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游记：从王韬到梁启超
鸦片战争后，随着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西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一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先后走出国门，他们或属个人游历，或为官派出使，或为政治流亡，将出洋期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载诸笔端，留下了大量记游作品。这些域外游记构成了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近代西洋文明的另一通道，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将其视为中国人所著的“西学书”。[439]近代域外游记为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世界和西洋文明的窗口，也提供了反观中国社会、华夏文明和国民根性的重要参照物，大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本位立场和改良中国社会、重振中华文明的显著用意，一些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形成了近代散文变革与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晚清时期，亲历西方世界且留下记游文字的中国人大体分三类，一为个人谋生者，二系政府派遣者，三是政治流亡者。
第一类游历者走出国门时间较早，为数寥寥，且系市井出身，略通翰墨而无功名，其记游文字的思想见解、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很有限。如1847年“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的福州人林鍼写作的《西海纪游草》[440]，用骈体文记录下游历“花旗国”的新奇印象，留下了中国人远赴美洲新大陆“测海窥蠡”的最早记录，题材虽新，而观念、形式、旨趣、气味仍旧。再如1854年“搭花旗国火船游至日本”的广东人罗森写作的《日本日记》，见证了“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合约之事”，[441]通过道咸之际一位中国译员的视角，对“幕末”时期日本的时事政治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观察与记述，却未在近代中国社会泛起一点涟漪，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第二类游历者为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和出洋考察政教法律的专使及其随员，如斌椿、志刚、何如璋、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戴鸿慈、载泽、单士厘等；这些体制内官员及随员留下的大量游记日记材料，构成了近代域外游记的大宗，其中不乏文学佳作，如黎庶昌《西洋杂志》、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然而，身为清廷派出的外交使臣呈送总理衙门的考察日记，本属“命题作文”，禁忌繁多，难以放言，语言文体亦受拘束，少数流露赞扬泰西政教修明立场的记游文字——如郭嵩焘《使西纪程》——当时还遭到毁版的厄运，[442]绝大多数未能借助作为大众传媒的近代报刊广为流布。这一类记游文字，20世纪80年代经由钟叔河编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集中推出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然而在当时，这批纪游文字或呈送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或私自留存手稿而秘不示人，只有少数有幸刻板印行流传到社会上，其在晚清社会和文坛产生的实际影响亦很有限。
第三类为受清廷通缉的政治流亡者，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声名最著，其人兼具启蒙思想家、学者、政论家、文学家、报人的身份、素养与才情，其游记文字敢于放言，直抒胸臆，少受拘束，兼具思想性、政论性和文学性，借助近代报章广为流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领了时代潮流。其中，梁启超晚清时期问世的《新大陆游记》和五四时期问世的《欧游心影录》，均在思想文化界和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无与伦比的代表性。从文学史角度观之，前者在当时（晚清时期）的首要意义在“革其精神”，主要表现在作者对西洋文明思想的大力推介；后者在当时（五四时期）的首要意义在“革其形式”，主要表现在通篇采用白话语体，以创作实践表明了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支持；两部作品，都曾发挥了时代风向标作用。
王韬自幼在乡里负文名，二十出头从太湖之滨来到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上海，入英国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助译西书，三十三岁时因上书太平军献策事发而被迫出逃海外，先后推出一部记录泰西都市文明镜像的《漫游随录》，一部记录明治维新时期快速西方化的日本观感的《扶桑游记》，以一位中国新型口岸知识分子的眼光，书写着西洋东洋新兴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形态，为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风俗文化、人际关系、政治制度、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等，提供了形象的文字记录和饶有意味的个人观感。
王韬《漫游随录》在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域外游记中颇具文采。欧游三年，使名士风流的王韬“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界”；他自言“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自信“尤足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443]《漫游随录》的记游兴趣，首先在泰西文明景象。在《制造精奇》一节中，作者介绍英国社会崇尚“实学”的情状道：
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444]
重“实学”而“弗尚诗赋词章”，是英国社会与中国士夫的根本不同之处；重科学而轻文学，是泰西诸国文明发达之基。王韬的域外游记，体现出放眼全球的开放精神和“借法以自强”的思想导向，以及眷念祖国、奋发图强的思想情感，文体上体现出不受门派家法羁绊的解放精神。
王韬《扶桑游记》，是作者光绪五年（1879）季春至孟秋时节在东瀛游历期间留下的记游文字。当是时，正在发生剧变的近邻日本的情况尚未引起中国朝野士夫的关注。王韬这部游记，对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政治制度、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学校教育、文坛面貌等，有着较为形象的记录。日本朝野上下涌现的学习西方的社会潮流，使得幕府时代在东瀛备受尊崇的儒学遭受到冷落。王韬以“孔子庙改为书籍馆”为题，记录下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社会发生的这一令人惊诧的变化：
按：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为隆盛。每岁春、秋二丁释菜，三百藩侯皆有献供。所奏乐器，金石咸备。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445]
明治五年日本国都实行的废孔子庙而改立书籍馆的举措，被触角敏锐的王韬即时摄入笔端；尽管新设立的书籍馆中土书籍（90345册）在馆藏数量上远超西洋书籍（14670册），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已不可改变。日本社会的这些变化，刺激着中国口岸知识分子王韬的神经，其记游作品在看似不经意间潜隐着一种传统文人的文化危机感和民族危机感。王韬《扶桑游记》骈散相兼，文笔灵动，颇有文采。王韬头脑中的日本印象及其笔下的日本形象，影响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
晚清时期，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等长篇欧美游记，与此期高度繁荣的政论文学、蓬勃发展的传记文学一道，成为20世纪初年新体散文家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构成了表征“文界革命”创作实绩的“新文体”的又一显著分支。五四时期，欧游归来的梁任公，以高调发表长篇白话游记《欧游心影录》的独特方式，在学术思想上为新文化阵营掀起的激进的反传统潮流降温，在语体文体上则助力于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