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的视角

(三)价值论的视角

技术创新是对技术的扬弃与实现。从技术创新与价值的关联性来看,有如下观点。

第一,技术创新价值中立论。技术中立论提出了四个论据来支持其观点:首先,技术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可以被应用于任何目的。技术的中立性是指技术作为工具手段的中立性,它与它所服务的价值目的只具有或然相关性。其次,技术与政治之间并无关联,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讲都是这样。斧头就是斧头,涡轮机就是涡轮机,这些工具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用的,它们与社会和政治因素无关。再次,技术的社会——政治中立性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和它所体现的真理普遍性。技术是基建于一种可证实的因果命题,而这种命题是正确的,就像科学观点一样,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认知作用。因此,技术可以在这种社会中发挥作用,同样也可以在那种社会中发挥作用。最后,技术的普遍性意味着同一度量标准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背景之中。通常来说,技术可以提高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文明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说技术是中性的,是因为任何情况下的某一技术,都是以其相同的效应标准来体现它的本质。[21]在这里,技术中立论讲到技术的手段、因果命题、相同效应标准等特征都体现了技术的自然属性,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不含有任何的价值判断,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第二,技术价值负载论。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具有价值取向。例如:庄子在《天地篇》中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认为技术器物潜伏了“机心”,负载了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与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立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22]让-伊夫·戈菲认为:“技术并不直接是我们的器官的投射,它是心理现象的间接表达,是某些‘生命形式的表现’,这些首先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最初技术必然是一些人体工艺、一些文身、某些仪式的舞蹈,以象征或表达宇宙内部秩序的某种意志,……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影。”[23]

第三,技术价值折中论。例如:科利认为技术本身不负载价值,而是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人的思想意识和经济利益导致了技术的价值负载。[24]他认为技术在一方面是中立的、无价值的,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价值负载的。

第四,技术批判理论。芬伯格认为技术是价值负载的。技术价值“既存在于设计之中,也存在于技术使用和技术体系之中”,即存在于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编码”)和社会属性(“人类控制”)的相互作用(“交叉域”或“斗争场景”)之中。

另外,从价值哲学演进的角度来看,价值哲学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就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价值观反抗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的神学。后来较为正式的价值哲学源于18世纪休谟关于人性论的研究,其伦理观是建立在快乐主义和情感主义之上的。到19世纪60年代,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的洛采的价值哲学是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价值哲学。在洛采之后,德国哲学家尼采高喊“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其价值观是唯意志论的、反对平等的、崇尚超人的价值观。在“上帝死了”之后,人成了宇宙的主宰者,自然界变为人类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人类高举理性的大旗,利用“巨机器”在其生养之地横行。起先,其哲学基础自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主客两分起始,人类确立了自我独尊的理性意识。后来经贝克莱、休谟把经验主义推向否定因果关系,否定知识存在的极端。休谟提出的从“是”中推不出“应该”,直接把价值引向了令人迷茫的价值主观主义。在现代人类文明的今天,科学主义(科学万能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主导的统治力量。科学主义奉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为神明,而排斥价值理性,只追求最经济、最有效率的行为和结果,而抛开行为的道德价值和终极价值,而且认为“价值”这类命题是不可证实的。这样,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论走向主观主义,而与客观的实在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从横向来看,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蕴含了技术创新价值中立论与技术创新负载论的争论。从纵向来看,价值的本质徘徊于价值主观论与价值客观论之中。笔者认为,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矛盾的统一体,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其属性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人为地分割。单纯地从任何一方来看,将导致纯粹的技术中性论或纯粹的技术价值论。技术创新作为对技术的扬弃的实践过程,作为技术的存在的呈现,它直接与人类社会和生产资料相联系,是技术、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载体和过程。

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关联性来看,技术创新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构成了其价值困境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创新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它的物理结构,这些物理结构是其工具价值发挥的载体。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技术创新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它展示出了对人类社会作用巨大的工具价值。这样,技术创新蕴含了自身内在价值与外界把它作为工具价值的矛盾。

【注释】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3.

[2]William E Akin.Technocracy and the American Dream[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8.

[3]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5.

[4]A.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M].罗蕾,王晓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66.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4.

[6]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冯禹,向世陵,黎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17.

[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2.

[8]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8.

[9]Jean-Francois Lyotard.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M].trans.Geoffrey Bennington,Rachel Bowlb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53.

[10]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6-102.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48.

[12]杨鲁慧.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及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5):69-74.

[13]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7-138.

[14]刘大椿,段伟文.科技时代伦理问题的新向度[J].新视野,2000(1):34-38.

[15]克罗斯.作为倾向性质的技术功能:一种批判性的评论[M]∥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52.

[1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7.

[1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1.

[18]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45-946.

[19]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5.

[20]肖峰.技术认识过程的社会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92.

[21]杨建邺.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470-499.

[22]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李小兵,谢京生,张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0.

[23]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M].董永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6.

[24]Mike Kelly.The Technology of Uselessness[EB/OL].http://www.pd.org/topos/perforations/perf6/uselesste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