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文言：晚清新文体的文体选择
救亡与启蒙，是晚清与五四两次文学革命的原动力；近代报刊的兴起与思想传播方式的改变，则是两次文学革命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媒介。胡适尝言：《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三个杂志“创造了三个新时代”。[698]晚清至五四时期，三份杂志引领了两个启蒙时代的思想与文学变革；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国文学的语体文体的近现代变革。梁启超与胡适，则是晚清与五四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革命旗手和代表人物。本节所讨论的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晚清报章新文体，即以梁启超的写作实践为中心和典范。
梁启超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戊戌时期，时务文体取得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代效应，开启了一个政论报章兴盛的时代。居东时期，梁启超遍览日文报刊和日译西学书籍，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相继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极大地提升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白话文学的文化文体地位，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变革。其于文界，则借鉴东瀛文体，创造了一种会通中西、融合古今、半文半白、亦骈亦散、条理明晰、自由抒写、流畅锐达、雄放隽快的文章新体，使之成为传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危亡的坚车利器。
梁启超“新文体”在语体文体革新方面基于改良文言，在改良文言文体语体方面做出过多种探索与不懈努力。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浅近化、白话化与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及平易畅达、酣放淋漓的文体风格。从语体层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从众向俗，为文尽量运用浅近易懂而非艰涩生僻的文言语汇；其二是向俚语开放，吸收谚语、俗话、成语等白话成分，拉近言文之间的距离；其三是不避骈偶，吸收双声叠韵语汇，融会骈文时文的偶句排句，增强音韵之美、节奏之感与整饬之气。从文体层面考察，主要是语言浅近、表达明白所带来的平易畅达的阅读效果，杂以俚语隽语所造成的活泼跳脱的文风，杂以韵语、排比语、偶句所带来的声韵铿锵之调、慷慨淋漓之气与往复顿挫之效。加上作者以情感之笔说理叙事的写作风格，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自由书写理念，使梁式“新文体”具备极强的表现力、极大的容量与自由度。梁氏《新民说》等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新体杂文，《南海康先生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新体传记，其文字均有左右人心的巨大魅力。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叙言中，称此类随感性的文体是“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699]胡适《四十自述》回忆读梁启超《新民说》一类文字的感觉是，“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700]这种自由书写、充满活力的新体散文，更能适应过渡时代新兴大众传媒之需，也更受时人的青睐与追捧。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另一途径，是大量借用与中国同文的日语新词汇，并在行文中杂以欧式语法，体现出向欧化开放的语言策略和文体的近代化趋向。明治维新后，日本语汇中出现了许多西学背景、汉字书写的“新名词”。面对铺天盖地的日本新名词、新学理，梁启超径直采取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西学东来学术渠道的建立，给晚清中国带来了一个新名词、新学理大爆炸的时代。时风所向，就连译界泰斗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心之作，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严氏引以为傲、宣称“皆由我始”的译名，[701]也很快淹没在日本名词的滚滚洪流之中。借助日本的新名词、新学理，搭建起近代中国新文体、新学术的框架，被誉为“新民师”的梁任公厥功甚伟。且看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中的一段文字：
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乃兴，倍根、笛卡儿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乃兴，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乃兴，哥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推诸凡百诸学，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之后，复有破坏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者。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702]
新名词背后传递的，是西洋新人物、新思想、新学术、新观念、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抑或是语言文学的近代化，包括革命文学的兴起和革命思潮的传播，都与新名词传播关系极大。晚清时期，以双音的新名词为主体的新语汇在新文体中所占比例之大，外国语法对文言句式和古语文体的欧化改造，已经到了决定其语言风格和文体特征的地步。这一情形，使得陈陈相因的传统文言和模古拟古的古语文体相形见绌，新体散文的语言表现力得到极大拓展与提升，与时俱进的近代改良文言语体文体逐步建立。
晚清文学界革命时期，改良文言的语体文体实践，迅疾在以新派知识分子出版的新型书刊为传播媒介的新文坛全面展开。其中，邹容、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王国维、章士钊、周树人、周作人等是此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晚清新小说家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小说著译实践，亦可纳入这一维度来考察。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1903年问世的革命政论小册子《革命军》，以“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703]为目标，文白杂糅，恣肆跳踉，喜用排比，平易畅达，其文体属于典型的“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其文风亦酷似《清议报》主笔“少年中国之少年”和《新民丛报》主人“中国之新民”。饶有意味的是，以“有学问的革命家”著称的章炳麟为之作序时，不仅没有“恶其不文”，反而赞其“径直易知”。[704]何也？时势和时风使然。正因如此，《苏报》主编章士钊赞其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705]
