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角的技术创新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技术创新实践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后工业经济时代三个发展过程，其体现了不同特征。[34]
农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主要特征有：（1）技术创新主体以工匠为主。在农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主体主要为工匠。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的后期，随着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工匠俨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他们往往既是技术发明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2）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往往是技术实践经验而非科学发展推动的结果，亦即是经验型技术创新而非“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之所以缺乏科学的指引，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近代以前科学与技术的分离，或者说是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分离所导致的。（3）政府或公共管理机构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的根基就是农业。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同时也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当时的统治者往往对于能够提高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4）技术创新的负价值尚不明显。古代社会主要的产业部门是农业，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应用生物学规律，创造生物产品特别是植物产品的生产。而植物的生长是自组织过程，受统计规律支配，对自然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强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或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如水力、风力、畜力等）。它对自然不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自然较少受到深度破坏。人与自然处在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35]其创新活动产生的生态负价值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活动特征有：（1）技术创新主体由工匠转向工程师，技术创新活动的载体也由家庭、私人作坊、手工工厂转向以企业为主。古代社会那种集发明、创新、设计、生产于一身的工匠式的创新主体，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企业技术创新面对的日趋复杂的市场竞争与技术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进一步分化为开发设计主体、工艺主体、操作主体、销售主体、管理主体等，这些主体在各自拥有的特定知识思维能力和经验操作能力的范围内协同作用，共同完成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36]（2）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科学发展推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由农业文明时代的经验型技术创新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正如梅森所言：“在公元1850年之后，把科学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就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到了本世纪（20世纪），则大多数卓越的技术发明主要都来自科学研究了。”[37]（3）政府或公共管理机构在技术创新活动或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了较强的角色。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以来，政府变成了技术创新的宏观决策者，它对技术创新行为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利用经济杠杆进行鼓励与调节、利用社会舆论进行引导，还体现在利用政治与法律手段进行强制干涉。（4）技术创新的价值危机在工业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后期全面爆发。自19世纪开始，技术创新的负价值，特别是社会人文、生态领域的负价值日益显现。在人文领域，人遭遇了“虚无”，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38]这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价值理性的日益真空化是密不可分的。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经济时代后，从20世纪中叶起，又开始部分地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了。后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与以往的相比，正在或将继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1）技术创新主体越来越复数化。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主体复数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完成某项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中，企业内的主体更加细化，还体现为技术创新的企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看似是某一企业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主体已经牵涉到企业外的诸多主体，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构甚至是顾客等“利益相关者”都已经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来。（2）技术创新建立在更加牢固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更倾向于以科学为基础。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关于21世纪的一份研究报上所讲：“技术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而科学是引擎的燃料。”（3）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首先，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建立有利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其次，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来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最后，政府保证企业朝着技术创新的正确方向发展。（4）技术创新活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价值、伦理问题。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动使人类社会的价值危机全面爆发的话，那么，后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动将使价值问题走向“纵深”，对许多传统价值观而言，将产生颠覆性影响。这引发了我们对技术创新负价值的可控性与不可控性的思考，并认识到对技术创新的价值调控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总的来说，从技术创新主体的角度看，经历了从工匠—个体化工程师—复数化的工程师群的演变历程。从技术创新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的角度看，经历了从经验型技术创新—“经验+科学”型技术创新—科学型技术创新的演变历程。从政府或公共管理机构对技术创新的干预力度来看，政府的介入呈现出弱—较强—强的特征。从技术创新引发的人文生态价值问题来看，呈现出原始的朴素的价值和谐—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迷失—更高层次下工具理性的内敛与价值理性的回归的特征。
