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吾民”之旨与“悲壮淋漓”之笔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怀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创作的人物评传，其思想立场与政治态度超然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迥然有别，“启蒙主义”是其基本指针和创作目的。《新民丛报》所标榜的“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办刊宗旨，[406]也是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撰著历史人物评传的根本动机。在维新吾民、维新吾国的总方针下，梁启超的新体传记写作，构成了以改良群治、新民救国为目标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的人物评传的创作题旨，鲜明地体现在其对古今中外传主的选择上。任公后来在清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对他心目中理想的“专传”（即人物评传）特意作过交代：“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407]饮冰主人所选定的传主，涉及中外古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等，均系“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的“造时势之英雄”或“时势所造之英雄”。这些历史人物，要么对全社会产生过关系全局的重大影响，传主的命运与国家之命运戚戚相关；要么是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或在传主专力经营的事业中建树了不朽的功勋。这一“专传”选材标准与创作旨趣，既体现了梁启超对史学作为“国民之明镜”和“爱国心之源泉”[408]的基本定位，又符合作者倡导的“觉世之文”的作文路径和“文界革命”的精神意绪。
梁启超最为青睐的传主，是近世西洋各民族国家诞生的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如泰西近世第一女杰、法兰西大革命之母罗兰夫人，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新英国巨人、“盎格鲁-撒逊民族独一无二之代表”克林威尔[409]等；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者，为各自的民族国家之独立自由和政治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者。梁启超创作这批西洋历史名人传记，意在通过阐扬传主高洁的爱国情怀、高远的政治理想、高超的政治智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及其为民族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唤起中国民众的合群意识、尚武精神、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篇首开宗明义道：
欧洲近数百年，其建国之历史可歌可泣可记载者，不一而足；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出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之三杰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怀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业各不同，其结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为今日之意大利者，则无不同。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三杰以意大利为父母为性命，意大利亦以三杰为父母为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国！其乌可无如三杰其人者！……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矣！则吾中国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410]
梁启超型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代表了晚清中国新知识界对近世欧洲具有样板意义的民族国家意大利建国英杰典范的理解与认知，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现实诉求，期冀中国的“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早日出现。
梁启超历史人物评传的另一取材热点，是中国历代知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民族英雄等，如春秋时期齐国大政治家、军事家管子，战国时期实行“军国民主义”的一代伟人赵武灵王，西汉时期出使西域使西汉“开亚欧交通之机”“完中国一统之业”的张骞，[411]东汉时期平定西域的黄汉民族大英雄班超，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明代大航海家郑和，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二十世纪中国“先时之人物”康有为，晚清中国“时势所造之英雄”李鸿章等。他们或对一个时代的内政外交、国民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或为外御强敌、拓土封疆的民族英雄。作者着意发掘传主的开拓精神、英雄气概、改革思想、聪明才智和爱国情怀，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开篇写道：“欧、美、日本人常言：支那历史，不名誉之历史也。何以故？以其与异种人相遇辄败北故。呜呼！吾耻其言……读张博望、班定远之轶事，吾历史亦足以豪矣！”[412]流露出“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413]的显著用意。《管子传》开篇交代写作动机道：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414]
作者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作传，其出发点乃在回应当下中国面临的切要的现实问题，希冀通过从中国本土历史资源发掘可资借鉴的文明思想，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爱国情感。
