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的视角

从技术创新困境的认识论根源来看，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技术创新的困境。现代技术创新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事实与价值的、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以及人与物的二元分立。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出现二元分立，一方面，从唯理论的角度出发，人类高扬理性之大旗，乘自然科学革命的契机，树立了人类超越一切的地位。自此，人成了万物的尺度，成了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同时也成了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自然界万物变成了人类任意宰割与统治的“持存物”。这样，技术创新的价值观便是物本主义的价值观，它以经济利益为指向，以追求最大的效率为宗旨，结果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污染、人被物化变成了待利用的“持存物”。另一方面，从经验论的角度来看，随着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否定，他也毫不犹豫地否定了真理与知识的确定性，结果他的经验论走向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在技术创新实践中，技术创新的价值观需要合理性与确定性的东西来规制。如果在技术创新价值观上倡导纯粹的原则与标准，将束缚技术创新的发展与完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矛盾来分析技术创新的困境根源。从传统经验论角度看来，我们对于技术创新的认识来自技术创新主体的实践经验，技术创新主体的经验与实践在其头脑的“白板”上画上了技术创新这种事实与概念。但在技术创新的认识过程中，技术创新主体的感觉与经验不是对其正确认识的唯一来源。我们还需要技术创新的理性与规则。这就出现了相对性的技术创新实践经验与绝对性的技术创新规则之间的困境。

从唯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来自人类自身的思维或理性，技术创新的原则是理性，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合逻辑与必然的真理体系。技术创新是天赋或先验的。但是，技术创新在追求绝对与必然的目标时却陷入了自身的具体性与特殊性之中。这绝对性与相对性、必然性与或然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了技术创新的内在的认识论矛盾。这个技术创新的认识论矛盾构成了技术创新价值困境唯理论的认识论根源。例如，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尊敬和敬畏，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现代意义上的“控制自然”观念的确立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道主义，颂扬人的力量，催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19]。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建构了技术创新。无论在技术任务的提出阶段，还是在技术的设计阶段，或是在技术后果的评价阶段，社会的（包括人文的）因素都积极地参与了建构技术的过程，使得技术认识过程不只是一个技术逻辑的展开过程，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构想活动。^[20]社会性与技术相关的因素协同作用构成了技术创新的现实过程。技术创新蕴含了不同的建构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形成了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技术创新价值困境的社会建构论根源。

从狭义技术创新与广义技术创新的概念分析中我们可以透视技术创新的价值根源。首先，狭义技术创新一般局限于技术和经济的范畴之内，是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利润的实现。其经济目的是与“效率”密不可分的。因此，狭义的技术创新指向物的价值实现，是“物”本主义的。狭义技术创新的目的是追求企业利润、产品市场占有率、企业长期利益等，物质利益与最大的效率是狭义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这样，技术创新忽视了人文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实现并生成了内在的价值困境。

广义技术创新是指人类对技术的扬弃的实践过程。扬弃意味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过程中，有利于人类和谐发展的技术将得到发展与扩散，而不利于人类和谐发展的技术将被遏制。对技术的取舍之中将牵涉到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利益，因此，其间的冲突与斗争不时发生，并且与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技术创新的进步伴随着价值的冲突与矛盾。广义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全人类。技术创新主体是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们的意志、情感、兴趣等贯穿于技术创新的实践过程，广义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是技术创新主体实现自我的过程。技术创新主体的期望与现实条件是其内部的矛盾，技术创新主体希望用技术创新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技术创新的现实条件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一对矛盾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内在的困境。广义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技术创新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但是这三个向度的矛盾也是技术创新价值困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