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
晚清时期，亲历西方世界且投入巨大的热情与精力认真经营游记文字的中国文人，要数康有为、梁启超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声名最为显赫，因而最具代表性。两位维新派政治领袖撰著的以《欧洲十一国游记》《新大陆游记》为代表、以考察欧美政俗为旨归的长篇记游作品，体现了20世纪初年域外游记的创作实绩与文体特征，成为风行一世的“新文体”的又一重要支脉。
自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康有为出亡海外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历三十余国，行六十万里，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446]留下了几十万字的记游文字。1904年仲夏时节，康有为自香港启程，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等十一国，历时半年；出于记欧美政教风俗、与国人分享游历心得及宣传其救国主张的强烈动机，南海先生发愤撰著《欧洲十一国游记》。是年冬至，他在加拿大温哥华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序》，迫不及待地宣布其欧洲游记写作计划。序曰：
英帝印度之岁，南海康有为以生，在意王统一之前三年，德、法战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时哉？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之三者，缩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生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内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灵，竭哲巧万亿之心精，奔走荟萃，发扬飞鸣，磅礴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世，大陈设以供养之，俾康有为肆其雄心，纵其足迹，穷其目力，供其广长之舌，大饕餮而吸饮焉。自四十年前，既揽掬华夏数千年之所有。七年以来，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爪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嗟乎！康有为虽爱博好奇，探赜研精，而何能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置之眼底足下，揽之怀抱若此哉！缩地之神具，文明之新制，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特制竭作，以效劳贡媚于我。我幸不贵不贱，无所不入，无所不睹。俾我之耳目闻见，有以远轶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447]
康有为自认二十年来负载了“为先觉以任斯民”的责任，“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是上天安排他充任周游世界、遍尝百草的“耐苦不死之神农”，为的是寻找到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好让四万万同胞“起死回生，补精益气”。[448]
尽管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晚清时期仅成书两种，即《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449]但这丝毫不影响著者打着《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1905）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二编》（1907）的旗号出书。1905年仲冬，《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甫一问世，《新民丛报》便刊登广告大力鼓吹道：
康南海先生近年著述甚少，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莫不欲一接其言论以为快。此书乃先生去年游历欧洲所至者，凡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十一国，随笔感记，于各国政治教学之本原，精细观察，而以卓绝之识想评骘之，又以祖国过去现在之情状比较辨析，而取定法之方针，实救时第一良药也。其价值尚远在饮冰主人《新大陆游记》之上。至于与前此寻常纪行之作，有若霄壤，更无待言。本局幸承将原稿见贻，速付梓人以公诸世。今第一编已印成，并插图画六十余幅。有志之士，度无不先睹为快也。[450]
著者为游历欧洲十一国的保皇党领袖，新著实乃“救时第一良药”；这则言简意赅的新书告白，可说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次年孟冬时节，横滨新民报社又刊登广告，声称“我国第一流政治家”康南海先生《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二编、第三编原稿陆续寄到，即将第二编之《法兰西游记》迅速付梓，顷已装订成帙”，指出“本编于法国专制王权时代政治之若何腐敝，大革命时代国势之若何变迁，皆能深探其原因，穷极其结果，而还以反证诸我中国，使现在之政府及民党，皆可藉此为当头一棒，以确定我国今后政海之方针”，赞其为“救时之圣药”。[451]其著述目的和拟想读者，依然侧重于政治思想界而非文坛。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通过现身说法，着意打破国人头脑中“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的神话，展示西方世界“放辟邪侈，诈盗遍野”的一面，意在增强民族自信心。著者虽也肯定近世欧洲物质文明和政教文明的优胜之处，但更喜欢在中西两大文明比较中，扬中华之长，杀泰西威风。他有一段名言：
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日本著书多震惊欧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岛国则然，岂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国，而若此之浅见寡闻乎？[452]