梁启超将其传主分为“应时人物”和“先时人物”两类。应时人物，即时势造就的英雄，多为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先时人物，则为造时势之英雄，多系在精神界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过原创性贡献的思想家。李鸿章和康有为，恰为近代中国应时人物和先时人物的典型代表。梁启超之所以为“负谤于中国甚矣”的李鸿章作传，看重的是其近四十年来中国第一流紧要人物的关键位置，意在通过为这位关系全局的“满清之柱石，华夏之功臣”作传，全面透视近代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洋务史和外交史，使国人明白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朝局，知晓造成目前国家危亡局面的根本原因。他为“为举国之所嫉视”的康有为立传，看重的是这位先时人物为社会提供的思想原动力。在梁启超看来，“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415]正因如此，他赞佩康有为超越常人的宏远的理想、深厚的热诚、雄伟的胆气，谓其为“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他表彰康氏“大刀阔斧，开辟事业”的勇气魄力和冒险精神，断言“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他感叹先时之人物因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从而造成命运多舛的悲惨遭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他坚信“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以为“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人物而已”。[416]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自诩的思想启蒙先驱梁任公，又何尝不以“先时人物”自期呢？
新体评传区别于传统纪传体的一大特点，是著者自作主见的议论成分显著增加。以政论见长的梁启超，驾驭起这种文体来，可谓得心应手。梁氏新体传记，具备“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特征，尤以议论精警和激情澎湃著称，明显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政论文风的濡染。其引人入胜之处，往往是作者针对现实和历史人物有感而发的议论文字。这些语言精警、元气淋漓、同歌同哭、激情飞扬的议论文字，往往形成了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眼”。除了开篇点题和结尾总括式的精辟议论，文中亦时见随感而发的评论文字，乃至动辄千言的长篇大论。
传诵一时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开篇议论道：
“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19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417]
以“悲壮淋漓之笔”，极力渲染法兰西大革命之母罗兰夫人“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的悲剧命运，启人心智，意味深长。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开篇的议论文字同样精彩：
梁启超曰：天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国事以外，举无足以介其心，故舍国事无嗜好，舍国事无希望，舍国事无忧患，舍国事无忿懥，舍国事无争竞，舍国事无欢欣；真爱国者，其视国事无所谓艰，无所谓险，无所谓不可为，无所谓成，无所谓败，无所谓已足；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而罔不相合。梁启超曰：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之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418]
以悲壮淋漓之笔发抒作者满腔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借传主之酒杯浇著者之块垒，充溢着一股发扬蹈厉之气，读之令人热血沸腾，感奋不已。其结尾议论道：
要而论之，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此五端者，不过对吾侪之缺点，而举之以相劝勉相警励云尔。呜呼，我辈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险象，夫岂在吾下也！苟吾躬而愿学三杰其人者，则虽才力聪明远下于彼等，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419]
如此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的“新史氏曰”，与《史记》中盖棺论定式的“太史公曰”，显然并非一途。
篇中有感而发插入的议论文字，我们举《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为例。当作者引述《史记》史料略次显示赵武灵王盖世武功的年表后，禁不住插入一番议论：
吾述武灵王之伟业，有欲求读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楼烦。楼烦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陕西榆林镇东北四百五十里，种以胡名。此两者之为异族，众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时之鲜虞，为白狄别种，春秋末最强，晋屡伐之不得志。武灵王以十余年全国之兵力，仅乃灭之，于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诸地，始隶内版。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唐人诗云：“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吊古抚今，感慨系之矣。[420]
如此着意强调赵武灵王所“侵略者”属于“异种”而非“同种”，表现出近代民族革命思潮高涨时期梁启超内心深处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字里行间流露出汉民族的自豪感，充溢着“发扬蹈厉之气”。
再看《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篇中，作者围绕“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话题而生发的宏论：
征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吾于法国大革命，而见无英雄之时代也。奈何其以惊天动地之大事业，卒以恐怖武人政治为终局，龙其头而蝎其尾也？吾于苏格兰之清教徒，而见无英雄之时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践踏，卒被敌人征服之于棼棼泯乱之间也？然则吾将皇皇焉求英雄梦英雄。吾以环游地球之目，旅行于数千年历史中……若夫政治之雄，战阵之雄，其姓名错错落落于历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败者，殆不下百数十，而直使吾侪有崇拜之价值者，几何人哉？自罗马大帝康士但丁以后，历一千六百年，大小二百八十余战，人民为治乱之牺牲，土地为政府之坟墓，举汗牛充栋之历史，殆可一括以“相斫书”三字。虽然，遂不获见一义战，遂不获见一英雄。彼以帝王之名而战者果何物？彼以宗教之名而战者果何物？抑彼以人民之名而战者果何物？伪善之世，黑暗之代，万事皆一戏剧耳。所谓仁君，所谓忠臣，所谓侠士，所谓热信，一旦洗落其涂画之假脸，剥去其优孟之衣冠，则除兽性野心之外，一无复存者。吾旅行于昏昏长夜中者千余年，吾乃遇克林威尔，吾安得不拜？吾安得不拜？[421]
作者的历史观和英雄观，在议论风发的文字中得到精彩的展现。“此等爱国名人传记，最足发扬精神，著者才笔纵横，感人尤切，欲教少年子弟以文学者，最宜以此等书为读本，胜于寻常教科书万万也”。[422]如其宣传文字所言，“才笔纵横，感人尤切”，确是梁启超新体名人传记的显著特征。
从文学视角来看，梁启超创作的名人传记，存在明显缺陷。由于著者偏重以史家身份记述史实，疏于对传主进行必要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形成了重事不重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文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