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湘报》与唐才常等的政论文
甲午丧师之后、马关签约之年，陈宝箴、江标分任湖南巡抚和学政，力行新政，倡导新学，素称保守的湘省风气渐开。越二年，外交官出身的黄遵宪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筹备时务学堂，督办《湘学报》；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赴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候补知府谭嗣同回湘参与新政活动，筹备南学会；唐才常、欧榘甲、韩文举、熊希龄、杨毓麟等一批维新派知识精英聚集省城。他们创立学会，兴办学堂，大办报刊；《湘学新报》《湘学报》《湘报》等相继问世，湘省风气为之大变。唐才常、樊锥、谭嗣同等知识精英，是南学会核心成员和《湘报》主笔，与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声气相通，利用报章宣扬“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鼓吹民权、平等与变法，主张为民众立言，倡导文体文风革新，在政界和学界鼓荡起维新思潮，在文坛和舆论界掀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湖南新政时期的湘省报界人物，尤以唐才常最为活跃，其见诸《湘报》的政论文也最具代表性。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后改佛尘，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1896年返湘投身新政事业，次年举拔贡。1897年后，任《湘学报》主编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南学会议事会友、《湘报》总撰述，鼓吹变法图强，宣扬民权学说，成为声名远播的报刊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戊戌政变后，辗转奔走于日本、南洋、香港、上海等地，寻求救国途径。1899年，主上海《亚东时报》笔政；同年冬，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总干事。庚子国变之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在武昌就义。近人尚秉和《辛壬春秋》中对唐才常有一段形象的描述：“貌雄奇魁梧，为文一洒千言，汩汩不穷。甲午后创《湘学报》，言变法，与梁启超《时务报》，并风行海内，而持论雄迈尤过之，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133]
唐才常相信文字改良社会之力，重视报章的思想启蒙功效。1898年仲春，南学会会刊《湘报》日刊在长沙问世。[134]唐才常在《湘报叙》中指出：“迩者海内诸君子，曲体朝廷育才至意，广开报馆，用代遒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于是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睹光明；于是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钻研政典，求断烂朝报不可得，而赍恨终者，何可胜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135]对报章文字的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功效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中国成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充满信心。
湖南新政时期，唐才常的政论文主要刊于《湘学报》《湘报》，直陈时弊，思想犀利，新名词错杂其间，裹挟着爱国救亡的炽烈情感，属于典型的“时务文体”。唐氏痛感西人讪我诟我为“病夫”，国人灵魂麻木不仁，缺乏国耻意识和国权思想，撰《论热力》一文。其言曰：
既而思之，吾人所居之地球，既命之曰人世界，则虽藐然躯壳，为微尘中之微尘，而光于目，声于耳，电于大脑小脑，化分化合，于肝脾胃肠及一身机轮流转，罔弗具日与八星运行之理，故种无论黄白也，人无论中西也，心同理同，聪明材武，无弗同也。然而彼西人者，人人耻国之耻，事国之事，权国之权，国统系之君，君统绵之民。故意大利之轭于罗马，希腊之轭于土耳其，而民会与民权固也。普之辱于拿破仑，法之蹶于师丹，而若君若臣，若男若女，若老若幼，咨齑涕洟，摽心酾血，播之诗歌，宣之衢巷也。若是者，何也？热力之所摩也。且夫热之为力，则何星球、何世界弗之有矣。向使日心不热，则地与各行星乌乎吸，乌乎离矣；地心不热，则人与草木与禽兽并时而灭矣；昴心不热，则吾八行星绕日之世界，不知隳坏几千万年矣。故泰西之以热力智其民新其国者，实性海之根原，群动之脉理。而含生负气之公性情如是则存，不如是则亡；扩其量则文明而强，亏其实则野蛮而瘠。以瘠遇强，以野蛮遇文明，以畸零参差、尸居垂毙之余，遇盱目环伺、万众一心、勃然方兴之焰。譬有两人同榻而卧，声息俱无，以谓之人也，无异也；迨以手摩之，则一热一冷悬殊焉。于是乃惧然曰，若者生若者死矣。[136]
唐才常所标榜的“人人耻国之耻，事国之事，权国之权”思想，其实是源自西洋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意在唤起民众的合群精神和国民意识。他以日本维新图强的实例来激励国人，在“文明”的旗号下鼓吹新政新学，阐扬变法图强的道理。
