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汉、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
晚清时期，两位举世公认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刘光汉、章太炎，分别依托上海《中国白话报》和东京《教育今语杂志》，相继发表了一批白话述学文章，有意无意间提升了白话书写语言的学术含量与文化地位，对晚清白话述学之风和白话述学文体的形成起到了垂范作用。五四时期，论学文章之采用白话文体，是白话文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环节。在此意义上，重新审视晚清时期革命派阵营以“二叔”并称的两位革命文豪的白话述学文体，考察其在白话书面语逐渐取代文言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先导作用，无疑有着不可轻忽的学术史价值。
一、刘光汉的白话述学文
刘师培论文，持守以“偶词俪语”为“文”的文学观念，视骈文为文体正宗，言宋儒“以语录为文”的义理之文“词多鄙倍”，近儒“以注疏为文”的考据之文“文无性灵”，桐城派文“空疏”而“囿于义法”，近岁输入中国的“日本文体”则“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以为凡此“咸不可目之为文”。[523]他对梁启超式的新文体不以为然，以为“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但同时又认识到，“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为“以俚语之文，著之报章，以启瀹愚氓，亦为觉民之一助”，主张“近日文词”分途而治，“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524]晚清时期，刘师培的述学论政之文有两副笔墨。他发表在《国粹学报》《民报》上的论学之文，以“保存国学”之名，阐扬排满复汉和反君主专制思想，文体则步武齐梁，追求沉思翰藻之风，鄙弃新学界“醉心欧化”倾向和“东瀛文体”；其见诸《中国白话报》的40余篇白话文，[525]以“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为宗旨，[526]文类有述学文、政论文、传记文、游记文、杂文等，文体则定位在面向普通民众的觉世之文。其中，尤以白话述学文为多，也最具代表性。
1904年自春徂秋，刘光汉见诸《中国白话报》“学说”栏的《中国理学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黄黎洲先生的学说》《王船山先生的学说》《刘练江先生的学说》《中国思想大家陆子静先生学说》《泰州学派开创家王心斋先生学术》《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等“学说”述学文，见诸“历史”栏的《学术》《兵制》《田赋》《刑法》《宗教》《教育》《中国历史大略》《上古期》等历史述学文，见诸“地理”栏的《论中国地理的形势》《讲地理的大略》《说运河》《论山脉》等地理述学文，以及见诸“传记”栏的《孔子传》等传记体述学文，均为白话述学文章，署名“光汉”。刘师培的白话述学文，题材题旨围绕发扬国粹、采撷西学、文化再造、排满革命、民族复兴的思想主旋律，均非为学术而学术之文，有着藉述学论政的显著特征。
刘光汉系列白话述学文，有着整体规划和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其《学术》篇，演述中国历代学术大略，提出当下学术发展的宗旨，总领其余各篇；其余各篇，命题立意围绕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三大宗旨；体例上分两大类：一类主要演述古代大学问家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一类主要探讨某种专门学问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篇将西人学术日有进步和中国学术日有退步之因，归结为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之有无；把中国历代的学术分作八期：第一期为神学盛兴时代，第二期为官学盛兴时代，第三期为诸子竞争时代，第四期为儒学专制时代，第五期为老释杂兴时代，第六期为理学盛兴时代，第七期为考证学大兴时代，第八期为西学输入时代。述各家各派学说，见源知流，鞭辟入里。以不足五千字篇幅，容纳如此丰富的学术知识和思想见解，将中国历代学术大略演述得原原本本，足见作者白话述学的功力。
刘光汉《学术》篇的可注意之处，还在于其卒章所显之“志”：
中国到了现在，那守旧的人，不晓得看新书，又不能发挥旧学的大义；这维新的人，得一点儿新学的皮毛，无论甚么旧学，他都一概看不起。把中国固有的学术，就弄得一点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学术，就共种田的遇着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这学术一门，真真是不能不懂的了。但现在弄学问的人，新学固然是要紧，由我看起来，还要立三个宗旨：一桩是讲国学，一桩是讲民族，一桩是主激烈。中国弄学问的人，果能抱定这三个宗旨，中国的前途，就渐渐的可以有望了。[527]