技术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取向特征各异，并遵循一定的历史演变轨迹。不同历史阶段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演变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可以从思维观、自然观、经济伦理观、发展观及理性观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价值取向进行理论诠释。技术创新价值取向是指对技术创新主体进行创新实践时产生导向性的价值观。笔者以历史为线索，依次归纳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及后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特征，对创新的经济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及人文价值取向在各个时代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作了诠释。在此基础上，从思维观、自然观、经济伦理观、发展观及理性观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价值取向逐一进行了理论剖析。[39]
就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轨迹而言，在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取向方面，各个时代的技术创新实践都追求创新的经济价值，但经济价值的实质、地位在各个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追求经济价值主要还是满足创新主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看重的是创新结果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则把经济价值看作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价值选项，并且这里的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范围，技术创新被看作是简单的“价值无涉”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纯技术—经济活动。后工业时代把创新的经济价值看作是创新价值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且创新经济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同时受生态价值取向与人文价值取向规约的。在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取向方面，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主体在创新实践中把自然生态价值思想纳入其视域，蕴含朴素的生态价值取向，创新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性很小，还处于自然环境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内；但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则在经济至上主义的影响下，创新主体忽视创新的生态价值，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生态危机四伏这一严重后果；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主张关注创新的生态价值，提出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即技术创新活动应遵循生态学规律，创新过程和结果都要合理地考虑与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技术创新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循环过程。可以说，人类的技术创新经历了（朴素的）生态价值取向—（基本）无生态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生态化技术创新其实就是对这一历史进行理性把握的结果。在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取向方面，人类的技术创新也经历了（朴素的）人文价值取向—（基本）缺乏人文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实践时常将创新的人文价值与其他价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表现在创新产品的“人—机和谐”这一层面；还表现在创新主体的创新动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是进一步从中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创新成为其“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在过度钟情于经济价值的同时，却出现了人文价值上的整体扭曲，创新实践排斥了人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在创新与资本的巧妙结合的过程中，人被“物化”、人成为“非人”、物反客为主成为“人”的现象愈演愈烈。在后工业时代，针对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上的重“物”不重“人”的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文价值危机，提出技术创新的人性化，即创新活动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创新过程应该有利于人的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创新结果应该符合人性，不违背人的价值，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不同历史时期，创新的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协调程度不一。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以生存价值为核心价值取向，但与生态价值、人文价值保持着原始的协调与统一；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以经济价值为核心价值取向，同时缺乏对创新的生态、人文向度的考量，创新的经济价值在极度放大的同时，是创新的生态、人文价值危机的全面爆发，创新的异质价值取向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追求创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并且在异质价值取向之间应形成相互规范、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实现技术创新实践的“真”“善”“美”之间的内在和谐与统一。
就技术创新价值取向历史演变分析的主要理论视角而言，不同历史阶段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演变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可以从思维观、自然观、经济伦理观、发展观及理性观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价值取向进行理论剖析。
第一，思维观与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从思维观（方式）的角度看，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大体上经历了整体主义—还原主义—整体主义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农业时代的创新实践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特征决定了创新主体比较重视对创新客体及创新环境的整体性把握，注重事物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和谐相融，也习惯于把创新放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如中国古代农学技术要求在农业生产中顺应自然，使环境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协调起来，就与整体性思维方式不可分离，自然，这样的技术创新也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到工业时代，创新主体较多的是采取一种“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将复杂物变为单纯物，再把单纯物变为复杂物的过程。这是机器文明的设计思想”[40]。其结果是，创新主体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把创新置身于整个自然界。“每项技术所建立起的只是一个暂时秩序的岛屿，而在此同时这又会给周围环境带来更大的混乱”[41]，自然过程的整体性、网络性，被排斥在创新主体的视野外。在这样一种“暴力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下，出现了生态危机四伏的后果。在饱尝还原主义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恶果之后，后工业时代在创新的思维方式上重新保持了整体主义特性。但是，后工业社会的整体主义与农业社会的整体主义已经有着质的差异，前者是对后者的升华与递进。在这一思维观的主导下，创新主体不是就技术创新而论技术创新，而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子系统，放到社会—生态这一大系统中去，防止技术创新在技术—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在其他领域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一不幸局面。将人文融入技术创新的人性化技术创新，将生态嵌入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或者是两者的结合，都是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在创新活动中主导的结果。
