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价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来看，价值的能动性体现在价值的功能方面。价值的功能有认识、调节、评价、指导、激励、预测科技创新等。认识与调节是其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基本功能。价值认识注重技术创新主体与其他组织的利益关系，显示现实社会技术创新的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现实社会技术创新发展的未来图景。首先从价值认识的结果看，价值不仅具有善恶意义的行为、原则、理想、信念等形式，而且具有真假意义的必然形式。这一认识结果大多对技术创新实践具有评价性、预测性。从价值认识的基础看，技术创新实践是价值认识的基础与价值认识结果的标准。从价值认识主体看，技术创新主体是价值的认识主体。综上可见，价值具有认识技术创新状况及预测其历史趋势的功能。其次从价值调节功能的特点来看，价值主要调节技术创新实践中的利益关系及其他类型的关系。价值不仅以“应当怎样”为调节技术创新的准则而且以“必须这样”为调节技术创新的原则。价值调节不仅强调技术创新的业务与责任，而且强调技术创新主体之为人的权利。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调节方式不仅有舆论褒贬、沟通疏导和教育感化等，而且还有法律等强制措施。价值对技术创新的反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价值对技术创新“自由探索精神”有规范的作用。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实践活动，它不可避免受到多方价值因素的制约。例如，技术创新在技术设计、研究与开发、样品中试等过程中将会受到技术创新主体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的影响，而且在技术创新产品营销和使用的后续阶段也要受到大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反馈。另一方面，保守落后的价值观会阻碍和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例如一些跨国公司为谋取最大的利润，往往在其能力范围内控制技术创新与发明的进程。如AT&T压抑电话记忆技术等。技术创新都是创新主体表现价值取向、从事价值追求、改变价值观念的过程，只不过创新主体的这些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机相连的。创新理论的创立者，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主体（在他那里主要是指企业家）是如何受到价值观的指引进行创新活动的。他着重研究了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价值追求（动机），他认为这些动机包括：创新给企业家本人及其企业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经济价值），征服困难并表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意志力，创造并发挥自己才能所带来的欢愉。在这些价值观的推动下，企业家时刻有“战斗的冲动”、不懈的奋斗精神，他把这些价值观同享乐主义区分开来，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价值观）。[23]他认为企业家正是有了这些价值观（文化），创新活动才得以进行。后现代主义学者费雷的观点与熊彼特的意思有相同之处，他说：“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24]
价值观对技术创新实践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1922年，社会学家奥格本在其著作《社会变迁》中反驳了那种认为技术发明与创新是与伟人或天才有关的偶然事件的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价值文化支持的产物。他写道：“在根本没有轮子的文化中，不可能造出，也不可能发明出机器驱动的轮子。”[25]奥格本的意思是，技术创新本身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的，它的发生与发展离开合适的创新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上来看，17世纪世界科学的中心由意大利转向英国，科学上出现了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技术上出现了瓦特这样伟大的发明家。英国之所以能在科学技术上作出那样众多的发现、发明与创新，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说，是因为“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26]。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也认为，近代以来，欧洲的科技创新之所以蓬勃旺盛，从价值文化或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有如下八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1）对劳动的积极评价；（2）有效的管理体制；（3）对技术创造力的激励；（4）理性思想和启蒙运动；（5）自然界的对象化；（6）机械论自然观；（7）数学方法；（8）实验研究。[27]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言，在3世纪至13世纪之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但是近代科学——对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字化，并且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何以）只在伽利略的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28]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是不容乐观的。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国家甚至是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扩张的路子。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低下。其表现在创新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诱导不够、激励不足；自主创新不足，创新质量不高等方面。[29]技术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企业的前途和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早在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危机感。”[30]可见，技术创新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已经被列入治国方略之中。由上可见，技术创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价值文化的良好氛围与精神支撑。就我国传统价值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其负面作用是比较大的。我国传统价值观作为对传统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反映，自然会存在着与技术创新本性不兼容的地方。如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权威主义思想和等级制度思想与技术创新机制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精神就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任何技术创新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原有权威的挑战，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一心追求“礼”，对“犯上”的行为十分痛恨，要求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1]，而“唯上”是创新的大敌。并且，这种权威主义思想和等级制度思想又派生出“官本位”的传统职业观和“官贵民贱”的封建价值观。这导致在封建社会人们从事的各种职业中，“官”始终位于各种职业之首，正是“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32]而这种“官本位”的传统价值观，使中国人缺乏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纯学术精神，这一点与西方人大不相同，西方有为科学而献身的布鲁诺、伽利略，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还不曾见到。[33]由于传统价值观的惯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的“官本位”的价值观依然在对我国技术创新事业产生消极的影响。[34]如现在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时优先选择行政机关，而不管自己在校所学专业是否对口，总是想要加入公务员的行列。再如，现在许多单位和部门热衷于对有贡献的科技专家委任以“高官”，把科技专家向“领导者阶层”转化，以表示对科技人才的重视或满足部分科技人才的做官的欲望。这样做，对科技事业是极其不利的，首先，科研活动进行的基本条件是恒心和专心，而为了当官、保官和升官，有的科技人员要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这必然要占据大量的宝贵时间，影响其科研成果的取得。其次，一些流行于我国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价值观念也弱化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轻视知识的价值观。虽然过去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唾弃，但是，轻视知识的情况仍时有表现，比起“权”“钱”来说，知识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分量就轻多了。二是不重视人才的价值观。这不仅表现在对人才的识别、选择、评价上观念陈旧，标准过时，缺乏富有时代特色的科学的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而且还表现在对人才的关心方面，不善于创造理想的工作条件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常常为平均主义等思想观念所干扰，更缺乏情感上的关心和沟通。三是论资排辈的价值观。不少单位认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忽视年轻人的作用，扼制新生力量的成长。四是近亲繁殖的价值观。一些科研单位几代同堂，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知识面狭窄、结构不合理、门户之见、排斥异端，使科研集体中缺少思想碰撞和相互启发。五是“互不买账”的价值观。今天知识分子中“互不买账”的现象甚为常见，有的甚至是嫉贤妒能，严重妨碍创新中互相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发扬。六是忽视信息的价值观。由于信息不灵带来“创新”的低水平重复，在工作中并不少见。不少科技人员信息意识不强；没有掌握和运用获取信息的先进手段；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有效地去获得信息；有了信息，不善于识别、不善于筛选、更不善于开发和利用。这种因长期封闭造成的信息闭塞，信息意识不强的状况，要彻底改变非一日之功。好的创新价值观是凝聚技术创新共同体的黏合剂，也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而上述不好的价值观，无疑将会成为技术创新的障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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