唐才常的政论文思想激进，言辞激烈，对于泰西“民权”说时加宣扬。其《辨惑上》篇有云：
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中国则辗转秦汉二千余年之桎梏，近日始有倡为民政民权之说者。而二三庸夫，骤闻斯旨，惧然惊愕。其略睹西史者，则援法奥之事，动色相戒。其次则并不知民权为何物，祗疑其弗便于官权，而诧之曰：此西法也，躗言也，吾步趋之何为也？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而乃诧为西法，诋为躗言，不亦傎乎？[137]
将泰西政术之大旨归结为“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将其与儒家学说中的“重民、贵民、公权于民”思想相对接；其所从事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
樊锥是《湘报》另一重要主笔。樊锥（1872-1906），字一鼐，湖南邵阳人，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与苏舆同出王先谦门下，与唐才常同科（光绪丁酉，1897年）拔贡。1898年，省城创设南学会，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分会，自任会长，手订《南学分会章程》，寓民权平等之义。《湘报》创刊后，撰《开诚篇》《发锢篇》《劝湘工》等文，倡导新学新政新艺，抨击旧学旧政旧习，持论激烈，信笔直抒，见地透彻，言辞犀利，饱蘸情感，传诵一时，招致保守势力忌恨和围攻。《开诚篇》以抨击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宣扬民权、平等、君民共主之说著称。其言曰：
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抑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曲，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漫无所悟，沈沈昏昏，瞢瞢阗阗，而惟日悍然抱其圈颈之具，串鼻之索，欣欣得意，罔罔可怜。[138]
其对统治者愚民政策和国人思想愚昧情状的描摹与揭示，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者主张唯有“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方能做到“四海一心”；主张“人人平等，权权平等”，以“公论”的名义倡导“民权”，以“公道”的名义扫除旧习。杨世骥《樊锥与苏舆》评述道：“樊锥在当日抱着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热忱，主张从根本破坏着手，无论其是否肤浅，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尖端，不顾环境的迫害，精神已不可及。他文章的组织以八股为根底，而能开阖自如，肆应不穷，字句间横溢着炽灼的情感，实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尤为难能可贵。”[139]可谓确论。
谭嗣同是《湘报》的重要创办人和“报章文体”的推崇者与倡导者。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140]1896年奉父命以同知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驻留南京，撰成《仁学》。1897年底返湘，襄理新政，倡导新学，协办时务学堂；次年，倡设南学会，创办《湘报》，抨击旧政，宣扬变法。1898年孟秋应召入京，授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政变发生后，拒不出走，慷慨就义。
戊戌时期，为反驳“乡党拘墟之士”对报章体裁的责难，谭嗣同撰《报章总宇宙之文说》，1897年夏刊诸《时务报》时定名《报章文体说》。该文将天下文章分为三类十体，认为“体裁之博硕，纲领之荟萃”厥惟报章，批评历代选家“陈古而忽今，取中而弃外”的弊病，从诸种文体融合的角度，极力宣扬作为新生事物的报章兼容并包的优点与功用，盛赞天下文章体例“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141]其见解不免言过其实，其立场却无比坚定。
1898年初《湘报》创刊，谭嗣同撰《湘报后叙》，以“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的时不我待的“日新”精神，“吾宁自新，毋使人有以新我”的先觉觉人的“自新”气度，大力宣扬新政新学，提倡“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提出创学堂、立学会、办报纸的“三要”主张。谭氏以为：二十四史皆“君史”，“要不过一姓之谱牒”，而“报纸即民史”，发出“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的呐喊。他为《湘报》问世而欢呼，以为“国有口矣”。[142]