第二，自然观与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技术创新作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创新主体的自然观对创新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业时代，天人合一自然观以整体的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的外部生存环境与人看成是具有高度一致性、和谐性的有机系统，“技术人员的活动往往是被载入社会背景之中的，其中对自然的认识将具有战略性的作用”[42]。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态意识，使创新主体在创新实践中除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外，也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价值关照。工业时代的创新活动中，创新主体在对待自然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时代的新的天人二分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二分自然观主张把自然界简单地当作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这种自然价值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价值哲学的视角看，它衍生了“自然无价值”的思想。创新主体在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主体对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单向性及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粗暴、简单处理。并且，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使创新主体在创新方式上力图把一切都置于分割、控制、操作之下。自然过程的整体性，生物圈的有机性，被机械自然观弄得支离破碎。可以说，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危机问题，本质上还是创新主体（人）的问题，是创新主体与创新“实然”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问题，更是创新主体的自然价值观的问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出发，生态伦理学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转向的哲学基础之一。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使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也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是对自然的本质的思考，它的预设前提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自然，那就是“自然有（内在）价值”。在对价值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自然有价值”是对传统的“自然只有使用价值”的大胆突破，即便对传统的价值哲学思想也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同时还对传统伦理学的根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生态伦理学在得出“自然有（内在）价值”的结论后，在反思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主张一种新的天人合一自然观，这其实是自然观历史上否定之否定的表现。新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的“重新和解”，主张用整体主义、系统论的思想重新来审视自然。新天人合一自然观是后现代主义的，它与前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一样，也是一种整体式的，反对人为地割裂自然界中的各种有机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代表了一种人对自然更为深刻的理解方式。生态伦理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提倡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它克服了过去那种只看到自然的“消费性价值”的思想，同时把自然的生态价值考虑在内，意识到生态价值对人类的任何活动的意义都是绝对的。生态价值取向的技术创新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理性和克制的，它正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注重创新活动的环境友好性，是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一次伟大转向。
第三，经济伦理观与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技术创新作为技术—经济实践，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伦理观与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农业经济时代，创新主体以生存价值作为自己进行创新活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思想不无关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交换很少进行，手工业和商业缺乏它们发展所需要的广大市场，创新主体更多地仅仅是追求创新产品的使用价值，对利润的追求并非他们的首选。并且在农业社会，经济与伦理紧密相依，创新受到社会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制约。如古代中国，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财富观、贵义贱利观、朴素的节俭主义均体现出强烈的唯伦理倾向。尽管对于创新主体如何进行合乎伦理道德、避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嵌入道德伦理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当道德命令成为压倒一切的东西，人们更多地把目光锁定在人与社会这一角度，对自然的关注也就少了许多，而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之一的技术创新，在过多地关注“道”的同时，自然也就养成了“轻器”的习惯与心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不再更多地关注“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技术创新”，而是质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这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社会还在对技术创新本身进行怀疑和反问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都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学被视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以及把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们中进行分配的学科，而且被视为同伦理学分离的实证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只遵循工程学方法论准则，“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43]。