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化
1904年前后，正当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以文学为启蒙救亡“利器”，掀起一场文学界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际，执教于江苏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的独学时代的王国维，正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依托上海《教育世界》发表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哲学美学教育论文，运用德国哲学美学思想，阐扬超功利的文学本体论和“第二形式之美”说，探讨美之性质和文学之起源，标举“天才”论，倡导“游戏说”，强调独创性，发明“境界”说，在批评中国“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487]的同时，从人生观和审美的纯文学视角，将传统中国视为小道的小说戏曲的文体地位提升到与诗歌并列的“美术”之“顶点”的高度，[488]从迥异于时流的纯粹哲学美学立场，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含戏曲）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时代命题。王国维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早期文学批评文章，开创了以欧洲哲学美学思想和理论方法研治中国文学的范例，标志着一种有西洋近代理论眼光和科学体系，具有批评思维方法启蒙意义和文体开创意义的文学批评新文体的诞生。
晚清时期，有着西学东学知识背景的王国维，政治立场虽然保守，学术思想却颇具开放意识和超前眼光，其语文观念和文体实践亦富有先锋意义和探索性质。王国维高标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美术（含文学）独立，以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489]表现出融合中西、超迈千古的学术眼界与大家气象。他主张以学术、美术为目的而非为手段，视文学为“天才游戏之事业”，[490]视小说戏曲为“纯文学”，呼吁学界重视其“纯粹美术上之目的”。[491]他表彰“为文学而生活”的专门的文学家，批评“以文学得生活”的职业的文学家；反对“餔餟的文学”和“文绣的文学”，视其为以文学为手段的“模仿的文学”，而非对文学有“固有之兴味”而创作的文学。[492]在他看来，“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故而“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493]王国维将一国之“言语”视为国民“思想之代表”，以为要输入新思想，必须输入新学语；他对日源新名词持虚心接受态度，以为日本学者已定双字四字之学语，其精密程度优于侯官严氏偏爱单字而语意难解的古语创名，故而主张“沿用之”。[494]他用叔本华哲学解读《红楼梦》，得出了石破天惊的学术见解，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文体。
1904年问世的《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解析中国小说文本的一次大刀阔斧的文学批评实践，新文学史家将其追认为“现代批评的开篇”。[495]全文约一万五千字，分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该文以生活之欲解释生活本质，以为“欲”乃人生苦痛根源，艺术之美可使吾人暂离生活之欲，获得解脱之道，《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宇宙之大著述”，其思想大背于吾国人“乐天之精神”，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部表现“人人所有之苦痛”的“悲剧中之悲剧”；要之，“《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496]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精神是“厌世”与“解脱”，其美学价值在于揭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的普通人的人生悲剧，其伦理学价值在于示人以解脱之道，故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与理想的，是一部属于全人类的“绝大著作”。以西洋理论审视中国文本，以庄严崇高的德国哲学美学思想解析传统中国被视为小道乃至诲盗诲淫的白话章回小说，王国维以极具现代性的审美批评眼光与中西比较视野，一举打破旧红学拘泥的“考证之眼”，取得了令人惊诧的学术成就，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首次站在近世西洋哲学美学高度，系统探讨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红楼梦》的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其观点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其文学思想则具有超前的审美现代性启蒙意义，其理论批评思维与逻辑结构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其文学批评文体亦具有开创新范式的划时代意义。
从文学思想看，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意在以《红楼梦》为典型例证，来阐述文学的本质与作用；其所揭示的《红楼梦》的精神、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其所标榜的超功利的纯文学观念与悲剧观，提高了一个时代对中国文学的根本精神与审美价值的认识水准。从学术范式与文体创造等层面看，王国维所运用的西方理论批评思维方法，所建构的严整理论框架与现代学术论文的逻辑结构体系，均具科学性、开放性与现代意义。从语体上看，《红楼梦评论》运用的是浅近的欧化的改良文言，其句法大体基于单音节“之乎者也”虚词系统，却又大量运用双音节的“新学语”，杂以成分复杂的欧化句式，并吸收部分白话语汇乃至白话虚词和句法，表现出融会中西、贯通文白、雅俗共赏的文体追求和语体特征，读起来有一种陌生化与新异感，充满思辨性、批判性与探索性，亦不乏情感性、活泼性与文学色彩。
我们选第三章中的片段看看：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497]
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白话虚词“的”与文言虚词“也”混搭的奇特句式，反映出过渡时代一位天才学者率性而为的语体风格。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尝试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本的“跨文化阐释”的典范之作。《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时代的终结，拉开了中国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