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及价值理论发展：基于价值哲学审视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

技术创新不仅实现了对技术的“扬弃”，而且凸显了技术的过程性存在。技术创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已全方位地拓展到一切人类实践之中，而且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展现了巨大的功用价值。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又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困境。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大多以功利目的（效率）的价值实现为其理论前提预设，而忽视人的超越性追求与内在追求。这种预设先天地将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导向利润与物欲的实现。因此，基于价值来反思技术创新是其理论研究的内在需要。例如，陈昌曙和远德玉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1]有学者指出，就当前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来说，至少可以做如下工作：从主体的观点研究技术创新，侧重于从主客体关系角度分析技术创新过程；从价值论角度研究，侧重于技术创新的价值维度，分析技术创新这一价值创造的实践过程，可以具体分析创新不同阶段的价值创造特点；还可以把技术创新的研究放在历史的坐标中，探讨技术创新的历史性，从哲学高度预测未来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等。^[2]近些年，技术价值问题是我国技术哲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一般性的研究较多，而真正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上的研究较为鲜见。^[3]从以上观点看来，目前对于技术创新价值哲学的研究具有理论的必要性。从技术创新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技术创新传统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工程技术学等多个学科，而对技术创新进行价值哲学审视与规制的不多，目前国内主要有夏保华、易显飞等。技术创新的动机和技术创新的产品都渗透着人及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并且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产生了诸多价值问题。因此，从价值哲学的视角规约与考察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从价值哲学视角来反思技术创新，一方面有助于对技术创新的价值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挖掘，找准技术创新价值困境的问题本质；另一方面有助于回应、解答技术创新带来的一系列现实困境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

就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言，其有内史与外史两个视角的研究。内史主要集中研究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发展演进史。其代表人物是萨顿（G．Sarton）与柯瓦雷（A．Koyré）。萨顿采用实证主义编年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柯瓦雷采用概念分析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外史致力于研究技术创新的社会前提条件、技术创新对社会的价值功能等。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的外史研究成为主流。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科技不断社会化，社会也不断科学化；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史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或其自组织协调使然。技术创新史是一个整体，内史只是它的一个主要方面，内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出现外史研究作补充与完善。^[4]可见，研究技术创新的社会价值成了技术创新史理论探讨的必然发展趋势。就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而言，其诞生得益于培根（Francis Bacon）、默顿（R．K．merton）等人对技术创新社会价值的开创性研究。培根的贡献在于肯定了科学技术知识对社会的价值，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同时他认为：知识是掌握自然秘密的工具；知识是驾驭自然的力量；知识是社会改革、治国安邦的力量；知识是人类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知识是滋养信仰最完善的养料。此外，培根强调社会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制约作用，并极为重视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5]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者，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科学社会学与主要依靠抽象思辨而不注重经验证据的科学哲学、主要依靠搜集史料而不注重理论分析的科学史严格区别开来。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既注重经验证据，又注重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分析。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的社会价值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就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言，其致力于探讨技术创新的社会价值问题，强调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信念，都是处于具体社会情景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6]他们甚至认为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根本就不起作用。他们认为知识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有意义。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会受到价值文化的影响，而且，政治价值因素也可融入科学家关于自然的观点之中。他们还认为科学知识的建构带有境况偶然性与利益结构的标志等。就STS研究而言，其产生源于科技负面价值影响的凸显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STS致力于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结构、规律及其应用。STS将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独立对象来研究，不仅探讨技术创新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或者是技术创新的社会价值，也研究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价值要素对技术创新的促动或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