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走向工具化、技术化甚至机械化，因而越来越丧失价值理性，它导致创新主体仅仅把技术创新当作是经济行为，并且是脱离伦理与价值关怀的经济行为，这已成为创新价值危机四伏的原因之一。同时，传统市场经济本身的“先天缺陷”也是创新价值异化的原因之一。“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丛林法则，它总是强调对效率的推崇。在突出效率的同时，市场经济的缺陷也暴露无遗，它的自发性、盲目性引发的诸如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生态失衡等许多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出来。市场经济对于创新主体价值取向的指引性作用十分明显，它作为技术创新的外在环境把创新主体与创新组织带进了一个充满功利与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功利的价值成为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基本的价值标准，其可怕后果就是创新的经济理性压倒一切，与价值理性日渐疏远。传统经济观并没有对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危机给予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的技术创新活动反而会加剧这一危机。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技术创新活动，使技术创新在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同时，不会或尽可能少地带来生态负价值。“循环经济”，可以看作是在经济学领域对这一问题消解的尝试性突破。循环经济理论突破了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弊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从而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能够自我调节控制。并且，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市场经济也正在向生态市场经济发展。按照循环经济范式，技术创新应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技术与经济，使技术系统、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循环过程，实现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化。
第四，发展观与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创新主体在解决创新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创新主体对创新模式和战略的选择。农业文明时期的发展观称之为“自然主义发展观”，它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追求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并强调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应遵循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应是“天人合一”甚至是“顺天”的。“自然主义发展观”使创新主体把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作为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且，创新主体在实现自给自足后，缺乏进一步去追求创新的更多经济价值的欲望。“自然主义发展观”的“循环”观念，一方面，使创新主体缺乏直线式进步观念，从而产生某种创新惰性，缺乏创新激情甚至排斥创新行为；另一方面，这种“循环”观念渗透到创新实践中，又使技术创新蕴含了朴素的生态价值取向。“自然主义发展观”强调的生态意识，一方面，在强化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方面是有害的；另一方面，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观也使创新主体在创新实践中经常是“环境友好”的。总之，在“自然主义发展观”的影响下，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在低水平的层次上对创新价值系统进行了朴素的、较为全面的关怀，即达到了创新的价值和谐与平衡。工业经济时代的主流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从发展理论的角度看，工业文明以来的物本主义发展观是创新主体坚持“唯经济价值取向”、轻视人文价值与生态价值的重要原因。它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这种片面发展观使人们饱尝了“有增长无发展”以及“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在传统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要关注的是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而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关注，使创新活动重“物”不重“自然”和“人”，从而出现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的、人文的负价值。物本主义发展观的缺陷在于，它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却毫不关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这一发展观上的不足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它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并且，它追求“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是追求价值的多元化及异质价值之间的协调与统一的话，那么，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对于技术创新而言，要走出价值误区，就应该是由原来在物本主义发展观统摄下的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转向后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并促成创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协调与统一。[4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价值理想与后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是完全对接的。
第五，理性观与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技术创新主体的理性观与其价值取向之间也保持着某种动态的关联。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虽然以追求生存价值为核心，但在其价值取向体系中，创新主体却同时注重创新的生态价值，并力求创新活动的实用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完美结合，体现出农业文明时代创新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及其原始的协调性。这种价值状态的出现，与农业社会的创新主体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了朴素的“必要的张力”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现代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客体对立（subject-object dichotomy）的“范式”，把世界理解为物质—精神，主体—客体，理性—信仰，自我—世界等等分裂对立的世界。那么，“前现代精神”的特点就是物质—精神，主体—客体，理性—信仰，自我—世界等原始的统一（primordial unity）。借用理性的语境，就是“前现代精神”表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原始统一。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动，做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原始统一，亦即两者之间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原始张力。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也导致创新价值取向的工具化倾向。