正是基于对中国学术不振之现状的深刻反思，刘光汉左右开弓，对新、旧两派痛下针砭。与此同时，他对症下药，高调标出当前从事学术建设所应遵循的三大宗旨：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这“两讲一主”三大指针，可说是解读刘师培白话述学文的“九字真经”。
刘师培白话述学文，所演述与阐扬的颜习斋、黄黎洲、王船山、刘练江、陆子静、王心斋、董仲舒诸先贤的学说，所讲述与剖析的中国历代学术、兵制、田赋、刑法、宗教、教育及历史之大略，乃至以“学术”栏之名行“警语录”之实的《论责任》《说君祸》《讲民族》《说立志》诸篇，题材上属于“讲国学”范畴，思想上不离民族民主革命立场，文风文气发扬蹈厉，显示出“激烈派第一人”的为文风格。其“讲国学”的根本动机，在于发明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中蕴含的民族思想和民权观念，为其探源析流，使其发扬光大。他演述黄宗羲的学说，着力表彰其民族气节，发掘其民权思想、独立精神及法制观念。他高度评价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言其窥破“《繁露》的大旨，不外限制君权”，其策略是“以天统君”与“以民统天”，其精神实质是“伸民权”。[528]他视陆子静为“中国思想大家”，发扬的是其学术思想中自立、自强、平等的精神，表彰其强立、主动、贵刚的进取意识，批判国人思想中因循、退弱、主静、贵柔的惰性因子。
刘光汉的述学文亦堪称“讲民族”的样本。《中国白话报》第十四期“学术”专栏《讲民族》一文，可说是集中国历代大学问家“讲民族”言论之大成，从中见出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本土学术史上源远流长。他褒扬王夫之，看重的是其作为“排外大家”的一面，言其“一生的学问，都是攘夷的宗旨”；演述船山先生的学说，着意阐发的是其“攘夷宗旨”的两个层面：攘夷的道理和攘夷的法子，称其为“王先生顶大的学问”。[529]他阐发《春秋公羊传》之大旨，称“大半都是言内夏外夷的”，“所以夷狄乱华，是董子最伤心的事情”，“可见董子的宗旨，还是主张攘斥夷狄的”。[530]至于其论政之文和讲史之文中体现出来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更是不胜枚举。
刘光汉《刘练江先生的学术》一文，则是践履其“主激烈”宗旨的范文。他追封明朝万历年间的扬州同乡刘练江为“中国激烈派”和“绝大的学问家”，言其平生以“恨人平和”“恨人中立”为宗旨，举凡乡愿、中庸、圆通、持平、模棱等态度，都是他痛恨和反对的，视之为患得患失、趋利避害的表现。[531]以“中国激烈派第一人”自诩的刘光汉最后发挥道：“这种没有知识的人，叫做下等动物；这种没有热心的人，叫做凉血动物；这种没有风骨的人，叫做无肌骨动物。现在的中国，都不外这三种的人，哪里能够独立呢？”[532]守旧派、维新派与革命派，官场与学界，被其一口骂尽，全是些下等动物、凉血动物和无肌骨动物。如此偏执乃至于狂妄之论，诚不愧“中国激烈派第一人”之封号！“光汉”时期的刘师培，大张革命排满之帜，主张激烈的“破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533]
刘光汉讲中国历代之“学术”，将其分为神学盛兴时代（上古）、官学盛兴时代（西周）、诸子竞争时代（东周）、儒学专制时代（秦汉）、老释杂兴时代（六朝隋唐）、理学盛兴时代（宋明）、考证学大兴时代（清）、西学输入时代（近代）八期；演中国历代“田赋”制度，将其分为井田盛行时代（三代）、井田既废时代（秦汉至六朝）、均田渐行时代（隋唐）、官民分田时代（宋元明）、地丁归并时代（清）五期；述中国历代之“刑法”，将其分为三代、秦汉、魏晋六朝、隋唐两宋、金元、前明共满清六期；评中国历代之“宗教”，将其派别分为鬼神教、道教、佛教、邪教、杂教共回教、耶教六大派，“大抵中国古代，是鬼神教大行时代；六朝以来，是个佛教大行时代；元明以后，是个邪教盛行时代；到了现在，又是耶教侵入时代”；[534]析中国历代之“教育”，将其分为官学大兴时代（三代）、官私分教时代（东周秦汉）、师儒握权时代（隋唐以后）三期；览“中国历史大略”，采用西人新历史的体裁，将华夷的界限、民权的申屈、朝代的长短、地方的分合、战争的大略等视为当注意之处，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汉族增势的时代）、中古（汉族扩张的时代）、近古（汉族衰弱时代）、近世（异族窃占时代）四个时代——如此等等，均显出这位出生于三代传经之家的扬州学派传人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思想见解。
刘光汉的白话述学文，以思想精警、眼光独到、学有根柢、言词激烈而著称。他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学术宝库中着力打捞的，是那些仍然充满思想活力，能够适应新时代之需的思想资源，藉西学发明中学，藉昌明国学光大民族精神，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与目标。虽然其观点不无偏颇，议论爱走极端，但其见解卓特，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言简意赅，思想富有冲击力，文字具有感染力。刘光汉的白话述学文，在整体上有着全盘的布局。《学术》篇演述中国历代学术之大略，提出当下学术发展的三大宗旨，总领其余各篇；其述学文大体围绕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三大宗旨展开；体例上分两类：一类以古代大学问家为考察中心，一类以各种专门问题为研讨中心。以人物为中心者，先联系当下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再着意发掘演述对象学术思想中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合理内核，在反思现实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凭借本土学术资源提出因应之道。以各种专题为中心者，或梳理各种专门问题的发展大略，或辑录历代学问家对某一问题的种种言论，要皆围绕发扬国粹、采撷西学、排满革命、文化再造、民族复兴之思路。
