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汉骈俪化的政论文章

第五节 刘光汉骈俪化的政论文章

20世纪初年,同样有过以阐扬排满革命的“战斗的文章”名世的光荣,与章太炎齐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是扬州学派传人刘师培。1903年夏“苏报案”发之际,年方十九的江苏举人刘师培,眼见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破灭,正在上海十里夷场另谋出路。是年,这位出身于“三代传经”之家的青涩书生,因结交章太炎、蔡元培等激进革命党人而政见突变,遂以“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为己任,更名“光汉”,著《中国民族志》阐发“光复汉族”思想,撰《攘书》阐扬排满革命道理,与林獬合撰《中国民约精义》宣扬民权自由观念,一时名声大噪。1903年至1904年间,刘光汉先后出任《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觉民》等报刊笔政,发表大量藉学论政文章,言论和文风均呈肆无忌惮之态。1907年初,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与《新民丛报》论战的《民报》阵营的政论健将。光绪末叶,是刘师培一生中的“光汉”时期;其论学论政之文,以光汉子、光汉、激烈派第一人、无畏、韦裔等笔名行世,成为当时最具知名度的排满革命文豪之一。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别署光汉、光汉子,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人。1903年开封会试不第,在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鼓吹排满革命。1904年加入光复会。1905年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1907年赴日参与《民报》编撰,加入中国同盟会,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1909年任两江总督辕文案。1910年任直隶总督辕文案、学部咨议官。1911年任四川国学院副院长,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1915年任筹安会理事,署理参政院参政,授上大夫。1917年任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导师、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国故》月刊总编辑。著述宏富,有《刘申叔先生遗书》行世。

刘师培论政之文以学术为根柢,论学之文以论政为旨归;藉学论政,是其政论文学的突出特点。1903年,刘光汉、林獬合撰的《中国民约精义》,标榜“以雄伟之文,醒专制之梦”,裒录中国历代先贤与西儒卢梭民约之旨相合言论,每条之后另加按语,对照民约学说加以阐发;其论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社会契约说、人民暴力反抗的正义性、共和为最好的政体等言论,模拟卢梭宣扬民权自由思想,赢得“东亚卢骚”美誉。[284]同年,光汉子《中国民族志》以汉族为中心,详载五千年来中国民族与诸外族之交涉,考察其盛衰得失,集中阐述“光复汉族”的民族革命思想。第十八章《白种之侵入》篇首云:

嗟乎!廿世纪以前之中国,为汉族与蛮族竞争时代;廿世纪以后之中国,为亚种与欧种竞争时代。故昔日之汉族,迭为蛮族之奴隶;今后之中国,又将为欧种之奴隶矣!震旦众生,罹此浩劫,言念及此,能勿悲耶?[285]

语体为浅易的改良文言,出现大量新名词与时代流行语,兼采欧化句法,明显沾染报章文风。

1904年初,刘光汉《攘书》问世,藉学论政,将满洲视为应当攘除的夷狄。关于“吾国大汉学家仪征刘光汉”所撰著的这部藉述学鼓吹民族革命的“空前杰著”的宗旨和内容,我们通过是年旧历正月初五《警钟日报》所刊发的广告词,便可知晓大略:

欧洲大革命之起,必赖三四文豪以鼓吹之。文豪之所鼓吹,盖即古学复兴时代也。不历此阶级,则人人无保存国粹之心,而举凡所谓爱国保种,皆虚语矣。夫国且不知,爱于何有?种且不辨,保奚之云?是书为吾国大汉学家仪征刘光汉所箸,上卷凡十六篇,曰《华夏篇》《夷裔篇》《夷种篇》《苗黎篇》《变夏篇》《胡史篇》《溯姓篇》《渎姓篇》《辨姓篇》《鬻道篇》《帝洪篇》《罪纲篇》《史职篇》《孔老篇》《周易篇》《正名篇》,发国人类族辨物之凡,取《春秋》内夏外夷之例,考文征献,覈诂明经,发思古之幽情,铸最新之理想,置之四千年古籍中,当占一席。即置之东西鸿哲诸册子中,亦不愧为伟箸矣。上卷限月内出书。凡我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而造二十世纪之新中国者,不可不人手一编也。[286]

饮革命之源泉而造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既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更是唤醒民众投身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其《变夏篇》有云:

嗟乎!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而衣冠文物萃于中州,函关以西,又天府膏腴甲天下,居今思古,何风流歇绝,亦至于此极?蓋胡虏煽乱中原,甲姓避乱南迁,故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暨于楚粤,回顾中州,惟有荒荒大陆,人兽杂居而已,不亦重可叹哉。

大抵秦汉之世,华夷之分在长城;魏晋以来,华夷之分在大河;女直以降,华夷之分在江淮。此古代文物所由北胜于南,近代文物所由南胜于北也。使神州之民,仍偷息苟生,日与夷族相杂处,吾恐百年之后,必凌灭至于无文而蔑不夷矣。千年以降,将生理殄绝,反之太古之初而蔑不兽矣。汉唐区宇,黄炎子孙,惓言顾之,潸然出涕矣![287]

《攘书》引经据典,穷源溯本,以复古为解放,思想新锐,文辞趋雅,语体骈散杂糅,文体具有偶俪化色彩。不少篇章感情充沛,神韵独到,亦可谓文坛上别开生面者。

1905年秋,刘师培的政论文《醒后之中国》刊诸东京《醒狮》月刊,署名“无畏”。作者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远测中国之前途”,信心满满地宣称:“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288]接着畅想醒后中国之蓝图:中国醒后之版图横跨四大洲,中国醒后之民数繁盛不可测,中国醒后之陆军一千三百万,中国醒后之实业傲视天下,中国醒后之宗教以国家为至尊,中国醒后之政体实行帝民主义,以土地归国有,而民众公享之,君官公举,数年而易。其政体,大体在民主共和国家范畴。作者为“既醒之中国人”指出了三条报国途径:“或牺牲其身以钻研科学输入智识焉,或牺牲其身以诛杀盗贼炮弹自焚焉,或牺牲其身以尽瘁教育作成人才焉。”并对倡“保皇邪说”的“鹦鹉才人,蝙蝠志士”发出严正警告。篇末译“二十世纪初羃文明最盛德意志之国歌”四章激励国人,豪情万丈地预言:“美哉!吾测中国之前途,唯有光荣!吾料中国民之未来,唯有奋进!”[289]其关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醒的预言,激励着爱国青年投身报效国家的革命事业;其关于醒后之中国必霸天下的预言,则是当时盛行的民族帝国主义风潮激荡的结果。其文体,则是浅近通俗的报章文体。

1907年春,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东渡日本之际,正值《民报》阵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之时。刘师培的加盟,壮大了革命党人的声势。此期重要政论文有《普告汉人》《悲佃篇》等。《普告汉人》刊发在《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旨在辩护同盟会首条纲领“驱逐鞑虏”口号的正当性。该文开宗明义指出:“若近日之满洲,乃一族肆于民上者也。以一人肆于民上,犹不可,况以一族肆于民上耶?”篇末重申其一贯的论点,“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统治权”,倡导民族主义“即与抵抗强权主义互相表里,固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辨不同也”。[290]此文一出,大长革命党人士气。主编章太炎戏曰:“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291]主笔胡汉民亦谓:“刘素长掌故考据之学,文亦雅洁,余与精卫甚倾赏之……光汉文出,遂无复言汉满同源以惑众者。”[292]《悲佃篇》是为维护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而作,破天荒地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宣布土地为国民所有,以人口为单位分田的主张,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设想虽未获同盟会领袖人物认可,却堪称阐发“平均地权”思想的最好的政论之一。

1906年仲夏到1908年季秋时节,是刘师培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要活动的时期。当是时,他在日本东京与张继主持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何震共同主持《天义报》,发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政论文,并组织翻译马尔克斯(今译马克思)、因格尔斯(今译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908年春,刘师培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序》刊诸《天义报》。其言曰: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若此宣言,则中所征引,罔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此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293]

虽然刘氏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对马、因的“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针砭,但其承认“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为“不易之说”,赞其资本学说、阶级学说的重大贡献,显示出新锐的学术眼光。

刘光汉见诸《警钟日报》《醒狮》《民报》《天义报》等革命报刊的政论文,从内容上看属于觉世之文,从语体上看属于松动的改良文言,从文体上看属于骈俪化的报章文体。晚清时期,语体文体变革乃时势所迫,语言文字合一乃大势所趋,敏感激烈如刘光汉者,不仅对此心知肚明,而且早早预备了两幅笔墨。既要讲求“文词”,“否则不得称为文”,[294]又要兼顾报章之需与受众群体——刘光汉自觉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雅与俗、文与白、中与西、觉世与传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