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是“（工具）理性”，对一切事物与过程评判的唯一价值标准就是“效率”，这就导致了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本质上而言，“现代性危机”就是现代人的单一价值判断而出现的价值危机。在对科学技术的工具主义的理解下，创新活动的工具理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与地位。并且，工具理性的胜利，导致了技术乐观主义的盛行，且其逐渐地走向排他的独断。特别是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取消了价值（理性）的合法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又表现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价值理性日渐衰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与价值之间失去了“必要的张力”，两者的分离日益严重。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氛围中，工业经济时代以来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样表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近代以来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工具理性是占了绝对的地位的。即便谈及价值理性，主要考量的也是其经济价值（其实很难将其称为真正的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疯狂统治下，创新的价值标准被“单一化”“畸形化”了，“唯经济价值”成为整个社会技术创新的普适的价值取向，“人的意义”、自然的“感受”、长远价值、“终极关怀”在工具理性的压抑下，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诚然，技术创新活动是不可能没有工具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的恶性膨胀的危险性已经逐步显露。后工业经济时代倡导的是“后现代技术创新”，即创新应是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的“三位一体”的一项实践活动。“后现代技术创新”是在对现代技术创新价值取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技术创新的观念、行为、目标、形态相对立的新的技术创新“意境”和技术创新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叛逆和“扬弃”，源于对现代理性观的叛逆和“扬弃”，特别是对现代主义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撕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进行“痛定思痛”的结果；也与后现代主义所张扬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是深度吻合的。这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美结合的“后现代技术创新”就不仅仅是具有“真”的属性，还具有“善”和“美”的属性。
技术创新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层面看，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技术创新实践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的因素，如企业、政府、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技术创新的内涵与本质界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工程技术学、哲学等多个学科。从技术创新理论层面来看，技术创新研究过程中渗透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传统上大多数学者认为技术创新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益的增长；二是创新主体素质的提高，它主要是指其技术竞争力的增强和创新管理经验的有效积累。从以上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有必要并且有理论根据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技术创新，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
技术创新的内涵涉及创新的内涵，创新一般分为广义的创新和狭义的创新。广义的创新是人的创造性劳动及其价值的实现，是一种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抛弃旧的、创造新的实践过程。而狭义的创新是指技术发明、技术开发，然后将开发成果付诸商业化的过程。这样，技术创新就可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和狭义的技术创新。
从约瑟夫·熊彼特、远德玉和陈昌曙等学者对技术创新范畴的界定来看，狭义的技术创新范畴总是限定在技术和经济的范畴之内，其指企业、跨国公司、政府、科研院所等技术创新主体基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追求利润、产品市场占有率、长期利益等功利价值的活动。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就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来达到最大的利润来解说技术创新的本质。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跨国公司、政府、科研院所等。例如曼斯菲尔德和弗里曼就把技术创新局限于企业与商业内。技术创新的目的是追求企业利润、产品市场占有率、企业长期利益等。例如，约瑟夫·熊彼特、曼斯菲尔德、弗里曼、杨英辰、远德玉、陈昌曙等学者都把技术创新的目标定位于产品的市场化与商业利润的实现。狭义的技术创新发端于约瑟夫·熊彼特。他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并将创新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开辟新的市场、开拓原材料的新供应源、采用新的组织方法。[45]自熊彼特之后，狭义的技术创新大致有如下观点：曼斯菲尔德认为技术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出发，以新产品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活动；[46]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包括与新产品的销售或新工艺、新设备的第一次商业性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管理以及商业活动；另有学者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索罗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述》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成立的条件：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47]缪尔塞在20世纪80年代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事件。”[48]大维·索沃斯在《技术史》中提道：“我将技术创新定义为将新技术应用于某一实际目的，或者说现有技术为某一实际目的的新应用。”[49]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1988年的《科技政策概要》中指出：“技术创新，它是指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50]陈文化、彭福扬认为创新是人们的破旧立新并求得综合效益的活动。开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首先在于意识创新，或者在其指导下才能进行创新。因此，创新理论应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意识创新。这分别属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领域。创新的目的应是以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综合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人的发展效益等方面的综合。他们提出创新理论体系的“飞鸟模型”，飞鸟的主体即创新主体，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分别为两翼，飞鸟的头部为意识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是在意识创新的指导下、调控作用下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协同的整合行为。[51]杨英辰认为技术创新包括“三种相互重叠又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过程，即发明、首次商业应用、扩散”。[52]远德玉、陈昌曙认为，“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然后才是技术学的概念。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进行开发，并使之商业化进而产业化的过程。它包括市场机会的捕捉与选择，发明的引入与研究开发，设计与体制，批量生产与销售等环节”[53]。
