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想读者、受众群体与接受环境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盘点二十多年来提倡白话报者、白话书者、官话字母者、简字字母者的成绩与缺点时指出：“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667]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断言五四新文学家“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清末白话文作者的“态度则是二元的”，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668]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再次以阶级分野指责晚清知识界文言、白话并存这一主张，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669]然而，历史的真相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亦非如此分明，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白话报人和白话文作者的读者定位也非一成不变。
早期启蒙白话报的拟想读者，毫无疑问是识字无多的中下层民众和妇女儿童，然而其实际受众却出乎白话报人的预料，绝大部分白话报刊系中上社会中人订阅，下流社会订报者少之又少。随着新式学堂的推广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高，白话报人也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读者定位。清末白话报刊之读者定位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变化与调整，既影响到报刊白话文的内容质量及其启蒙效果，也促使报刊白话文之语言与文体逐渐朝着近代化与规范化方向发展。
1898年8月，裘廷梁在其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有言：“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670]“尽天下之民而智之”，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和启蒙目标。自那时起，知识界一批时代先觉者，就不再仅仅将目光瞄准高居上位的当国者，而是径直走向学校、报馆和广场，走近普通民众，广开民智。1901年，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报》在章程中做出“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的读者定位。[671]此后，“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为中下社会说法”，成为晚清白话报界的流行语。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白话报人仍然坚信：“地方报之两大天职，厥惟开通民智，改良社会。而所谓开通改良者，决非仅求一部分之有效而自足，必以大多数人民咸受炉冶为归。”[672]其所秉承的，依然是白话报先驱裘廷梁所定“尽天下之民而智之”的信条。民国初肇，文话报和白话报依然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各自预设的读者群体，“文话报，多销于上等官僚，学堂局所；白话，是普遍中下社会，妇孺孩童”。[673]
然而，晚清白话报的实际受众却并非尽是“中下社会”和“妇孺孩童”，实际上，下等社会中人并不具备购报和阅报能力，其真正的阅读对象以中等以上知识者为主体。启蒙对象与实际受众之间这一明显差距，令许多白话报馆纷纷调整自己的读者定位。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中下社会说法，而将眼光投向全体国民。1901年创刊的《京话报》虽然确定了“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的方针，然而其拟想读者不仅涵盖了全体中国国民——声称“就是南方的上中下三等人，皆也不可不看这报”——甚至兼及“在中国传教的洋人以及各国钦差衙门领事衙门的翻译官，各省海关上的洋员，各处的洋商”；其实际受众还包括外国设立的中文学堂学生——“日本一处学中国话的就有数百人，每人都要看一份这个报的”。[674]坚持“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却又自觉地调整着其读者定位，《京话报》的现实处境颇具代表性。
晚清时期，英敛之对《大公报》白话栏目读者定位的调整，更具代表性。英敛之不仅在《大公报》创刊伊始就辟出专刊白话的“附件”专栏，而且很快就将其拟想读者从一般白话报定位的“中人以下者”调整到兼顾“上等人”。1904年初，《大公报》同人注意到：“本报后边的一段白话，虽然说是为不通学问的人作的，到底不认得字的人，仍然是不懂得，还得认字的念给大家听。故此这白话，也是常常对着上等人说法的时候多。”[675]在“文话”属于“上等人”专利的年代，白话为“上等人”所不屑，然而为了让其充当“念给大家听”的中介，作为权宜之计，故而《大公报》白话文作者不得不“常常对着上等人说法”。在英敛之看来，“顶好是对于中等社会用白话”；“要是求下等的社会开化”，顶好的办法“是通行新字”。[676]可见，《大公报》白话附栏及《敝帚千金》附张的读者定位，实际上以“中等社会”为主体，兼及“上等人”和“下等的社会”。