刘光汉是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驱之一。他着力打破雅俗界限，循“天演之例”力倡“言文合一”的主张，以及考察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历史后得出的“文字之进化之公理”，[535]客观上助长了清末蓬勃发展的白话文运动。既有放眼全球的文化视野和西哲的理论武器，又有“三代传经”的荣耀光环和深湛的旧学根柢，刘师培的“俗语入文”主张及其白话文写作实践，其社会反响就非同一般了。刘师培的白话文极富时代气息和批判精神，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思想进步，语体开放，依托《中国白话报》流布甚广，对中国近现代诸种白话文体的试验与探索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其白话述学文并非演讲稿，却有着拟演说口吻，其述学宗旨与文体形式，与其后章太炎东京讲学期间留下的一批白话述学文同调。
二、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
自言与刘氏“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536]的章太炎，于刘光汉依托上海《中国白话报》尝试以白话书面语述学两年后，在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以有声的口语白话为留学生讲述国学，此后又多次开班授学，却没有留下白话演说稿或记录稿。直到1910年春，章氏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创刊，才陆续公开发表了一批基于拟演说稿或演说记录稿的白话述学文，整理与编辑者为钱玄同。五四前后的国语运动骨干分子黎锦熙，较早从史的角度注意到了章氏白话述学文：“章太炎出了满清的监狱在日本就办过一种《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写学术性的文章。白话文在这时已由文艺作品推广到社会教育界，并不是十几年后的胡适才提倡出来的。”[537]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曾对文士与学者两类风格不同的文章作出过分辨，以为“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538]在他看来，文章家的说理之文，可分为“论学”与“论政”两途，而学者“持理议礼”的论学之文，非擅其学者莫能至，其难度与魅力均在论政之文之上。章氏重学者论学之文而轻文士论政之文，称其为雅俗所知的数首论事之文“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而自矜自重其论学之文《訄书》和《国故论衡》，自诩“文实闳雅”，称得上“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此为文章正途。[539]章氏文言体论学之文，向以文字古奥、博雅渊深著称，那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故而眼光向上；其白话体述学文，则以留日学生和海外华侨为国学启蒙对象，且要符合《教育今语杂志》“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的办刊宗旨，[540]故而眼光下移，“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为白话文的模范”。[541]
章太炎见诸《教育今语杂志》的白话述学文计六篇，分别刊于第一、二、三、四册“社说”栏和第二册“群经学”栏、第三册“诸子学”栏，署名“独角”。第一篇讲述“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第二篇讲述“常识与教育”问题，第三篇题为《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第四篇讲述“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第五篇题为《论经的大意》，第六篇题为《论诸子的大概》。谈论文字，以为“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将文字视为“国民之表旗”，谓拼音化论者废除汉字之说是“自亡其国”。[542]谈论历史，从“孔子宣布历史”讲起，讲述中国历史的发达和“教历史的法子”，其用心乃在“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543]谈论教育，强调教育的根本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544]主张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以为求智就要打破各种迷信，尤其是盲目崇洋的迷信；要在吸收外国学问的基础上，锻造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学问。