缘由，讲清楚了孙二娘为什么叫母夜叉，为什么要卖人肉馅儿馒头：原来孙二娘的父亲年轻时也是一个绿林好汉，外号“山夜叉”，人到中年时金盆洗手，开了家小饭馆。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孙美娘，二的叫孙二娘。孙美娘喜女红，孙二娘喜武术。孙美娘长得美，孙二娘长得丑。一天县官少爷在孙家饭馆吃饭，见孙美娘貌美如花，便心生歹意。一次孙美娘独自外出，路遇县官恶少，被其强奸。回家后，美娘对妹妹孙二娘哭诉后，第二天投河自尽。孙二娘将详情告诉爹爹，爹爹发誓报仇。几天后，县官少爷又来饭馆想找孙美娘纠缠。此时孙二娘正在后厨烧水烀猪肉，恶少误把孙二娘当成孙美娘了，在孙二娘背后搭手。孙二娘一看是他，怒火中烧，顺手将恶少塞进大锅，盖上盖，加把火，把恶少给烀了，然后和爹一起将恶少的肉做成包子，卖到县衙。结果县官在包子里发现儿子指甲，将孙二娘的爹打死。孙二娘带着母亲逃到十字坡，遇到张青。张青也是因杀人逃亡，于是两人便结为夫妻，在十字坡开起了饭馆。这样一来，孙二娘之所以卖人肉包子，便有了缘由，而且她也不是逢人便杀，而是见了歹人，才会将其做成人肉包子的。这样一来，孙二娘这个人物，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形象也更丰满了，她的人肉包子也有了一个能够让观众接受的合理的理由了。
在评书《水浒传》的人物塑造中，田连元总是把人物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对人物进行研究，但是他既不拘泥于人物产生的时代，也不超越当下的社会。比如潘金莲，在施耐庵的《水浒传》和以往的评书中，潘金莲就是一个淫妇、荡妇。田连元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但是他也不赞成因对潘金莲同情而为其翻案，甚至把潘金莲说成是反封建的先锋。在田连元看来，潘金莲就是一个普通的宋朝底层社会的妇女，既不能说她天生淫荡，也不能说她是反封建的先驱。
在评书《水浒传》中，田连元是这样塑造潘金莲的：
潘金莲是清河县潘员外的侍女，因人长得漂亮，潘员外对其心存邪念，潘金莲不肯就范。于是潘员外一怒之下，将潘金莲嫁给了清河县最丑的武大郎。武大郎人善，知道潘金莲的身世，让其自寻生路。但是潘金莲既想走，又无处可去，想着武大郎是个老实忠厚之人，加之结婚三天，武大郎没有碰她一指，让潘金莲感动落泪，于是只好认命。但是当她见到小叔武松的时候，情心萌动，对武松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是武松自幼父母双亡，由长兄带大，后因犯罪，被哥哥送去少林习武，视兄为父。这样的武松，不会对嫂嫂有任何不恭行为，所以武松拒绝也是合理的。但是，在王婆、西门庆一步步引诱、唆使下，潘金莲不知不觉地上了贼船，再无回头之路。最后丑事败露，在王婆指使下，毒死武大郎。潘金莲毕竟人性并未泯灭，在哄骗武大郎喝完毒药后，她又后悔莫及，想起武大郎事事依她，难得这样的好人时，不禁哭了起来。田连元在评书中着力剖析潘金莲这个负罪的灵魂，说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丑恶。比起书中对潘金莲那种淫贼荡妇的指责，更有批判意义和社会教育意义，也使得潘金莲这个人物更真实可信。
田连元说：“潘金莲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底层妇女，她的命运并不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不是她自己说了算，是那个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逼迫她走上了这么一条路。所以最后我把这个故事处理成这样，我觉得还是较为合理的。”
再比如，过去有些评书人物，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但若拿到当下，就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心理。在元朝和明朝，说书人在底层市井之中讲故事，讲究的是热闹，什么最热闹？杀人最热闹，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快意恩仇。所以无论是说书人故事中的水浒人物，还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杀人是不需要动脑子的，只要痛快，杀多少都不必去计较。至于该杀不该杀，没有人去追究。于是就出现了李逵这样“抡起板斧便砍”的典型人物。但是，这种杀法，如果在今天的评书中，还用以往赞赏的眼光去说，那就不是鲁莽，而是血腥了。所以，在田连元的评书中，李逵也就不再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的魔头了。
同样，原著中的武松在《血溅鸳鸯楼》中，也是杀了一些无辜的人。在田连元看来，这不符合武松的性格，武松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做事比较冷静，他杀人和李逵不一样。所以他在说“血溅鸳鸯楼”的时候，就没有像原作那样说他逮谁杀谁，他杀的顶多是蒋门神、张都监等一干仇人。田连元说“像这样的改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它体现了故事的合理性，更符合人物的个性”。
为了让人物更鲜活，更有个性，田连元对人物的行头也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
比如在传统评书《杨家将》中，说书人为了强调寇准是一介清官，便描述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面见皇帝。但是田连元认为这一情节不合理，在他的电视评书《杨家将》中，作了调整。老的评书《杨家将》是这样描写寇准的：
寇准头上戴着纱帽，这边有一个翅儿，那边就一个铁丝儿，身上穿的衣服带着补丁，再看穿的那双鞋，前面张着嘴，后来掉了底，叫喷土二靴……
这种写法有些过分，他不是寇准，而是一个乞丐。
在田连元的电视评书《杨家将》中，田连元对寇准进行了重新设计：
头上戴乌纱，乌纱上顶着乡间的尘土，身上穿着袍服，袍服上补着粗布补丁。再瞧这脚底下穿的鞋，前面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后掌，这就说明这个官员起码比较整洁。但是，寇准往外走的时候，走到二堂上，全堂的官员，衙门里听差的都过来了，寇大人，您要走，要上东京见皇帝去了，我们给您做了一身袍服，您得穿上。寇准一听，那我这身衣服怎么办？您这身衣服不要紧，咱换。您把这身衣服脱下来，我们给您挂在墙上，对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警诫，我们看到这衣服就想到您的为人，想到您的为官……
这样的描写，就符合寇准的性格特点，也讲出了寇准的廉洁深得民心，而且也引人思考。
还有在《施公案》这部评书中，田连元对黄天霸这个历来评价迥异的人物性格，也处理得很有分寸，恰到好处。他既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把黄天霸说成汉奸、卖国贼，也不把他说成完美的侠义英雄；既肯定了他帮清官除奸斩恶，但也不隐讳他有骄横、狠毒的人性和性格缺陷。
有专家在评论田连元的评书时说，“田连元的评书以刻画人物见长，紧张中又有幽默。他对评书进行了后期的加工，喜欢把现代元素糅入他的评书艺术之中。”
田连元说，“人们老说，文学是人学，人学就是研究人的。其实，说书也是人学，也是要研究人的，只有把人物说活了，你这个评书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