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与章士钊早期政论文
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多注目于章士钊的“逻辑文学”或“甲寅文体”，相对忽视了其癸卯年主《苏报》笔政时期的革命政论和时评文章。或许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章士钊发表在《苏报》的文章多不具名，且其本人在“苏报案”中得以逍遥法外的缘故，长期以来学界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革命宣传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关注不够，评价不足。
1903年自夏徂冬，二十出头的学潮领袖、报馆主笔章士钊，依托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发表了一些列政论时评文章，并出版了革命宣传小册子《孙逸仙》《沈荩》，以“青桐”“黄中黄”等笔名，在晚清新知识界和文坛崭露头角，与其结义兄弟章炳麟、张继、邹容一道，成为革命派政论家中的佼佼者。章士钊《苏报》时期的文体文风，深受风行一时的“新民体”濡染，与邹容《革命军》一样，同属“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别署黄中黄、烂柯山人、青桐、秋桐、孤桐等，湖南长沙人。1901年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次年考入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赴沪，主《苏报》笔政，将该报打造成“革命之机关”；“苏报案”发后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排满革命。1904年回长沙，与黄兴等组建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5年流亡日本。1907年赴英留学，习法政和逻辑学。辛亥武昌首义后返国，任上海《民立报》主笔。民国二年（1913）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以反对专制的“逻辑文学”名噪一时。同年声讨袁世凯，参加二次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五四时期，站到了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有《章士钊全集》行世。
章士钊自言：“年十七八，学为文章，读曾文正公所为《欧阳生文集序》，略以想见近代文艺之富，家书之出入，辄不胜向慕，而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320]可见，他早年喜好的是桐城古文和湘乡派文。
章士钊以少年能文、放言革命而有口碑，是在1903年“苏报案”前后。癸卯年孟夏时节，受吴稚晖主持的上海《苏报》“学界风潮”专栏的鼓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魁章士钊率三十余同学出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创办的爱国学社，经章太炎推荐出任《苏报》主笔，匿名发表《康有为》《哀哉无国之民》《读革命军》《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贺满洲人》《释仇满》《虚无党》《呜呼保皇党》《论仇满生》等政论文章，[321]化名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等时评文章，实名发表章行严《杀人主义》、章炳麟《序革命军》等革命文章，在“新书介绍”栏连续为《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等革命书籍宣传造势，并选刊章氏《驳康有为书》，明目张胆地鼓吹“排满”“排康”和民主革命主张，引发了轰动海内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系狱，在上海公共租界法庭与清廷代表对簿公堂，革命党的声势为之大振。章士钊则因查办此案的恩师俞明震徇情而逍遥法外。
章士钊见诸《苏报》的政论时评文章，大都笔意恣肆，慷慨淋漓，但已显露文法谨严、论理充分等特点，克服了梁启超“纵笔所至不检束”式的堆砌与芜杂。章士钊刊发在《苏报》“大改良”第一日“论说”栏的《康有为》一文，从传闻清政府召逋臣康有为返国之说下笔，在“革命风潮日甚一日”语境下，对颟顸野蛮的清政府和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两面开弓，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其言曰：
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可断言也。何也？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而康有为偏奋其胡汉一家之辩，作天王圣明之谈，自负其开幕之功，欲强掣后生之动。呜呼！独不念今日之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抗如荼如火万颗之头颅，而崇奉无色无光一家之剑玺，吾诚不解其何心！[322]
指出“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已沦为“革命之反动力”的康有为，或将成为“方今暗杀之风”的牺牲品。
《苏报》“大改良”第二日“论说”栏刊发的《哀哉无国之民》一文，从“国者，有机体也，非徒人民之集合体，必其民一一有权利、有义务、无愧有机体之一质点，而与其国之强弱荣辱无几微不有密切之关系者也”立论，指出已亡国二百五十年的“支那人”“本自无国”，举目方今二十世纪之中国，“览其可以胜国民之材料者不可得”，故而名其曰“无国之民”。其言曰：
请言支那人之材料。崇拜外人，为虎作伥，局促生计，不问外事，彼方惨杀，此焉歌舞，此个人主义之凑于极端者也，其材料可以为禽兽。研究学业，簧鼓变法，而依赖根性，若出天赋，一则曰政府，再则曰政府，此个人主义之一变相也，其材料可以为奴隶。穿穴哲理，解剥世故，人类万变，无足逃其非难，而以矛刺盾，殆有甚焉，和光同尘，别有天地，此个人主义之又一变相也，其材料可以为娼优。[323]
