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与黄远生的新文学思想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述及甲寅派政论家时，特意提到《甲寅》杂志最后一期黄远生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言其“前半为忏悔”，“代表一个政论大家的最后忏悔”；“后半为觉悟”，“可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360]这位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军人物胡适重视的黄远生，也是一位报界巨子和政论大家。
黄远生（1885-1915），名为基，字远庸，又字远生。江西九江人。1904年中进士，旋赴日留学，在中央大学专攻法律。1909年归国，先后在邮传部、编译局、法政讲习所任职，后辞官投身报界。1912年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参与编辑天津《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京特派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善采访，自创“远生通讯”，开新闻通讯先河。1915年底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友人林志钧将其著作编为《远生遗著》。
黄远生居东时期，言论立场和文体语体受梁启超影响很深。1914年孟春时节，黄氏接编梁氏创办的天津《庸言》杂志时，在刊首登载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已经表露出改革中国须从文学入手的看法。其言曰：“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而人群之激发，实造端于感情。今有一物最足激励感情，发抒自然之美者，莫如文学。窃谓今日中国乃文艺复兴时期，拓大汉之天声，振人群之和气，表著民德鼓舞国魂者，莫不在此。吾国号称文字之国，而文学为物，其义云何，或多未喻。”[361]三个月后，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是年9月和10月，黄远生给章士钊写了两封信，刊于《甲寅》第十期。
作为一位政论大家和文学奇才，黄远生从欧洲文艺复兴受到启示，领悟到旧伦理、旧文学是旧政治的根基，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辅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方能奏效，此之谓“根本救济”之法。1915年孟秋，他在《致甲寅杂志记者》函中指出：
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362]
黄氏借鉴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经验，提倡新文学乃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救济之法，这种“新文学”是一种大众化的“浅近文艺”，其思想精神要与世界现代思潮接轨，与普通民众生出交涉。这种“新文学”，指向的正是其后陈独秀所倡导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63]胡适所提倡的“国语的文学”和“活文学”，周作人所推崇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章士钊在复函中以为：“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认为此法虽好，但目前不符合中国国情；他所坚持的，依然是政治救国途径和精英政治文化路线。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兴起之后，胡适曾断言黄远生如若在世，“他一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同志，正如他同时的许多政论家之中的几个已做新文学运动的同志了”。[364]算是勉强将“甲寅派”政论家与新文学运动关联了起来。胡适提到的几个已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同志的政论家，有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李剑农、高一涵等；他们都曾是《甲寅》杂志的骨干作者。饶有意味的是，胡适也曾是《甲寅》杂志的撰稿人，其译作《柏林之围》刊诸《甲寅》第四期，时评《非留学篇》刊诸《甲寅》第十期（与黄远生《致甲寅杂志记者》函同期刊出），两篇作品采用的都是浅易的改良文言文体。
1919年底，林志钧序《远生遗著》言及黄远生的报章文字，称其为文言的“通俗文”：“远庸从前笔墨，典重深厚，绝非报纸的文字，后来他作文变了极通俗的，把旧日面目，登时全换掉，真是绝大的力量，他的通俗文，凡白话文所能达到的，他无一不可达到，他可谓运用文言的本事到了十二分了，他所用的文言，决不是死的，是活的。”[365]在当事人林志钧看来，这种广泛运用于报章的“活的”文言“通俗文”，其文字表现力并不亚于白话文。这种报章文言通俗文，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所定位的“今文学之流别”中康有为、梁启超开启的“通俗之文言”一派，可谓一脉相承。
黄远生倡导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的“新文学”主张，虽被章士钊认为不合时宜，却对陈独秀、胡适此后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切实的影响与启迪。我们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结成新文化团体，以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氏《文学革命论》倡导“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的思想逻辑与革新主张中，不难发现黄氏“新文学”思想萌芽的影子。正因如此，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等论著，都肯定了黄远生之于“新文学”发人先声的历史地位。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更是将黄远生置诸胡适“白话文”一派，言黄氏倡导“新文艺”在先，胡适、陈独秀行动在后。其言曰：“远庸又不良死，而于所谓新文艺者，徒托空言，未及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及胡适自美洲毕所学而归，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其友陈独秀诵其说而张之，以其长大学文科，锐意于意大利文艺改革之事也。登高之呼，薄海风动，骎骎乎白话篡文言之统，而与代兴为文章之宗焉。”[366]黄远生提倡“新文学”的远见卓识，成为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