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前瞻性

可以想象在未来，国家间的竞争核心就是人才资源和科学技术，而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争夺的无疑也无法脱离人才与科技资源，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新时代技术创新思想的前瞻性就在于对于这种资源的把控的同时还对产业革命趋势和科技发展方向有所把握。

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社会发展的标志就是技术创新的成果，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技术创新演化史。从技术创新本身及其与创新环境的关系出发，现代技术创新正在或即将呈现出以下趋势与特征：^[21]一是现代技术创新建立在更加牢固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中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活动受科学的力量的支配还不明显的话，那么从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离不开基础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尤其是原始性的技术创新，没有前沿基础理论的突破，几乎无法进行。正如梅森所言：“在公元1850年之后，把科学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就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到了本世纪（20世纪），则大多数卓越的技术发明主要都来自科学研究了。”^[22]从创新观念来看，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实现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的“合理婚配”。弗兰西斯·培根更是对这种“合理婚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方法，首先要求的就是去寻找新的原理、新的操作程序和新的事实。这类原理和事实，可以在技术知识中找到，也可以在实验科学中找到。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原理和知识后，它们就会导致技术和科学上的应用”^[23]。这些都为技术创新由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奠定了观念基础。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关于21世纪的一份研究报上所讲：“今天技术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而科学是引擎的燃料。”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技术创新的许多领域日益落后于美国，与其长期坚持“技术立国”，忽视基础科学研究不无关系。应该说，未来社会的技术创新竞争，本质上还是基础前沿理论的竞争。由于现代技术创新建立在更加牢固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导致创新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用产品单位重量价格比来描述这一情况。20世纪50年代，代表性产品如钢材，每千克不到1元；60年代，代表性产品如汽车、洗衣机和电冰箱，每千克的价格分别是30元、60元、90元；70年代末，代表性产品是微机，每千克的价格是1 000多元；^[24]90年代以来，诸如软件、网络技术，若按照每千克价格计算，就是工业时代的产品的成千上百倍了。二是现代科技创新建立在信息化、数字化和计算机化的基础上。与传统技术创新方式不同的是现代技术创新的实现，已经较大程度地依赖于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如创新产品的市场研究，创新技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创新项目的选择与论证，往往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再如，现代技术创新的原理构思、创新方案的设计过程中，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技术模型，如原理模型、原理样机等的试验、研制以及各种技术试验数据和参量的处理中，许多计算机模拟试验甚至是人工试验根本无法替代的。技术创新的信息化、数字化和计算机化，在从创新产品到创新商品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因素在减少而变得无关紧要。如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是数控机床、程控生产线等自动化生产中的主导技术。它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成本，而且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更加精细化，减少系统误差；另外，创新产品在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反馈，也需要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帮助。三是技术创新主体越来越复数化。如果说农业时代创新主体主要是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为一身的工匠，那么，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创新主体主要是工程师。当然，早期的工程师其实就是由原来的工匠或工人发展而来，“不列颠久为工业革命中心，其中工程师大多数出身于简单工人，既灵巧熟练又有进取心，但通常无文化或靠自学。他们或者是车匠像布累马（Bramah），或者是机器匠像麦多克和佐治·斯蒂芬孙，或者是铁匠像纽可门和摩德斯雷”^[25]。这时候，工程师也远比古代工匠的社会地位高。与此不同的是，现代技术创新的创新主体在企业内已经进一步分化为开发设计主体、工艺主体、操作主体、销售主体、管理主体等，由这些主体协同作用，共同完成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从而使技术创新主体成为复数，^[26]而且，这种复数化的趋势在将来将更趋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完成某项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中，企业内的主体更加细化，还体现为技术创新的企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看似是某一企业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主体已经牵涉到企业外的诸多主体，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构甚至是顾客都已经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来。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技术创新的强科学性，知识的日益分化和日趋综合，使得在创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科学瓶颈”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克服的，它必须依赖外围机构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向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原理性知识，以便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即使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也是讲究成本的，充分利用政府、科研院所、大学等外围主体进行合作创新，往往是企业节约技术创新成本的最佳途径。当前进行的产、学、研一体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大学协作进行的创新风起云涌，正是对这一特征的实际反映。四是信息技术创新成为创新的主要内容。在后工业经济时代，信息产业在社会的产业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目前，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增加值比重已经占到60%～70%。美国对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投资占资本设备总投资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速度三倍于美国出口总速度。现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为基础，多媒体为特征，数字式电子信息产品将成为新一代技术创新产品中的主角。1996年，世界计算机年销售台数第一次超过了工业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汽车的年销售总量，标志着创新内容上的转向。^[27]其实，信息技术创新也不仅仅是针对信息产业本身而言的，信息技术创新还带来了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即通过信息技术创新对传统工业的渗透、嫁接和武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达到产业调整、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目的，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力。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创新的整合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和自动化、智能化，加速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进程。当然，后工业经济时代更多的是一个未来的概念，从目前来讲，信息技术创新是其创新的主要内容，但随着科技—经济范式的演进，创新的聚集点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五是政府在现代技术创新活动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首先，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为企业的创新建立有利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包括与创新直接相关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奖励制度、技术评价体系、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税收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其次，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来激励企业的创新。