广义的技术创新是指人类对技术的“扬弃”的实践过程。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全人类；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技术创新的实践过程是系统的、发展变化的、抛弃旧的创造新的技术实践过程，是人类追求更合理的技术的创造性实践。广义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是技术创新内部结构与其相关因素和谐的发展。从广义的技术创新方面来看，技术创新范畴不局限于商品、商业、企业、市场等因素。约翰·齐曼提出，“产业的技术创新，譬如轿车制造业的各种创新是相互关联着的，因而我们可将之描述为一个协同进化（evolutionary process）的人工制品的完整的生态系统（ecological system）。选择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系统也将随之进化，并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被隔离的亚群（subpopulations）——繁殖群（demes），在进行重组以前，可以长期在不同的方向上独立地进行分离和进化”[54]。约翰·齐曼、理查德·纳尔逊、艾伦·麦克法兰等用拉马克、达尔文等进化论的思想来解释、阐述技术创新，提出了技术创新进化论。李兆友从哲学认识论出发，把技术创新概括为“主体参与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创新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过程”。[55]夏保华从价值论角度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56]陈凡等认为：“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技术则是无数这样的阶段综合的过程。”他们认为现代技术“在——技术创新中——存在”这是清晰的技术的意向性或存在论的结构。技术创新是一个生发、展现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构建了周围世界，展现了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57]
从技术创新的价值预设来看，首先，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大多以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效率”与“解决问题”作为其理性与合理性。这种“效率”与“解决问题”便是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例如，柏拉图就认为技术是解决吃穿住行的工具性的东西，而非实现人的超越于内在追求的东西，技术是缺少自律性与自足性的东西与事物。另外，孔子与庄子也看到了技术的积极价值，他们认为技术是工具性的，技术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技术是社会生产力，是改变人类生活与精神状态的重要力量。这种预设先天地将技术创新的道德观导向利润与物欲的实现。因此，价值功能是与现代技术创新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的。
从系统论来看，技术创新是一个与外部系统相互作用、交换的系统，技术创新需要不断从外部系统摄取负熵以维持自身的平衡与发展。首先，技术创新主体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摄取有用和有序的信息及“能量”以利于自身的生存与进步。其次，技术创新客体也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资源的交换与流动，这是技术创新正常发展不可缺少的活动。而且，技术创新内部也要进行相应的信息交流、物资交换等等。在技术创新系统内外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系统被融入了外部系统的价值目标、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
技术创新内在的矛盾正是技术创新价值困境的表现，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也是其价值矛盾的内涵。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包括技术创新实践与技术创新规范之间、技术创新目的与手段之间以及技术创新功能与技术创新结构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规范是社会性的长远性指导原则，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按自然规律进行的活动。这之中蕴含了技术创新的社会性功能评价与技术创新的结构性构成之间的内在本体论的矛盾。技术创新作为工具性手段与其预期目标是存在矛盾的。技术创新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在实施过程中自身也可能变成目的。这便形成了目的与手段的“模糊”。这些矛盾正是技术创新价值困境的内在表现，而且，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也是其价值矛盾的内涵。
从技术创新主体来看，技术创新主体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他们是技术创新价值的主要的载体。技术创新主体的目的与技术创新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两者又统一于技术创新实践。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技术创新的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
从技术创新客体来看，它是技术创新主体实现价值目标的承载物，是技术创新主体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工具与手段。所以，在研究技术创新过程中，也就不能将技术创新客体理解为纯粹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事物，而是要将其纳入一定的、具体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语境中来进行探讨。
【注释】
[1]易显飞．科学技术学导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0-94．
[2]远德玉．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17．
[3]远德玉．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32．
[4]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30．
[5]远德玉．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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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显飞：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当代社会[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2-6，24-3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7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4．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6．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9．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59．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8．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0．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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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1-732．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0．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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