为文追蹑秦汉魏晋的革命文豪章太炎，尽管对取法东瀛的新文体看不上眼，然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等一批显示其一生革命业绩的“战斗的文章”，文辞却有意“取足便俗”，[706]文辞犀利，笔无藏锋。章太炎“苏报案”和《民报》时期以排满革命著称的政论文章，虽在晚年自订文集时被视为“无当于文苑”而自行刊落，然而晚清时期却在众多像周树人一样的留东学子脑海中，留下了“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深刻印记，其思想启蒙功效和社会影响力，远大于连章门弟子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的《訄书》。[707]何也？时代使然。
论文崇尚骈体的扬州学派传人刘师培，同样瞧不起“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言其“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708]然而，刘光汉暴得大名的《攘书》及刊诸《警钟日报》《民报》《天义报》的政论文章，包括《〈共产党宣言〉序》，理融欧亚，词驳今古，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语体上属于向欧化开放的改良的文言，文体上亦是骈偶化的报章新文体。
古文家林纾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降的文学史著作，大都从“古文”视角透视之定位之。其实，林译小说的文体语体都打破了“古文”义法，根本算不上“古文”，充其量是一种改良文言文体。清末民初“林译小说”之语体，掺杂不少土语、隽语、佛家语、佻巧语和外来语，[709]属于一种向古白话、口语白话、外来语开放的松动的文言，一种通俗、浅近、活泼、富于弹性的改良文言。
有着西学东学知识背景的青年王国维，较早响应梁启超倡导的以日本“新学语”入“中国文”的主张，[710]其刊诸《教育世界》杂志的一大批哲学、美学、文学、教育论文，如《哲学辨惑》《红楼梦评论》《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新学语之输入》《文学小言》《教育偶感》《论近年之学术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论性》《释理》《原命》等，语体上大量取用日源新学语和欧化句法，甚至创造出“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之类横跨文言、白话两大书写系统的独特句式，也是一种中西合璧、文白兼采的改良文言。
清末民初，章士钊名重一时的文理密察的政论文章，在改良文言的欧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其句法文法已经属于现代的表达方式，足以与西洋的述学文体相伯仲。胡适将其定性为“欧化的古文”，[711]罗家伦称其为“逻辑文学”，[712]钱基博名之为“逻辑文”。[713]新文学批评家和旧派文学史家一致认定其为欧化的“政论文学”之代表，文法的精密严谨和语言的丰富繁复是其显著特征，文体语体都属于充分近代化的改良的文言。
晚清时期，切实将改良文言的欧化实践引向深入的，还有在“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走上文学救国道路的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文体。周氏兄弟在西文句法乃至章法方面的欧化试验，使《域外小说集》的改良文言语体文体充满了陌生化、先锋性与现代意味。晚清“新小说”论者和作者在倡导与改造“俗语文体”方面的种种努力，则使得此期著译新小说的语言实践同时在文言白话化、白话文言化、文言与白话都不同程度地欧化的多层面、多向度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距离。
晚清至五四前夕，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和阵地的文界、诗界、小说戏曲界众多的新派作家，在改良文言语体文体上所做的多方面、多领域实践，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近代化探索与试验。
从改良群治、启发蒙昧的需要出发，文学界革命的倡导者还抱有言文合一的遐想。黄遵宪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率先提出“言文合一”思想。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也是“言文合一”说的积极倡导者。1903年，梁启超用进化史观审视各国语言文学演进大势，指出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乃文学进化之一大关键，泰西泰东各国文学史之开展均遵循这一规律，当今时代想要普及文明思想于全体国民，凡百文章均应采用俗语文体。[714]
这一观点，与十五年后胡适标榜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和白话文学正宗观，理路一致且说法相近。
1903年，同为康门弟子的狄葆贤，阐发梁启超的语言文学发展观道：
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715]
梁启超、狄葆贤认识到：白话文学的流行是各国文学演进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社会长期言文分离的状况，是白话文体进步的障碍；白话文体要取得进步，必须吸收文言的养分。所谓“言文一致”，并非只是文言向白话靠拢的单向运动，还包含白话的雅化（文言化）与欧化（西化、现代化），以丰富白话词汇和句法，提升白话书面语的表现力。套用时人的说法：“则言文一致者，乃文字改为浅近，言语改为高等，以两相凑合；非强以未经改良之语言，即用为文字也。”[716]无论是改良文言，还是改良白话，其根本方向均指向“言文一致”。
20世纪初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行者，梁启超等人预测到白话文学大进化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积极尝试过俗语文体（如政治小说、改良新戏及白话译诗），但深感纯用俗话远不如文话得心应手。[717]在报章文体初兴时期，梁启超更习惯和擅长运用言文杂糅、中西兼采、简洁生动、雅俗共赏的新文体，“新文体”担负起传播文明思想的重任。
晚清时期，随着进化论思想的广为传播，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界革命的蓬勃开展，语言文学复古之风受到抑制，趋新求变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被有识之士视为文学演进大势，历来地位卑下的小说戏曲被当作启蒙利器和雅文学，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结构遭到强有力冲击，文学各个领域呈现出新气象；报章新文体在推进语体文体革新方面成绩卓著，近代改良文言以迥异于传统文言的时代特征，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文字，传统古文和传统文言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使得白话报和白话文的读者群体，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民国初年，旧思想和旧文学出现严重回流现象，晚清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旗帜不见了踪影，骈体文言长篇小说流行一时，《京话日报》《群强报》等老牌白话报变得文白夹杂，文言（文学）为雅、白话（文学）为俗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根深蒂固，胡适指出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语言界限依旧泾渭分明。这一情形，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学的言文合一之路，需要新的披荆斩棘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