[545]谈论经学，围绕“六经皆史”立论，以为读经典“是使人增长历史的知识，用意在开通人”，批驳“现在一班讲今文学的”言论之“荒唐”，痛斥“废弃经典的妄论”。[546]“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的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强调中国学术思想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光彩与价值，批判民族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朦胧的民主革命精神。
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大抵属于带有演说风的拟演讲稿，拟想“听众”主要是留日学生和海外华侨。在此语境下，太炎先生在运用今语系统讲述国学经典常识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加强演说的现场效果，故而借题发挥之处颇多，涉及中国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潮以及日本社会乃至汉学界的现状等。这样，其白话述学文就形成了谈学术而兼及社会批评的特点，既有国学和教育领域的专门知识的讲述，又穿插了不少风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批评材料。而其语言风格，则是平易、活泼而不失幽默的。我们看一段介绍伏羲、仓颉、孔子、老子的文字：
中国第一个开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么？第一个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仓颉么？第一个宣布历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么？第一个发明哲理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么？伏羲的事，并不能实在明白，现存的只有八卦，也难得去理会它。其余三位，开了一个法门，倒使后来不能改变；并不是中国人顽固，其实也没有改变的法子。[547]
将四位上古圣贤当做了普通人，他们不过是年长的长者，闻道在先的可爱的老先生，亲切中不失尊敬，拉近了古代圣贤与今人的距离。同时，也使得文章的风格活泼而有风趣。
《教育今语杂志》对清末民初新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蔡元培、周氏兄弟、吴虞等五四新文化人都曾受过它的熏陶。鲁迅不仅是其忠实读者，而且是热情宣传者，将其介绍给周建人等亲友。[548]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549]吴虞，1918年旧历正月初九安葬老太爷之后，“阅《教育今语》，独角著《社说》二篇”，赞其“极合予心，论机会致用尤妙”。[550]至于五四时期拈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著名口号的“疑古玄同”，乃《教育今语杂志》编辑，其发刊辞和章程就是由他起草的。那篇因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而惹来众多非议的《中国文字略说》一文，就出自钱氏手笔，署名“浑然”。钱玄同倡导白话文的思想种子，早在编辑《教育今语杂志》时期就已播下。
晚清时期，章太炎怀着“保存国粹，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的宏愿，将国学的种子、民族的自尊、不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及自强不息的信念，播撒给青年一代。五四时期，章门弟子参与其中且起到引领风潮作用的伦理革命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其思想之激进、反传统之彻底，却超出了章氏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与文言，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之途，这殊非太炎先生所愿；然而他开启的“订孔”与白话述学之风，确曾起到过垂范后生的历史作用。
1921年，正当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势焰如日中天之际，寓居上海的章太炎在看似不经意间将十多年前发表的白话述学文，交给泰东书局的年轻编辑张静庐重新包装，公然打出“章太炎的白话文”旗号，推出了《章太炎的白话文》小册子，其用意颇耐寻味。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部充满戏剧性的《章太炎的白话文》的出版，无疑用事实晓告世人：太炎先生早在十年前就经营过“白话文的模范”。[551]这位新文学批评家眼中的“复古的文家”和“古文学”的收束人物，[552]原来曾经是白话文的开路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