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的途径
这里主要是从马斯洛的心理学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两个方面来阐释依据科学的原理及方法来解决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的途径。
马斯洛是“人本心理学之父”，他的动机理论中蕴含了事实是价值的基础，事实决定价值，而价值是事实的实现的思想。在动机理论的17个命题中的第15个，马斯洛指出杜威与桑代克都非常强调动机的可能性。马斯洛对其进行了详细阐明，他指出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他的欲望或愿望就会相应“活跃”起来，而且会“积极”地为从前所“未梦想过的理想”而奋斗。马斯洛讲道：“一般的美国人希望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能的事情，他们暂时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的美国人还较远，而且，很可能他们在无意识中也不存在有这样的希望。”[36]马斯洛在这里描述了美国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或现实情况来确定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可能达到的目标或理想，而有的是脱离事实的“奢望”，是在目前事实下没有可行性或可能性的理想。这样，马斯洛就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贯通，价值只有依赖于事实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事实又是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马斯洛关于科学的看法也体现了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他指出，“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1）偏见与客观性的实质；（2）抽象过程的实质；（3）创造力的实质；（4）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实质；（5）意愿、希望、忧虑、期盼等对感知的干扰；（6）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实质；（7）我们文化中的反理智论；（8）信仰、信念、信心、确定等的实质”[37]。在这里，马斯洛列举了诸多价值性的范畴，如偏见、文化、意愿、希望、忧虑、期盼、角色、信仰、信念、信心等。马斯洛认为这些范畴作用或影响于任何的一门科学或任何的一种科学理论。因此，科学并不局限于事实的描述，而是渗透着价值因素的。
马斯洛进一步指出，科学本身是建立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一种价值系统。“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38]科学之所以产生，以及它的目标的确定，都是来自人类感情、表达、审美、认知的需要。任何一种这样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价值，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有价值。”[39]而且，马斯洛也指出，科学家也分享着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诸如诚实、博爱、尊重个人、讲究信用、讲道德与讲公正等等。
马斯洛认为要防止人类的价值观干扰我们对事实的认识或感知，只有通过对价值观的清醒认识，并理解价值观对感知或认识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基于这些理解来修正自身对事实的认识与理解。由此，必须深入研究价值、需要、愿望、忧虑和兴趣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方面的知识研究应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马斯洛在《人性能达的境界》这一著作中，专辟一章论述了“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他借助“高峰体验”这一概念来论证事实与价值的融合。“高峰体验”是一种欣喜若狂的体验的共同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抽象的概括的“图式”。马斯洛指出这些“高峰体验”具有描述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40]。接下来，马斯洛引用了利用“高峰体验”治疗酒精中毒者的案例来说明“高峰体验”也是一种情感。因为在利用“高峰体验”治疗酒精中毒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受到过“高峰体验”治疗的患者有“节制”反应，而没有受到过“高峰体验”治疗的患者有明显的感情衰退，情感很平淡。这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马斯洛指出，“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那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41]。马斯洛在这里论述了事实描述同时也就是“价值表单”，事实与价值在“高峰体验”中达成了融合。“高峰体验”作为客观事实以及作为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描述的同时，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42]。
第一，马斯洛通过对“价值”一词的分析揭示了事实与价值的贯通，这也是通过改善实际现实以使其更为接近价值目标。马斯洛指出弗洛伊德早就发现，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最好的方法是先找出他自己是谁，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要得到关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或价值选择，是通过“是”、基于事实、真理和现实而发现的，是基于特定人的真实本性而发现的。假如一个人越是了解他自己的本性、内在愿望、气质、体质，他在寻求与渴望什么，或者是什么能使他得到真正满足，那么这个人的价值选择或价值判断就越不费力，越自觉或自动，越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相对于事实的附加现象。
因此，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不仅是一种对“应该”的探索，也是一种对“是”的探索。这种价值探索，由于它是对知识、事实以及信息的探索，或者是对真理的探索，因此也是对科学事实的探索。例如，对社会正义、公平，个人自由发展，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本身就是人的真实本性的体现。
第二，马斯洛认为可以通过将“应该”或价值目标按比例的降低，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来实现事实与价值的贯通。马斯洛阐释了一个人在自己的理想破灭，或发现自己怯懦、妒忌、自私时，自己的“完美勇士”“完美形象”等自我意象就会崩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得到了对自己沮丧或失望的“真切”认识，由此，人们就会调整对自己的期望或价值判断，而实现与事实的平衡。马斯洛还列举了我们对待小孩的态度改变的例子。如果我们放弃对待小孩的“苛责”，放弃对他们“应该怎样”的要求，这样，我们将会把小孩视为“完美”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这正是我们降低了对小孩的期望或目标，而使我们对小孩的价值期望与小孩的现实表现趋向一致，或者使两者实现平衡。