《中国白话报》的读者定位，亦耐人寻味。1904年5月，该报针对读者来信指责其文义太深辩解道：“报馆本有监督国民的责任，这国民的范围大得狠（很）。孩童妇女固然在国民之内，那党派学生何尝不是国民？而且现在识字的人太少，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们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教他看了开通之后，转说把妇女孩子们看，这叫做间接的教育，所以说话不免高些。”[677]这一辩解与《大公报》的说法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中国白话报》两大主笔林獬、刘光汉的白话文的拟想读者，并非发刊词中所言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而是那些比他们“知识稍高”、可以使他们接受“间接的教育”的中等知识者。该报刊登在《警钟日报》的一则广告，亦可窥知其实际受众：“本报陈说虽浅，立义则高。若非藉同志之媒介得以间接力以及于一般国民之耳目，则恐吾言之徒劳矣。”[678]原来，其实际读者并非识字无多的“一般国民”，而是知识阶层和革命“同志”。
晚清时期，京津地区最负盛名的《京话日报》所标榜的宗旨，是“开通内地的风气，叫人人都知道天下的大势”，其拟想读者是全体国民；“我这报上，也有上谕，也有戏单子”，此番宣传，显然是为了招揽中上阶层读者。[679]彭翼仲随后所标榜的“叫人人知道爱国，人人知道发愤图强”，[680]更是面向全体国民言说。1907年创办的《官话北京时报》，不仅考虑到“一律官话，以便京外通行”，将拟想读者由北京地区扩大至全国，而且将“留心时事之士庶绅商”均纳入潜在读者范围。[681]“士”和“绅”显然并非下层社会中人。继《京话日报》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白话报《正宗爱国报》刊载的一则消息，道出了晚清时期京津白话报刊之实际受众的真实情况：“白话报，上等人看的极多，下等人看的也不少。”[682]据《京话日报》行世时的见证人和受益者梁漱溟回忆，该报“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683]梁先生此言，证实了《正宗爱国报》记者报道的关于白话报“上等人看的极多”的新闻所言不虚。清宣统三年旧历岁末，《北京新报》尤在标榜“识字多的看了不厌，识字少的看了明白”。[684]可见，清末民初的白话报人和白话文作者，不仅要考虑让“识字少的看了明白”，还要考虑让“识字多的看了不厌”；前者要求通俗浅白，后者要求言简意赅，甚至还要有点文采，吸纳文言养分就成为白话文作者的必然选择。
同时期存世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白话报刊，其拟想读者也兼顾到了全体国民。1906年问世于上海的《竞业旬报》，将宗旨定位在“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使国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685]1908年问世于上海的《国民白话报》，创办伊始就发现拟想读者与实际受众之间存在重大错位。该报的宗旨是“开通不能进学堂、不能看书报的多数国民”，但出版两个月后对实际受众的调查结果发现，“定长看的居十之八九，零卖的很少。中上社会定看的，十之九；下等社会定看的，简直就算没有”。[686]面对这一现实，报馆同人遂决定将报纸更名为《安徽白话报》，宗旨调整为“开通风气，使人人得有普通之知识”，[687]不再着意强调开通“不能进学堂、不能看书报”的底层民众。这一貌似不经意的细微的措辞变化，反映出该报读者定位调整的重要讯息。他们调整了较为激进同时也较为褊狭的办刊方针，回归到裘廷梁标举的“尽天下之民而智之”的信条上来，立足安徽本省，将其拟想读者定位在全体国民而非下等社会。《安徽白话报》的第二条、第三条宗旨是：“调查各州县政教风俗之新闻及旅居各省各团体之新闻，使在籍在外之皖人得联声气”；“对于教育普及、地方自治、路矿三大问题极力倡导”。[688]其拟想读者，更是非中上社会中人莫属。
晚清白话报刊的读者群涵盖了各个阶层，尤以开明官僚、士绅、商人、教师和学生为多。以《杭州白话报》为例，在山西省大力推销该报的是开明官绅，[689]在嘉兴热心买报分送的是广智学会的志士，[690]在杭州设立分送白话报社的是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的有志青年。[691]旨在开通下层劳动阶级之智识的《中国白话报》，其实际受众和热心传播者则“尤以学生社会为多数”。[692]属于革命派阵营的《童子世界》《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等白话报刊，其拟想读者的情形亦大体如此。至于章太炎等主持的《教育今语杂志》，则将“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放在其宗旨的第一位，其次才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693]其读者定位，主要是留日学生与南洋华侨，大体属于中上社会中人。
清末民初二十余年之中，随着报刊业和出版业的发展，新式学堂教育的推广普及，社会风气的转变，普通国民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高；“何况当初瞧文话报的人，因为生计艰难，改为瞧白话报的，所在皆是”。[694]由于“看白话报的诸君，知识日进，眼力增高”，[695]读者对白话报人的办刊水准和白话文作者的写作水平，自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国二年（1913），《群强报》读者平敏对北京白话报界“有越做越土的，有越做越俗的”，从而导致“价值太低”的状况痛下针砭；“上等人也教他爱看，中下人也懂得”，是这位白话报铁杆粉丝对白话报刊的读者定位。[696]这则耐人寻味的读者来稿，从民国初年的读者阅读期待视域，反证了有识之士对白话报刊之正大宗旨和白话书写之雅俗共赏境界的体认，也大体反映出了民元前后京津几大白话报刊的实际读者定位情况。此时，“他们”与“我们”的界限渐趋模糊，殊难将其截然分开。
