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哲学视域下技术创新的研究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饥饿，它（制造与创新）会提供食物，如果身体渴了，它会提供饮料，如果身体冷了，它会提供衣服、被褥、鞋子，以及其他我们的身体需要的东西”[66]。这说明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被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技术中，有的为生活必需，有的供消磨时间。与前者相比较，后者总被当作更加智慧的，因为这些技术的科学，并不是为了实用”[67]。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技术创新价值除实用外还有非实用的更加智慧的追求，那就是善或者是真，或者是美。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例如他说，“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觉得花得起，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其间每个成员都懂得他的面包与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68]。工业文明以来的技术创新活动，在工具理性的疯狂统治下，创新的价值标准被“单一化”“畸形化”了，“唯经济价值”成为整个社会技术创新的普适的价值取向，“终极关怀”在工具理性的压抑下，已经变得不名一文。海德格尔指出，当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占据统治地位时，“乃是极端的危险”[69]。他所说的这种“危险”正是现代技术创新面临的人文价值困境。彭福扬等指出，“人类不仅需要不断地取得技术创新成果造福自己，同时也需要对技术创新进行价值评估，即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和指引。在人类前进这辆机车上，技术创新起着‘发动机’的动力作用，人文精神则是‘制衡器’，它规定着发展的速度和前进的方向”[70]。陈凡认为，“要确保高技术以善的目的和动机出发同样达到善的结果，理应将高技术在设计、制造、使用和管理的全部过程中嵌入伦理道德的考虑，尤其关注高技术实践主体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努力提升高技术实践主体的人格水准”[71]，陈凡从个体与群体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相对于个体而言，伦理的作用是通过科技共同体的道德观念及道德行为加以实现的，而从群体的角度而言，价值观的作用反映在国家的科技政策上面。潘建红认为，要“从观念的更新、价值的优化、责任的重塑、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寻找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对策，旨在实现科技与道德高层次发展”[72]。有学者提出了人性化技术创新的实现途径。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技术创新价值观。第二，要推行对技术创新主体的“两种文化”的教育。第三，在技术社会观上，要实现技术创新的人性化，公众参与是重要的外部动因。第四，在文化观上，应该在整个社会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人性化”社会文化氛围。第五，要加强技术创新的伦理控制。[73]王前认为，要加强伦理因素在网络功能设计评估和控制中的作用，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发挥伦理因素的作用。第二，通过学校和大众传媒的影响。第三，针对网络功能设计者的道德教育。[74]乔瑞金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已不是科技工作者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社会与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要实现技术正义，科技工作者的美德将愈来愈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75]而且，乔瑞金进一步提出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的观点。第一，伦理道德通过一系列调节和反映功能，干预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促使科学技术能朝着符合全人类生存和其根本利益、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方向发展。第二，伦理道德通过对价值目标和价值层次模型的制定，影响着科技项目的确立和选择，制约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伦理道德以对全人类根本利益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良心业务机制，影响着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个人，以此来激励或抑制某项科学事业的发展。第四，科学道德和科学伦理学也直接或间接地反作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76]
对于消解技术异化，有以下几种观点。英国的里彭主教讲到，“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十年，同时把人们用在这方面的心血和才智转用于恢复已经失传的和平相处的艺术和寻找使人类生活过得去的方法的话，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77]。这是一种消极应对技术异化的办法，只是一种空想而已。环境伦理学者德思查汀认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所涉及的是伦理和哲学的问题。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如果我们仅依赖科学、技术、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不同时考虑伦理和哲学的途径，那么，它们引发的问题可能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78]这里阐明了技术创新价值困境不是仅仅依赖“形而下”的途径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来指明方向、提供智慧。
具体而言，技术创新价值包括技术创新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两大类。其中，技术创新的物质价值可以继续分解为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生态价值等；而技术创新的精神价值也可以进一步分为人文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等。当然，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往往并非截然分开，两者之间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在物质价值或精神价值内部，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不同价值之间也是有交叉的，不同的创新价值之间亦不是“非此即彼”的。因此，当人们在判定技术创新的某项价值属性时，就只需看主要方面或针对具体某一主体产生的实质性效果。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表现为，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技术创新环节，成为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变量；技术创新一旦有重大突破，就会极大地刺激新的需求，推动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创新的不断发展使企业能够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其生产效率。并且，技术创新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过去的工业生产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它以提高产量的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创新的发展，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朝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企业而言，技术创新能促使创新主体的产品增加市场优势，从而促进产品增值，并通过占领市场份额、拥有广大消费者，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最后给技术创新主体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技术创新的政治价值表现为，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关系变革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政治制度的演变中所蕴含的技术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发展之间的量变和质变极其吻合。