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

(一)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

马克思生活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革命爆发年代。就技术创新本身而言,马克思对其所持的态度是“欣喜”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8]。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技术创新的力量及其功能,他对于科学发现的态度是“衷心喜悦”的,而此种科学发现变为技术创新,能够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时,他就由“衷心喜悦”变为“非同寻常的喜悦”了。

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是通过考察人类劳动历史全过程而凸显出来的,他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机器运转的考察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是人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科学技术则是一种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要真正体现出自身的生产力价值,就必须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进行实践。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初步开始探索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的解放是空前的,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变革,各类大型机械的研制和使用,让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质量也越来越好,随着物质上的富足,精神层面上的产出也日益增多,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股欣欣向荣的状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剥削为基本手段的,是血腥而残酷的,但这种生产方式在客观上也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当资本家意识到改进生产方式比延长工作时间更能为自己带来更高的收益时,用新技术、新机械来提高生产力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客观需要也促使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进行转化。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便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将生产效率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进行了极大提高,也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在其统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因此而继续兴盛。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束缚于其本身的局限性,科学技术无法获得完全的发展,并且人这一要素是科学技术的真正力量,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这意味着科学技术的真正力量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展现。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主要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变革。第一,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揭示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增加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握;减少生产和再生产生活条件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马克思强调,正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停滞不前的时期,社会就不能再发展生产力了;当经济增长、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得到保证时,为了消除阻碍进步的障碍,革命也就发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资本家引入技术并提高生产力,以增加他们自己的个人利润,而不考虑工人的生活水平或社会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的恐惧者,比如“与机器赛跑”的作者,认为是技术导致了失业和不平等。然而,技术进步本身不是造成劳动者失业和更加贫困的原因,而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发明成果被谁占有的所有制导致的结果。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是被资本垄断,而是充分服务于劳动人民,恰恰能够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福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垄断将被一个合理的生产计划所取代,其允许引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来服务劳动人民。人与机器可以和谐共存而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产生极端的经济危机与失业等诸多矛盾,工作机会与岗位可以平等公正地分配,工作时间也可以逐步减少,进一步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工作就业环境的改善,能够保障劳动者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马克思并不反对技术进步,因为马克思不像卢德派那样相信劳动谬论,他们认为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工作,而节省劳力的技术必然会导致失业。马克思完全支持创新和技术,事实上,马克思是新技术最坚定和最热心的支持者,他认为这些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希望用机器代替劳动力;用更少的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减少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在一个合理的生产计划下,工作将被平等地分配,消除失业,并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与此同时,随着对研究、技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投资,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节省劳动力的方法,从而使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使绝大多数人都有时间自由发展自身,不仅在教育上和创造性上发展自己,而且能够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经济的民主运行。因此,创造自由时间为真正的人民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意味着人们不需要花过多的时间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第二,生产关系的变革被科学技术所推动。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多为以工人为主要劳动力的工厂手工业,这一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是在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之后,新技术、新发明的使用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新,雇佣关系改变了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资本家为使剥削变得更加高明和隐蔽,从而以新的形式进行生产活动,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大大扩充了它们的统治范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源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变革力,其使人类劳动变得更加高效,也使生产力获得了更大的解放。生产力获得解放与人类的发展和解放又密不可分。因为“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10]。生产方式变得高效节约了社会生产的时间,更使得人类社会向前进的步伐变得更快,于是便使得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加快速。第三,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高于一般实践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他认为科技创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如他所言,“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1]。他还指出,创新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2]。第四,科学技术在现实物质生产中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自然科学在当时取得了长足进步。教条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被彻底打破,科学技术作为真正的生产力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者用运动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13],辩证思维方式造就了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也不断被科技发明所证明。

当然,正如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他从未将其视为孤立的、单个的抽象人,而且总是将其视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人”[14]——一样,他对于技术创新的认识并未停留于对其的纯粹一般的概念或本质的理解,而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语境来分析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在改造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使人异化或者非人化,但是从长远看来是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5]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技术创新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此外,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马克思还揭示了技术创新既具有积极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使人异化或者非人化。对资本主义马克思用批判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科技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物化和异化蔓延。这种情况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使用科技进行生产劳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是让资本主义得以对剩余价值进行更加不易发觉的剥削。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在纯粹意义上根本不是科学技术而只能称作冷冰冰的工具。这也就导致了人与劳动的异化、人与产品的异化以及人类本质的异化。另一方面,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当中扮演了工具理性的角色,是资本推动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功利主义横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变成了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变相剥削的工具,科学技术虽然改变了劳动者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却并没有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个人的价值仍然无法完全体现。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较为全面地阐明了与技术创新相伴随的此种非人化现象。[16]第一,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此种异化表现为劳动者生产得愈多,自己反而拥有得愈少,反而愈被奴役。第二,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行为是异化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不是自由发挥、自在舒畅的活动,而是沦为一种自我折磨与自我摧残的活动。第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相比于或超越于动物,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人的类生活不是目的,而是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手段或工具。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自身的异化,使其不可避免地同其他人也都是对立的关系。

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青年马克思只是直接揭示了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异化劳动现象,并未清晰阐释技术创新造成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此种异化劳动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本身是人类战胜自然力的结果,而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机器和大工业”这一主题时,他严格区分了“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他认为:“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17]马克思在这里言明了机器本身不会排挤工人,而使工人失业,因为机器不会使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马克思接着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对抗不是由机器本身所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因为机器本身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强度,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透过马克思关于“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区分,我们可知,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揭示了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社会分工及产业的影响。他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或者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其也使社会内部的社会分工发生变革,不断地将大量的资本与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至另一个生产部门。这里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使劳动方式发生变换,使劳动职能发生变更,使工人全面性流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上仍然再生产出了旧的分工与固定化的专业。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与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不仅劳动资料被夺走,而且生活资料也被夺走,在工人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18]

马克思在描述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异化现象时,他也认为此种劳动异化恰恰是人类解放自己的条件或前提。他指出,共产主义是自我异化的扬弃。[19]随着资本主义的贫困、奴役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会不断增长。当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容下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20]同时,马克思指出,如果要建造一条通往无限未来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的基础一定是“创新”,“什么才能称为真正的创造呢?只有人的活动才能称为真正的创造,因为只有人才可以通过学习、观察、总结等等创造性的活动发明出原来并不存在的物体”[21]。“如果他想用唯一的一个剧本为自己铺设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他应当把自己的剧本建筑在创新的基础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