随着社会日见进化，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读者眼光日高，白话报和白话文的内容、风格、语言、文体等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民元前后报刊白话书写不约而同出现的“文话”化、书面化趋向，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可以从白话报刊拟想读者的定位逐渐提高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举北京白话报界颇具知名度的白话文写作高手杨曼青的一篇白话文为例。1910年9月21日，《北京新报》刊载的杨曼青《说菊》一文写道：“尝见今人爱菊，藉着陶渊明为口实。殊不知晋代陶公，满怀是忧时利物之心。不得已归隐故里，以爱菊作为寄托，也似楚国屈子咏赋《离骚》，以美人香草寓意，略舒满腔的忧愤。到了晋时，陶老先生名位与屈子虽不同，那一种忧时的心，我想是一样罢。后人但知渊明爱菊，真冤苦了陶公。陶公生在那等时代，还能一味的傻爱菊，那还够的上五柳先生身分吗？”能够对“陶渊明爱菊”有所了解的“今人”，恐怕不是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贩夫走卒。该文的拟想读者，定位在与作者身份差不多的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其叙述口吻，基本上是作者叙述人的自我言说。从其叙述姿态和拟想读者来看，均不存在“我们”与“他们”之分。
清末民初，类似的白话文在白话报刊中不胜枚举，民元前后更为明显。且看1914年《白话捷报》主笔文洽贤的一段说理演说文：
记者昨天起得很早。起来之后，就在院中散步，看见轻烟淡淡，晓雾蒙蒙，一竿红日，光线刚刚射到地面。院中的草木，才发生了一些嫩绿的萌芽。枝上的花蕊，才带了一些浅红的颜色。景色异常清幽，庭院颇觉清净。记者往来徘徊，吸收了一些新空气，脑筋中忽然一活泼，心思忽然一动，想起了几句书来。记得邵康节先生曾说过几句话，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我想我今天起的很早，恰恰的正是一个清晨，现时是阳历三月，阴历的二月，又恰恰的是一个春天。当此清明之气，鼓动精神的时节，断不可不思忖一生的打算。于是我自己就反复盘算起来，盘算了半天，细想我半生潦倒，困顿风尘，到如今年已三十，不过每日里拿着一支毛锥子，向文字中求生活，那不是误在一个“懒”字上了？[697]
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活阅历现身说法，字里行间流露出心酸的人生经历和穷困潦倒的现实境遇。虽然其立意和重心仍不脱“劝人”窠臼，却既无居高临下姿态，又无明显说教口吻；文笔生动，且不乏欣赏轻烟、晓雾、红日、草木、花蕊乃至清幽环境和新鲜空气的闲情逸致与审美欲求。此刻，“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并非什么“听差”，“我们”亦非什么“老爷”，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概而言之，早期白话报人写作白话文主要对“他们”宣讲，思想观念上的确存在着“我们”与“他们”之别，但其拟想读者也并非完全不考虑“我们”。随后，白话报人和白话报读者的眼光越来越高。民元前后，白话报刊的读者定位，明显出现了逐渐向中上社会移动的历史趋向，中上社会中人成为白话报刊的主要订阅者和接受群体，“他们”与“我们”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的界限已很难划定。
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一场面向全体国民的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语文革新运动，并与“小说界革命”合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白话文学思潮。晚清至五四的二十余年间，白话文倡导者和实践者，借助白话报刊、白话教科书和新式学堂，通过贴报、创设阅报处和讲报所等辅助手段，将近代白话观念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数以百计的白话报刊，数以千计的白话文作者，数以万计的白话文（学）作品和形形色色的白话教科书，培养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从而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兴起，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没有白话语言观念、白话书写经验、白话文读者基础和社会接受环境的长时间的量变积累，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质的突变，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与空中楼阁。一言以蔽之：没有晚清，何来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