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与梁启超“时务文体”
1896年孟秋至1898年孟秋行世的上海《时务报》旬刊，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知识精英倾心打造的一个以政论见长的舆论阵地。当是时，维新派精神领袖康有为积极擘画，张之洞等地方大吏支持赞助，黄遵宪等政府官员扶植捐款，总经理汪康年苦心经营，主编主笔梁启超一度全身心投入，刊行后风行一时，全国舆论界为之一振，维新变法思潮蓬勃兴起。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报刊高度重视政论文章，以之作为衡量报章质量和影响力的主要标杆，故而报馆主笔人选非常关键，《时务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主笔梁启超的长篇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是其代表性作品，其文体被时人和史家称为“时务文体”。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广州万木草堂。1895年春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898年受光绪帝召见，进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署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鼓吹新民救国，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史学革命”等。入民国后，成为进步党党魁，出任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由拥袁走向反袁。1918年赴欧考察。1924年起任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1月19日病逝。一生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史、哲、佛学等领域均有较深造诣。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全集》行世。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近三十年，主编主笔报刊十数种，声名较著者有《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等，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舆论界骄子和一时无两的报章政论家。梁启超的报章活动虽非肇端于《时务报》，他本人却因该报而声名远播，《时务报》亦因主笔梁启超之政论而风行海内。梁启超见诸该刊的政论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变法通议》。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其所进呈的就是这部《变法通议》。
梁启超《变法通议》系列政论文，发表在《时务报》的有十二篇。梁氏在《自序》中开宗明义，阐述“法何以必变”；其余各篇分别题为《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全面系统提出了其维新变法政治主张。《论不变法之害》开篇道：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124]
以形象的譬喻，浅近的语言，急切的心情，将老大帝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险局势，国人或酣嬉鼾卧、麻木不仁，或束手待毙、不思拯救，或补苴罅漏、苟安时日的情状，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梁启超指出，要挽救这座瓦墁毁坏、榱栋崩折的千年巨厦，采取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办法，已无济于事；根本的拯救之法，是“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换言之，就是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难者提出“然中国当败衄之后，穷蹙之日，虑无余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的问题后，梁氏回答道：
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衄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125]
以日本、法国败衄之后励精图治、变法自强的成功经验，消除当道者头脑中的种种疑虑，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该文篇末道：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126]
以毋庸置疑的口吻，阐明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道理，为中国指明了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推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道路。中国如不想步突厥、埃及、高丽、印度、越南、缅甸、波兰等国后尘，不想遭受犹太之种、非洲之奴的奴隶牛马乃至亡国灭种的命运，只有维新变法一条路可走，如此方能“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认识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27]故而将教育体制改革和人才选拔制度改革放在首位。
《学校总论》开篇道：
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草昧伊始，蹄迹交于中国，鸟兽之害未消，营窟悬巢，乃克相保，力之强也。顾人虽文弱，无羽毛之饰，爪牙之卫，而卒能槛絷兕虎，驾役驼象，智之强也。……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28]
作为晚清今文学运动宣传家的梁启超，根据乃师康有为传授的“公羊三世”说，演绎出太平世以智胜的结论，故而将“开民智”列为“自强”第一义，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欲兴学校，又以“变科举”为第一义：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综而论之，有三策焉。何谓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受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考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129]
梁启超并未对“科举”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认为“科举”一开始就是“敝政”；相反，他高度肯定科举乃“法之最善者”，提出“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科举之敝，问题出在“学校制度”上，只有将“变科举”与“兴学校”结合起来，将科举合于学校，将西学与中学并重，才能形成人才兴盛的局面，民族自强和国家振兴才有希望。
《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130]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经学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西洋东洋列国大局和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以及“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要言不烦、条分缕析地阐述出来；同时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维新逻辑，以及广开民智、振兴民权、变革官制、满汉平权等政治见解和思想主张，以通俗浅近、平易畅达、热情奔放、中西兼采的报章“时务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的发行业绩，产生“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阅读效应。[131]戊戌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政论宣传家的角色；其最为特出的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近代化、大众化传播媒介，运用明白流畅而又富有热力的文字，绘声绘色地阐扬维新变法主张和救亡图存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通过《时务报》名扬天下、誉满士林的同时，其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然而，《时务报》《知新报》等维新派报章的“时务文体”喜用“新词”的特点，却成为守旧士夫痛批的靶子。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声称：“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132]将此种文体视为异端，并据此将其逐出“文苑”。
以梁启超《变法通议》为代表的“时务文体”，标志着报刊政论文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文章的“新文体”的诞生，并在此后日臻成熟，成为思想启蒙“利器”和文体革命先锋。这种报章新文体，思想上逐渐突破了“文以载道”和“代圣立言”的教条，梁启超等人乃至抛弃了“托古改制”的外衣，密切结合时政，直面现实，指陈时弊，有着放眼世界的全球化眼光、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启蒙底色；文章写法不拘一格，既吸收了先秦诸子的雄辩之风和八股文的长比特点，又突破了桐城古文的门派家法，吸收俚语、韵语、外来语汇和欧化句法，文体上有着较大的自由度和更强的表现力；语言力求浅近，明白晓畅，力避矫揉造作、艰涩古僻；再加上丰沛的情感，自由奔放的文气，酣畅淋漓的文笔，生动形象的譬喻，使其文体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故而能够风靡一世。“时务文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初级阶段；东渡之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报刊，报章文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