章氏在“二十世纪现一新建设之国于地球”的预设目标下，对清政府、保皇党、无政府主义者乃至上海租界一帮整天“声声自由与平权”的“二十世纪之青年”痛下针砭，[324]穷形极相地揭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的奴隶本相与变相，意在呼唤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的主人翁”，[325]唤起民众的“国民”思想。
章士钊《杀人主义》一文将满人视为“今日我等之公敌”，号召“我国民”对满洲政府和统治者实行“杀人主义”和“复仇主义”。其言曰：
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儿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326]
其种族观念是褊狭的，其政治立场是激进的，言辞犀利，流畅锐达，饱蘸感情，壮怀激烈，其革命言论富有极大的煽动性。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字：
读《法兰西革命史》[327]，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飐矣。借君头颈，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其激烈的“杀人主义”暴力革命立场，与两三年前梁启超鼓吹的“破坏主义”如出一辙；其极端的仇满情绪，表现出革命派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褊狭的种族立场；其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无藏锋、悲壮淋漓的文体文风，以及言文杂糅、中西兼采的语体特征，亦与梁氏“新民体”一脉相承。章士钊晚年对“弱冠出乡，放言革命”从而导致学业荒落深表反悔，言《苏报》时期“文既不中律令，论只追逐时流”，如今“循览少作，焉禁汗下”。[328]这一情形，恰印证了其早年政论文受当时流行的报章新文体濡染之深。
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来稿”栏刊发《读〈革命军〉》一文，署名“爱读革命军者”；在“新书介绍”栏为“四川邹容著”《革命军》作广告。前文痛批“奴隶主义”，阐扬“国民主义”，指出“脱奴隶就国民”之道在于实行“革命”和输灌“国民主义”，而非“教育普及”；其言“排满”曰：“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同时指出：“然使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侥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在此语境下，章氏盛赞邹容《革命军》，言其“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誉其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329]后文宣传邹容《革命军》一书“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言其“笔极犀利，文极沉痛”，断言“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意欲“以此种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果如是，则“中国当兴也勃焉”。[330]排满革命言辞之激烈，“光复中国”志向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1903年8月7日，《苏报》被查封一个月后，章士钊主编的《国民日日报》又呱呱坠地，继续阐扬民族革命思想和民主革命道理。该报由军国民教育会经理谢晓石出资，上海西报记者卢和生为发行人，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张继、何梅士、陈独秀任编辑和主笔，陈去病、金松岑、刘师培、高旭、苏曼殊、柳亚子等担任笔政。该报“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331]清廷虽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然而收效甚微。至12月4日，出至第118号停刊。章士钊撰写的长篇政论《箴奴隶》《说君》连载于该报。《箴奴隶》旨在剖析中国人的“奴隶根性”：
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一举一动，遂无不露其奴颜隶面之丑态，且以此丑态为美观为荣誉，加意修饰之，富贵福泽，一生享着不尽，于是奴隶遂为一最普通、最高尚之科学，人人趋之，人人难几之。趋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于近顷，奴隶成为万古不灭之铁案，无从推翻，遂乃组织此宠大无外之奴隶国。[332]
这篇分七期连载的长文，从历史、风俗、教育、学派四个方面，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奴隶性产生的原因，而革除奴隶性则是造就现代“公民”和“国民”的必要前提。同样连载七期的《说君》一文，因不宜于日报而未竟其半，却驱遣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掌故，将“君之由来及为君之方法”“君祸”叙述得原原本本、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显示出章氏政论文章的逻辑功底与谨严章法。
章士钊主持的《国民日日报》“文苑”专栏办得有声有色，网罗了章太炎、刘师培、高旭、高夑、杨毓麟、马君武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精英人士，刊发了高旭《海上大风潮起放歌》、杨毓麟《近事新乐府四章》、高夑《近事新乐府》、黄宗仰《再寄太炎威丹》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1903年12月至次年10月，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分类编辑刊印了《国民日日报汇编》一、二、三、四集，进一步扩大了该报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