于是，在这位自矜自重的保皇党政治领袖眼中，欧美之宗教、道德、政治、法治、风俗、地理、膳食、服装、建筑、浴室等，皆有不及中国之处，表现出高度的宗教自信、道德自信、地理自信、礼法自信等；一言以蔽之曰：文化自信。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以“考政治”为“专业”，属于典型的政治家游记，时时处处藉记游之名行论政之实，推销的是“孔子之大道”和君主立宪政治主张，欲在此基础上铸造理想的“新中国”。考宗教，言意国天主教权以黑暗蔽世界，佛教、耶教为天堂地狱以诱民，其教主多以异术耸人心，独孔子不语神怪，不尚迷信，教以仁让务民之义，儒教于人道之条理无不备，优于佛、耶诸教，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考伦理道德，以为道德无新旧，仁义礼智忠信廉耻乃普世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乃恒久伦常；今日新学者嚣嚣然昌言的法兰西人道之义和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实为中国所固有，可谓家有锦衣而宝人敝屣；法国妇女好自立淫乐而不愿产子，此乃天下伦常之大变，其种族不待人灭之而自灭绝；所谓泰西新道德，实不如中国旧道德。考建筑，以为罗马宫室土木恶劣，拙如山西富人窑洞；法王路易十四之宫殿，夸为世界第一者，然比之吾国紫禁城之宏壮，相去尚十百倍；以秦宫之大，汉宫之美，秦汉宫室文明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考议院之制，以为欧洲数千年前就有国会制度，实乃地中海形势使然，因其海港汊冱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土，故多小国寡民，王权不尊，民会乃能发生；中国自古无议院政体，也是地形使然，因亚洲皆大陆广海，小国难以独存，故而亘古一统，无从产生希腊、罗马的议院制，此非国人不智，而是地势所限，故而不可责之先民；当今世界，议院政体势在必行，中国若能移植此政体，定能后来居上，超迈欧美。康有为以公羊“三世”之法眼，观今日欧美社会道：“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453]其对欧美诸强国的观察角度，已由未出国门之前的仰视，调整为平视乃至俯视，且不时流露出鄙夷之态，显示出对祖国固有之道德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无比自信。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开篇述“巴黎观感”道：
往闻巴黎繁丽冠天下，顷亲履之，乃无所睹。宫室未见瑰诡，道路未见奇丽，河水未见清洁。比伦敦之湫隘，则略过之。遍游全城，亦不过与奥大利之湾相类耳。欧洲城市，莫不如此。且不及柏林之广洁，更不及纽约之瑰丽远甚。其最佳处仅有二衢。[454]
康氏对巴黎的观感，整体印象一般，以为“巴黎博物院之宏伟繁夥，铁塔之高壮宏大，实甲天下；除此二事，无可惊美焉”。至于其声色之观、园囿之美、歌舞之乐、妓业之盛、车马如织、士女如云、戏院酒楼之多，以及女子衣裳之新丽、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诡异、香泽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此所谓巴黎独冠欧美、称号繁丽者，康圣人则视为行乐之具，而非强国之谋，根本不值得艳羡。
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之《法国之形势》篇，论及中国饮食衣服之美道：“中国饮食衣服之美实冠万国，他日必风行万国。凡美者，人情之所爱。丝服之美，自在优胜劣败之例，不能以欧人一日之强而见屈也。”锋芒所向，乃在批判晚清中国处处“舍己从人”、事事“无耻媚外”之风，并由此提出谁为“地球主人翁”的重大问题：
欧美百年之横于大地，如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国辟地之广大，殖种之繁庶，教化之深厚，生质之聪敏，无在非具为地球主人翁之资。欧美人虽强盛，不过百年，资吾先驱耳。横览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吾国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乔入谷，以媚外苟存乎？[455]
康氏以为：当竞争之世，只有使人敬畏，无使人怜悯；他对“堂堂数千年文明之中国，抚有天产吾丝文章之美而自弃之，以俯从深林后起日耳曼之毡服”的现状表痛惜，声色俱厉地发出“以中国地大人多，驾乎万国，何不志在使人师我，何事舍己从人耶”的质问。[456]这一世纪之问，百年之后，仍值得国人反思。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附三《法国大革命记》，意在通过设身处地讲述法兰西大革命的悲剧史，希冀为晚清中国提供镜鉴，对革命党人发出警钟棒喝，得出“中国不当谬倡革命”的结论。康氏描述“大革命杀戮之惨”的情状道：
当恐怖时，始则刑贵族、大僧，中则及地主、富室，终则及于缝衣、理发、靴匠、农民。但其他乡市，遇人即杀，见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补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异者，日揭博爱、自由、平等为徽，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一时之才子佳人、名宝古物，皆泛扫净尽，比之黄巾、黄巢之祸，尚远过之。而饰绝美之名，以行其凶残之实。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国人尚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此则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457]
然而，康有为关于中国二千年来人人平等、民享自由、无封建压制之说，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所渲染的大革命给法兰西民族带来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毁灭的惨状，虽在晚清中国万千读者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却未能阻挡住浩浩荡荡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
清季十余年间，亡命海外的康有为留下的大量域外游记和域外诗，构成了其后期诗文创作的主体部分，是透视康氏流亡期间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的一面镜子。藉记游考察政治和风俗，藉述史阐扬政见和思想，是康有为自成体系的欧洲游记作品的显著特征。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配有近百幅精美影像，主要为欧洲古建筑和风景名胜，大半有康氏题签的文字，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康有为的域外游记文，以国别分类，喜为长篇巨制，文笔恣肆豪健，语体属于浅近平易、自由活泼的改良文言体，融会大量外来语，表现出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康氏论诗有云：“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458]以此来评价他的欧洲游记，亦堪称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