第三，马斯洛通过“统一的意识”来阐释事实与价值的贯通。他将“统一的意识”解读为一种能力，此种能力“能在事实——是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宁可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43]。马斯洛在这里将“是”或事实领域视为“缺欠领域”，将“应该”或价值领域视为“存在领域”，他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事实时，我们能意识到价值或“应该”的领域。马斯洛也认为这并非什么新东西，禅宗和道家等学派都谈论过这些观点或认识途径。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既看到直接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不仅能够实现，而且现实就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的眼前。马斯洛指出如果看不到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价值，这肯定是一种下降，是下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他将此种情况称之为“局部的盲目”。
第四，马斯洛通过“实体化”来融合事实与价值。这里“实体化”是指如果一个人具备足够的聪明才智的话，他就能将所有的手段活动或手段价值都转化为目的活动或目的价值。例如一个人开始是因为生存或生计不得不去从事某件事情，过一段时期之后，他竟然喜爱或热衷于这事情本身。因为即使是最沉闷或最单调的工作也会具有价值，并可能实体化，或者变为神圣的而受到尊崇。
第五，马斯洛基于“事实的向量”来分析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他认为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献证明事实是动态的，是有向量（数量与方向）的。事实所具有的动力特征或向量性质，正好体现或“落入”了价值的范围。
第六，马斯洛认为应该或价值是由事实所创造的，“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44]。一个事物被认识得越清楚，它也就会变得越真实，而不容易被误解，因此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应该性质，即变得越“应该”，并变成了行动的更佳向导。这也是指任何事物当其变得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或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而不要求其他行动”[45]。这里说明了具有充分的知识，可以引导正确的行动，反之，则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这种“引导”或“内在的需求”正是伦理学、道德或价值等所规定与探讨的东西。
第七，马斯洛阐述了自我实现的人对事实与价值的认识。自我实现的人是对现实和真理认识很清楚的人，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而且能较快较有把握地做出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的人。自我实现的人能使自己认识到事实所希望的、所要求的、所蕴含的、所暗示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做出合理的价值决断。由此，马斯洛认为，“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46]。马斯洛在这里揭示了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统一，价值蕴含于事实之中，是事实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价值本身也是一个待认识的事实。马斯洛在这里还批评了“应该盲”，他们表现为对潜能、理想的可能性的盲目性。他们沉浸于、耽搁于对价值目标的妄想或不现实的自我认同之中，而忽略了其事实基础与现实条件。如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奴隶对自己“奴性”认同的固化，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女性对自己软弱性格或心理的认同的固化，等等。
第八，马斯洛从“道家的倾听”这一视角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融合进行了探讨。一个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必须先接受或爱必然，接受或爱真实的本性；“一个人要发现怎样对待世界才是正确的，也要靠同样地倾听它的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它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47]。马斯洛在这里阐释了“道家的倾听”不仅需要倾听本性与呼声，还需要自身对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敏感，而且还要让其“自然”发展。这种“倾听”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洗耳恭听，是静默的、充分的、不干预的、“受纳”的、充满耐心的、谦恭的对待面临问题或眼前事实的倾听。
另外，社会生物学奠基者爱德华·O．威尔逊基于社会生物学揭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他将社会生物学界定为“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48]。他基于生理学理论认为，“位于视丘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的感情控制中心限制和决定了自我认识。这些中心通过恨、爱、内疚、恐惧等所有感情，侵蚀了我们的意识”[49]。威尔逊在这里认为感情等价值因素是由“视丘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的。他认为“视丘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这一系统在有机体遇到紧急情况时，就会使有意识的心理产生或增加情感负担，如爱与恨、攻击与退缩、乐观与恐惧等情感交织。这种情感交织不会有助于生存或者带来幸福，只会有助于基因的传播。
威尔逊认为应该考虑将价值或伦理道德的研究从哲学家手中转移过来的可能性，并将其生物学化，即用生物学来研究价值理论。他认为“通过研究下丘脑边缘系统的情感中心，伦理哲学家可以直觉到道德的道义准则……只有通过把情感中心的活动解释为一种生物适应性，才可以破解伦理准则的意义”[50]。威尔逊在这里主张价值选择或价值尺度来源于“下丘脑边缘系统”的情感中心，而且，进一步认为应将价值选择或价值判断等追溯到“一种生物适应性”。这是基于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论人的天性》这一著作中，威尔逊也提出，包含有价值的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秘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行为”[51]。这里威尔逊认为基因决定了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而且人的冲动或动机都可以用生物学或生物行为来解释。威尔逊认为，“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52]。在这里，他认为伦理前提或价值等人类道德根植于人类的潜意识压抑力或潜意识动机，并且是基于这些本能性的压抑力或动机进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