如政府通过给创新提供优惠政策、项目、税收等手段，来刺激企业的创新；再如政府推动以创新中介机构（包括技术转化机构、工程中心、技术信息、技术咨询和技术诊断组织等）为重点的服务体系建设。这样可以使这些创新中介机构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最后，政府保证企业朝着创新的正确方向发展。由于创新对社会、生态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防止创新的负价值的膨胀，政府往往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引导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从而保证创新朝着价值多元、价值均衡的方向发展。六是现代技术创新的周期更短。以计算机技术创新为例，每5～7年，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就增长十倍，体积减小的同时，价格也下降；再以具体的微电子技术为例，自1975年以来，其一直遵循摩尔定律增长，也就是单位面积IC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增加一倍，成本基本不变。七是现代技术创新活动引发了深层次的价值、伦理问题。根据法国哲学家让娜·帕朗-维亚尔、圣·塞尼提出的“科技悖论”^[28]，可以得出创新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机器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却造成机器和劳动的对立、脑体分离、城乡分离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分离；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却没有时间估计变化的后果，导致技术的失控；创新作为理性的产物，但因对人自身不理解，理性与权力一起产生非理性的后果，在先进创新领域为消费而计划生产，却导致消费服从生产与技术的反常现象；技术改变了地球面貌，却导致资源枯竭、土地贫瘠和环境污染；技术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却又把人类与自然分开，让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式的“伪自然”中。“科技悖论”本质上反映的就是工业经济时代以来技术创新活动的“价值悖论”。并且，由于现代技术创新系统越来越复杂化，创新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这样往往导致某些创新后果是无法预测的。“混沌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巨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带来以后状态的巨大偏离。科学家举例说，假如在大气环流中，北京有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可能几星期后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也就是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系统外一个微扰有可能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这种观念直接引发了我们对创新负价值的可控性与不可控性的思考，并认识到对创新的“价值调控”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八是技术创新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农业经济时代，受制于地理环境、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的影响，创新的地域性十分明显，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创新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创新的国际化是指技术创新的活动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创新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创新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创新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创新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趋势在创新领域的表现，本质上它是有利于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的，但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首先，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将打上全球化的烙印，不会像前现代社会那样，保持着过于浓厚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其次，创新的价值流动的空间范围在继续扩大，某项创新的价值的实现，可能要依赖于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最后，创新的价值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这不但是创新的正价值的全球性，创新所带来的负价值也将泛滥于全球，特别是某些“巨型”的创新项目，更是特别严重。这也意味着，对创新的价值监控，已经不是具体哪个国家的独有的义务，也不是单个国家能独立完成的，它依赖于国际间的广泛合作。九是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和国家在市场竞争中的决定因素。如果说农业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和原材料的话，所谓的后工业经济的核心要素则是知识了，所以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亦称之为知识经济）。众所周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实现，是必须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因此，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力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从企业层面上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主要源泉。从国家层面上看，一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在这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小，新加坡次之，韩国最重，它们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也和这个顺序一致。在技术创新竞争力的排名表上，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名次分别是第7名、第9名、第28名。所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工作时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跟随全球产业发展和变革的大趋势，尽全力进行产业结构改进和调整。在未来发展中，各个国家都将把提高技术含量、增加产业附加值、延长产业价值链和企业生命力作为技术创新的目标。其中，国家重点发展具有长远影响和战略意义的新兴高端科技产业，加大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推动互联网的全面渗透性发展，争取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功能完备、结构完善、附加值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的进步不能单单体现在几个或者某个重要领域，而是推动整体的技术创新，更加不能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来获取科技的创新。同时在能源领域，未来国家间将会为资源打起一场激烈争夺战，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话语权，占据优势。中国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其中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急剧消耗，要想使资源在未来不枯竭，我们就需要开发一些新型的能源。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重视新能源开发这一问题，并且在能够有效地解决能源利用率低和能源有限的不可忽视的问题的同时注重环保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设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业产业群”。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被国家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大会发言中表示，需要大力地培养中国制造业的接班人，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党和国家对于创新驱动的重视，使得“中国制造”慢慢进化为“中国创造”，“高铁”在外国备受追捧，成为“中国创造”最有力的回应。今后，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需要重点突破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创新，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环境、能源、人口问题，推行可持续发展，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各个行业的融合，促进每个行业的再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