1897年季秋时节，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居湘教授生徒时期，梁启超日间授课，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革命论，课以札记，夜则批答四十位学生的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眠”；[143]“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144]在一段集中的时间内和封闭管理的学堂环境里，四十位学生日日读梁教习“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四十份学生作业与批文，犹如四十份报章，年假期间被诸生携归乡里，全湘哗然，被守旧士绅目为异端。[145]梁启超批答学生的四十份札记，亦可纳入晚清报章“时务文体”序列。
时务学堂学员左景伊作文问道：
日舰东来，款赔地削，国益蹙矣！强邻觊觎，莫知所御，种益弱矣！耶稣天主，流传极远，教益微矣！中土士大夫咸知国蹙、种弱、教微之非，计而究之，国之所以蹙、种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微之故，及思所以补苴其国、繁植其种、维持其教之道，茫乎未之知也。吾师所以保国、保种、保教之说，勉受业等，幸垂示焉。
教习梁启超批文曰：
必知所以保国，然后能保国也。保种、保教亦然。一人之力不能保也，则合多人之力以保之，多一知此理之人，即多一能保之人。若使天下人人能知之，则无不保之国，无不保之种，无不保之教矣。必如何而后能知之，非学问不为功也。王文成曰：“未能知，说甚行？”然亦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也。故学者亦但求知而已，勉强学问，天下可办之事正多，我非大言以欺诸君也。[146]
在国蹙、种弱、教微的全面民族危机形势下，梁启超承继乃师康有为的思想衣钵，勉力向长沙时务学堂学员宣扬保国、保种、保教的道理与途径，语言浅近易知，文风质朴无华，是一种从众向俗、文白杂糅的浅近文言文体。
戊戌政变后一月，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命其门生苏舆，将湘省旧派诸人论说及朝臣保庇他们的奏牍，辑成《翼敎丛编》一书，保存了当日新旧两派斗争最翔实的史料。叶德辉痛批道：“梁氏终日言变法，群居言学西，然彼之伪经说非士学也，笔之时务说非商学也，彼之《公羊》《孟子》说非工学、农学，尤非兵学也。今乃语人曰，某也八股贱儒，某也不通时务。究其所以立义，无不托之空言，学堂之士靡然向风，于是《公羊》改制，附会而益工，孟子轻君，推阐而愈谬。湘中幼学之坏，梁氏实为罪魁。”[147]将梁启超目为祸乱湘中幼学的祸首。岳麓书院生员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言：“梁启超等所批学堂课艺、日记，或出手书，或系刻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乱实据，不可磨灭。”[148]并摘录时务学堂课艺总教习梁启超和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的批语，加以按语。守旧士夫制定的《湘省学约》，分“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诸条，针对梁启超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的意味相当浓厚，对《湘报》所刊之文亦大加诋諆。其“辨文体”条云：
文所以载道也。唐王勃、李贺辈，天才颖异，识者犹谓非远到之器，无他，有文而无实也。国朝沿明之旧，以制艺取士，法律綦严，近时风气大非，或剽窃子史，或阑入时事，甚且缀辑奇字怪语，不知音义，无可句读，文风几于扫地。乃持文衡者，大半茫昧，动为所欺。此以是投，彼以是取，辗转仿效，循而不变，必至科目无一通人，宜朝廷以时文积弊太深，改试策论也。然试场策论，非有学术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时文更甚。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若不共惩此弊，吾恐朱子欲废三十年科举之说，将行于今日。昔欧阳文忠知贡举，痛恨新体，摈斥险怪奇涩之文，良以言者心声，言既不轨，心必不正，先于进取，严为剖别，庶几国家得用之材，不至以趹踶覂驾者害天下也。朱子云：“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又曰：“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先哲名言，允宜服膺毋失。文章与世运为升降，果文体由降而升，世运亦自此卜升平矣。[149]
在旧学家和旧派文人看来，时风流行的剽窃子史、阑入时事、缀辑奇字怪语等现象，均属于言不轨、心不正的表现；其所标榜的“实而有条理”和“平易说道理”的作文法则，针对的是新派人士报章之文喜用新名词和好为幽渺怪僻之言的特点，以及纵笔所至不检束的狂放和不加节制的汹涌泛滥的情感与呐喊。
唐才常主持的《湘学报》《湘报》，倡导西学新学，主张维新变法，言辞激烈，思想新锐，与天津《国闻报》、上海《时务报》一道，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舆论重镇，在社会上引起全国瞩目，在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湖南新政时期，唐才常、樊锥、谭嗣同、梁启超等新学家的报章之文和学堂札记，都曾充当过近代中国思想与文体变革的先驱。1897年孟夏时节，上流士夫孙宝瑄阅览《湘学报》后，留下“极粗浅而有用”[150]的印象，可见其文字的浅近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