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来与“东瀛文体”
甲午败绩之后，朝野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学习日本的重要性，借助东文翻译西书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和知识精英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康有为较早认识到“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筹划“结会以译日书”，以为“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信心满满地做着“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的美梦，精明地打着“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的如意算盘。[184]他为这项庞大的日书翻译工程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撰写一部《日本书目志》，撮其精要，意在为国人提供一部日本书目指南。该书1897年刊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提出了从日文翻译西学书籍的方针。同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述及“译书”时声言：“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字，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之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185]1898年仲夏，举人梁启超以六品衔奉诏办理译书局事务，筹划京师译书局，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同时也将系统翻译日本书籍的工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然而，随着百日维新的流产，康、梁师徒雄心勃勃的日书翻译工程亦随之付诸东流。不过，作为政治流亡者长期居留东瀛这一时代际遇，却为渴求西洋新知而苦于无书可读的梁启超打通西学东来通道，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东渡之后，为广求新知，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刊成为对梁启超的一种基本需求；而如何快速掌握读懂日文文意的窍门，则成为当务之急。不过，这一点难不住聪明绝顶、求知欲旺盛的梁任公。他和罗普很快便发明了便捷实用的《和文汉读法》，其奥妙在于中日的“同文之便”，其诀窍在于“颠倒读之”。梁启超指出：“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186]任公每天“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认识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大声疾呼“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187]西学东来通道的打通，使梁氏思想为之一变，自此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持论屡与康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188]梁启超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其报章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号召青年学子学习“日本文”，其用意不仅在吸纳日本书刊所蕴含的东西洋近世文明思想，还在于对“日本文体”和“日本语句”的吸收与借鉴。《清议报》初期，梁启超对其文字“仿效日本文体，故多委蛇沓复之病”有着清醒的认知，希望“读者幸谅之”；[189]然而，日后他却并不以此为悔，反而直言不讳地承认“好以日本语句入文”[190]，以之作为输入西洋文明思想的便捷途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文学家中，对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思想和报章“新文体”写作影响最大者，要数时任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的德富苏峰。1900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刊发的《汗漫录》一文中首次提出“文界革命”设想，便以德富苏峰的政论文章作为学习样板。晚清时期属于革命派阵营的冯自由，后来在《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中，对梁氏受德富苏峰文体文风影响的情形有着一番形象的描述：
苏峰为文雄奇畅达，如长江巨川，一泻千里，读之足以廉顽立懦，彼国青年莫不手握一卷。其所选之小品文字，尤切中时要，富刺激性，亦在《国民新闻》批评中披露。其门人尝汇辑报上短评，分别印成小册数十卷，号《国民小丛书》，由民友社出版。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尤与中国文学之革新大有关系。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此苏峰文学所以间接予我国文学之革新影响至巨，而亦《新民丛报》初期大博社会欢迎之一原因也。[191]
抛开因政见不同而导致冯氏有意贬损梁启超形象的主观因素和思想情感倾向，德富苏峰之文对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文字的巨大影响，作为当事人的冯自由不可谓不知底细。冯氏回忆道：“苏峰长于汉学，其文辞只须删去日语之片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绝好之汉文。”[192]说的也是实况。德富苏峰的文章采用的是明治时期新兴的“欧文直译体”，其人汉文功底深厚，又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文风“雄放隽快”，深受梁启超喜爱。[193]这种以“汉文调”和“欧文脉”为主要特征的“东瀛文体”，深深影响了梁启超此期的报章“新文体”写作实践。
晚清时期，时人对“东瀛文体”盛行于中国有着不同的观察、体认和态度。叶德辉言：“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194]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导致国人文化自信心受挫，读书人的文化定位由文明变为野蛮的角度，解释新学家数典忘祖、东施效颦，其文体沾染“东文”习气而“非文非质，不中不西”的根本原因。刘师培则从中国文体由盛转衰、东瀛文体乘势而入的角度来观察，以为晚近以来“作文者多师法龚魏”，其缺点是“文不中律”，其长处是“便于放言”，其特征是“袭其貌而遗其神”，而“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是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中国”。[195]光绪壬寅年（1902）积极准备乡试的朱峙山，在十二月初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将郑宅借来之《新民丛报》《中国魂》二种，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196]科举考试改革与朝廷抡才大典的指挥棒，也是梁启超报章新文体受追捧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文报章的兴起与流布，朝廷对西学的重视与提倡，西学东来通道的打通与拓展，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停废，赴日留学游学成为一股浩荡的社会潮流，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都使得师法“东瀛文体”的“新文体”大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和国粹思潮的兴起，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重要特征的“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197]1905年孟春，上海《国粹学报》主笔刘师培在为该刊制定的《略例》中特意强调：“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198]与此同时，他诋諆梁启超新文体“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声言“吾未见其为文也”，言辞中充满不屑。[199]1911年季秋，章太炎在《诛政党》一文中讥刺梁启超“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凑，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痛斥“后生好之，竞相模仿，致使中夏文学扫地”。[200]这位国粹派大将和革命文豪，同样对“东瀛文体”表露出鄙视之态。然而，朝野士夫的抵制和革命文豪的鄙视，都未能影响报章新文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报刊舆论界和文坛的风靡。
民国二年（1913），戊戌时期曾力倡借径日文翻译西书的康有为，此时对“比岁举国文章，背经舍史，秽语鄙词，杂沓纸上”的情状大为愤慨，对梁启超师法东瀛的“新文体”痛加斥责：“今之时流，岂不知日本文学皆出自中国？乃俯而师日本之俚词，何无耻也！始于清之末世，滥于共和之初，十年以来，真吾国文学之大厄也！”在康有为看来：“盖日本文法，长累过甚，彼以旧俗，既牵汉文，又加英文法，不得不然。我国数千年之文章，单字成文，比音成乐，杂色成章，万国罕比其美，岂可自舍之？”[201]康氏此言并非全无道理，梁启超此期的文章亦有回归“尔雅”的趋向。然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借日本名词和外国语法改造中国文章，成为清末民初报章文体发展演进之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