以至于马克思用技术（创新）水平来标志社会形态。“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79]在现实中，技术创新的发展有助于政治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能消除政治与行政过程中程序上、技术上的政治决策、科学管理的问题，建立科学的政治决策机构、程序和方法，吸收和运用现代技术创新成果，科学计算成本和收益，尽量避免政治与行政决策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表现在技术创新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方面以及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身所起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的生态正价值与负价值。本来，技术创新的发展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如技术创新总是在不断地朝向“资源节约型”发展，力图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再如，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管理、保护和以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的重要工具，是建设良好生态的手段。但事实是，技术创新发展（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却经常成反比，表现出技术创新在生态领域的价值异化，即现代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负向实现上。就像弗·卡普拉指出的，“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创新）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是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创新）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80]。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存在和发展。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这种改善在根本上是人道主义的，它们给人带来的解放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人的过程，人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进化，越来越变成“人”，变成“文化人”。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是潜藏着人性价值的。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不仅生产出产品，还生产出相应的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语言”[81]。他还指出，对工业和技术不能仅仅从其表现效用方面来理解，相反只因为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才获得其价值。它们“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82]但是，技术创新尤其是工业经济时代以来的技术创新活动，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人文价值危机。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描绘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的异化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的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3]技术创新进步了，但劳动却变得单调枯燥以至于不能给人乐趣，劳动并没有给劳动者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俨然成为奴役人而非解放人的手段，更谈不上实现劳动者的价值了。弗洛姆在批判西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时有句名言：“人制造了像人一样的机器，培养了像机器一样的人。”[84]技术创新的文化价值表现在技术创新本身作为文化家族的成员之一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及技术创新对其他文化样式的作用。人类文化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既是人的也是自然的。一方面，它内化于人的思想中；另一方面，它外化为某种文化存在。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的技术创新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技术创新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存在，其次才是一种现实的技术实践活动。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技术创新具有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表现为创新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成为文化大家族的一员，即创新文化，它是指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等人文内涵，即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文化形态。创新文化体现的理性、规范、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正是推动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85]其次还表现为技术创新推动文学艺术、宗教和道德等其他文化样式的进步与繁荣。一个民族可以不生长西方式的科学而仍然能够保有悠久辉煌的文明，但却不能没有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是整个人类及人类文化的根基。因为有了技术创新，人类生存下来并创造了更进步的文化。如果把器物本身也理解为文化的话，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技术创新、铜器技术创新、铁器技术创新、蒸汽技术创新、电气技术创新、原子技术创新、电子技术创新的发展，这些既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技术创新文化价值或者说是推动文化进步的标志。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表现为技术创新能推动科学认识的发展。亚·沃尔夫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无疑是实用发明的进步走在有关现象的理论知识的进展前面，甚至在近代几个世纪里，虽然有时科学进展促进了实际应用，但更经常的是已有的技术方法为科学发现提供了资料。”[86]亚·沃尔夫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出技术创新的科学认识价值。从对具体的科学发展而言，技术创新对科学的“反作用”也就像科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那样与日俱增。就像内森·罗森伯格所言：20世纪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技术领域需求的变化在改变科学议程方面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研究本身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变化的路径。[87]并且，他认为从1850年代开始这种反向的依赖关系就已经产生。他特别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钢铁工业的三次重大技术创新，即贝西默酸性转炉钢、西门子的平炉熔炉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碱性炉，极大地提高了由于获得与钢材性能有关的新科学知识而带来的回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森伯格认为，“现代冶金科学诞生于解决与现代钢铁产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的需要”[88]。他还指出，晶体管技术不是产生在早期对固态物理学研究的大量资源投入之上，是晶体管的率先突破导致后来的大规模科学资源的投入；激光技术的潜在经济价值使研究人员把目光重新投向默默无闻的光学，光学研究领域才出现重大复兴。这样，由于“提高了新科学知识的回报”，而从经济回报的层面不断刺激科学家，甚至技术专家努力去发现新的科学知识。近百年来，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自诸如贝尔实验室等工业研究实验室就是明证。因此，技术创新有力地塑造着科学，它在决定科学研究议程上的作用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