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早期中文报章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视中国以外为“蛮夷之邦”和“化外之民”，以至于朝廷上下对战争对手英国的国情和世界局势知之甚少。战败的耻辱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经世派精英士夫将目光转向海外，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一批向国人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舆地学著作，有识之士对西学的态度由被动接受进入到主动吸收阶段，而其思想资料则主要来自西洋传教士创办的西文中文报章。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成为时代主潮，维新派知识精英创办的《时务报》《湘学报》《知新报》等报章，成为传播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而其思想材料乃至文体特征亦直接受到西方在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章的影响。在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确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在口岸城市创办的一批以传播西学为手段、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中文报章，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媒介，在传播西洋文明和推进中文报刊近代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文报章的文体之变。
西方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源头，可追溯到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该刊1822年停刊，存世7年。这一小型的中文连续出版物，以传播“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知识为主，“最大的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国俗”。[18]主编兼主笔米怜基于“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也会成为美德的辅助者”的思想理念与传教策略，[19]重视西方天文地理科学知识的绍介，且强调报章文字的“生动有趣”，为其后之传教士所办中文报章，开启了以科学知识辅助宗教教义的范例。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也是最早刊发评论文章的近代报章。至1838年季秋停刊，存世6年，出刊33期。主编兼主笔郭实猎，署名“爱汉者”，在创刊缘起中宣称“其出版是使中国人得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为此，该刊采取“不谈政治”而“展示事实”的策略，目的是“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以“较妙的方法”表达西洋人确实不是“蛮夷”。[20]郭实猎在广州传教多年，对中国和中国人知之较深，故而放弃一般传教士刊物以宣扬教义为主的办刊宗旨，而将传播西方文明、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与认知为首要目标，采取“科学辅教”的办刊策略，以西学相标榜，尤其重视天文、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使该刊成为一种西洋牧师在华编纂的中文世俗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采取分类编纂、固定栏目、线装册页的方法与形式，兼具近代期刊特征和中国书籍风格；该刊的“论”“东西史记和合”“天文”“地理”“新闻”“杂文”等栏目文章，篇幅简短，文字通俗，浅易文言之中，掺杂俗语口语及外来语，追求面向中国民众的生动性、趣味性、可读性效果。
鸦片战争后，受中英《南京条约》的庇护，西方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和创办报刊，其在南洋和澳门的办报基地逐渐转移到香港、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口岸城市。1853年8月，马礼逊教育协会出资、英华书院印字局发行的《遐迩贯珍》月刊在香港问世，是为中国第一份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中文报刊。该刊存世近3年，出刊33期，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先后任主编。《遐迩贯珍》杂志是一种面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世界、用中文传播西洋文明的启蒙读物，刊发了一批绍介欧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商业文明等内容的文章，开创了冠有新闻题目的中文报刊先例，在中文报章的近代化运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维新派人士创办的近代报章，主要有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创刊）、《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维新日报》（1879年创办），广州《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创办）、《述报》（1884年创办）、《广报》（1886年创办）等，上海《汇报》（1874年创办）等，大抵以鼓吹兴办洋务、倡导维新变法为主旋律，开戊戌维新派政论报章先河。其中，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首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报纸，每日冠首刊登一篇政论性文章，奏响了“变法自强”的主旋律，开近代中文政论报章先河。王韬主笔政的《循环日报》行世十多年，并为他在报界赢得了“中国报业之父”盛誉，在政界成为维新变法思想先驱，在文坛成为文体改革先导。
咸同之际，上海在五口通商城市中发展最快，逐渐取代广州成为欧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心和创办报刊的重要基地。1857年初，伦敦传教会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主编的《六合丛谈》月刊在上海问世，是为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章，依托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印行，率先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汉字金属活字排版，引进欧洲新式的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印刷机印刷，主要撰稿人为慕维廉、艾约瑟、韦廉臣等西方传教士，王韬、蒋敦复、韩应陞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编辑撰稿工作。《六合丛谈》存世一年半，出刊15期，注重西学知识绍介和泰西近事报道，虽然刊物的宗教性质未曾改变，却显著增强了报章的学术性和新闻性。1858年初，主编伟烈亚力在《第二卷小引》中述及该刊设置的“新出书籍”栏目时有感而发道：
窃谓中国微有所不足者，在囿于见闻，有美不彰，苟且自域，宣播无从。偶有一书出，传之不远，不能遍告同人，使之不胫而走。迟之数月或数年，尚无有知其名、过而问之者。甚者庋于高阁，有辜作者之盛意。西国苟著新书，人必争售，一月之间，家置一编。此新出书籍之目，所以每月必书也。[21]
在报刊上有选择地介绍每月出版的新书，义务为其做宣传，是改变中国新著书籍“有美不彰”局面的有效方式；运用时效快、受众广的近代报章传播新知，启蒙民众，改良社会，更是一条便捷途径。《六合丛谈》所绍介的新书，多系传教士撰写翻译、墨海书馆出版发行的新书，以宗教、自然科学和医学类居多。
1868年仲秋，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1872年孟秋，该刊更名为《教会新报》，逐渐走向世俗化；越二年，该刊易名《万国公报》，英文名Globe Magazine（直译作《环球杂志》），其性质由宗教性宣传刊物转变为偏重中外时事和西学知识的综合性刊物。《万国公报》刊行近十年，于1883年夏秋之际停刊。1889年孟春时节，在广学会策划下，《万国公报》在上海复刊，由周刊改为月刊，改卷为册，刊期从第一册起始。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英文名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直译为《时代评论》），其重心趋向论学论政，其性质由林乐知主办的同人刊物转变为以赫德为首的广学会的机关刊物。自此，《万国公报》面貌焕然一新，在晚清中国西学东渐、维新变法的时代潮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万国公报》，由林乐知、李提摩太主编，“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22]成为一家以政论为主、新闻次之的综合性时政刊物。其撰稿人有林乐知、李提摩太、丁韪良、韦廉臣、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慕维廉、李佳白、马林等西方传教士，编译校雠人员有沈毓桂、蔡尔康、袁康、范炜等中国知识分子。李佳白《列国政治异同考》《中国能以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美国法治要略序》《泰西新政备考》《文字兴国策序》，李提摩太《新政策》《行政三和说》，艾约瑟《富国养民策》等知名政论文章，花之安撰著的《自西徂东》，林乐知撰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译著的《大同学》《泰西新史揽要》等西学名作，均经由《万国公报》刊载，在中国士林广为流布，声名远扬。无论是绍介西学还是鼓吹变法，均契合了甲午前后中国士人的阅读期待心理，这也是《万国公报》风行一时的主因。正因如此，《万国公报》成为19世纪中国影响最大、存世最久的传教士中文报刊。
1890年代的《万国公报》，成为英美德诸国在华外交界、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共同参与合办的刊物，并且聘用了一批中国文士学者，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不遗余力，在中国读书人群体尤其是上流士夫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年发行量高达四五万册，创造了西方在华传教士中文报章发行量的最高纪录。1896年11月，《万国公报》在告白中宣称：“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23]征诸时人和史家提供的印证材料，可知该刊主编所言不虚。光绪皇帝、醇亲王和李鸿章、张之洞等政府大员，都长期阅览《万国公报》；总理衙门官员称其为“华字中第一报”，[24]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1883年，26岁的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自此成为该刊的热心读者，“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25]1894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设算学馆，主张馆中要购置《万国公报》等报刊，要求“凡谕旨、告示、奏疏与各省时事、外国政事与论说之可见施行者，与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类摘抄”。[26]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万国公报》列为最佳“西书”之一。蔡元培言，《万国公报》被“一时学界奉为文明之灯”。[27]朱维铮断言：“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物，曾经是晚清学者文士认识世界的媒介，特别是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媒介。”[28]
1894年，甲午海战之年，广东举人康有为和香港医生孙文都曾与《万国公报》有过交集。是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举办了一次特别的有奖征文活动，出了五道命题作文，指定籍属顺天府和赣浙闽粤四省的儒生应征。康有为写了五篇应征文章，虽仅获六等奖，却也不难想见这位广东举人对《万国公报》所开展的“新学”作文竞赛的参与热情，从中可约略窥知广学会的报章言论在康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康有为几次上光绪皇帝书所列举的变法主张之受《万国公报》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1894年6月，“籍隶粤东，世居香邑”的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生孙文，由广东经上海北上天津，筹划通过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的渠道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孙文此行，虽未获李鸿章接见，但其经由王韬润笔的万言书，却于秋冬时节分两期在《万国公报》刊登，题为《上李傅相书》，署“广东香山来稿”。其言曰：“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29]尽管其识见超出了当时一班洋务派官僚士夫，然而却未获当道者赏识。嗣后，认识到此路不通的孙文，毅然踏上了推翻清王朝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道路。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从林乐知、李提摩太主办的《万国公报》及其翻译的西书中受益良多。公车上书之年，李提摩太在京事务繁忙，康有为遂介绍门人梁启超担任其中文书记，梁氏得以遍览李提摩太收藏的各种西学书籍，其报章政论文写作亦从这一时期蹒跚起步。1895年8月，梁启超奉乃师之命在北京创办的第一份维新派报刊，即别有用心地冒用《万国公报》之名。在梁启超成长为维新派言论巨擘和舆论界骄子的道路上，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确曾扮演过启蒙导师的重要角色。梁启超主笔政的《时务报》“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其“言论取向，与《万国公报》如出一辙，也恰好反证在晚清的‘自改革’思潮中，《万国公报》曾经起过的先导作用”。[30]
1896年秋至1898年秋，当梁启超等维新派精英士夫主笔政的《时务报》崛起于上海之际，同期同城出版的《万国公报》的销量及其对中国朝野士夫的影响力，则大不如前。此前《万国公报》所扮演的引领晚清维新变革思潮的向导角色，此期则被“大府奖许”、风靡一世的《时务报》所取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