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留东学子所办革命期刊论说文
1901年创刊于东京的《国民报》，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家革命报刊。1902年湘籍留日学生创办《游学译编》，首开清国各省留日学生自办杂志纪录。1903年，鄂籍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开以省区命名革命刊物先河。嗣后，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月刊，江苏同乡会创办的《江苏》月刊，以及《直说》《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云南》《汉帜》《河南》《晋乘》《粤西》《秦陇报》《四川》《关陇》《夏声》等各省同乡会或同盟会支部创办的期刊相继问世，成为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言“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304]指出了留日学生所编书报的语体文体特征，及其在世纪之交中国文体之变过程中发挥的时代风向标作用。
1901年孟夏时节问世的《国民报》月刊，总编辑为秦力山，孙文是其重要赞助人，其“社说”“时论”等栏目文章均未署名，出四期而停刊。据当事人冯自由回忆：“庚子冬，湘人秦力山在安徽大通起兵失败，遂亡命至东京，与沈云翔、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发刊《国民报》月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305]其创刊号“时论”栏刊发的《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开篇道：
吾习闻欧美、日本人鄙我中国之言曰：老大帝国。吾又习闻欧美、日本人忌我中国之言曰：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如鄙者之所云，则是我中国为奄奄一息，苟延残喘，朝不保夕，束手待毙，是将亡之国；如忌者之所云，则是我中国为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輘轹五洲，是将兴之国也。呜呼，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306]
以放眼全球的眼光，站在二十世纪的起跑线上，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是兴是亡以及我同胞何以自处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是所有关心时局和祖国命运的留东学子不得不思考、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之必兴有着强烈的信念。其言曰：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輘轹五洲之资格也。方里二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余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处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由是而早进其国于文明，吾恐今日瞵其鹰视，张其狼牙，攘臂奋袂，号称雄邦，争我中国者，亦将屏气敛迹，怵我之威势，惮我之权力，柔顺屈从，就我范围，亦必然之势也。而奈何反是？[307]
我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文明悠久，英雄辈出，本可雄视宇内、威震环球，缘何今日竟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作者以为根源在于野蛮的专制制度和国人的奴隶根性，在于“公理”不明、“民权”不兴，故而在民族竞存、优胜劣败的国际局势下陷入被动。作者推原泰西泰东列强的强盛之道云：
吾知美必曰：脱英压制，独立而强；法必曰：倾君之专制，革命而强；英必曰：去贵族之箝制，改革而强；意必曰：除澳之羁绊，自主而强；日必曰：复幕府之专政，维新而强。且必谓吾之所以能脱之倾之去之除之复之者，在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308]
由此得出“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的结论，激励我同胞为中国腾飞于二十世纪，为缔造自由平等之国而醒觉，而奋斗。
《国民报》第二期刊出的《说国民》一文，宣扬国民的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思想。其开篇界定“国民”与“奴隶”道：
大地之上，同是动物也，而有人类、禽兽之分；同是人类也，而有白、黄、红、黑之分；即同是一民也，而有国民、奴隶之分。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309]
运用“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日本名词、问答的形式和对比的手法，清晰准确地界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与封建专制政体下的“奴隶”的根本区别，对国人进行“国民”思想启蒙。其言“权利”道：
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力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且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所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310]
用整饬的句式、欧化的句法、严密的逻辑关系，层层深入地阐发了何谓国民之权利，以及“权利”之于“国民”的极端重要性。其论“责任”道：
何谓责任？曰：奴隶之所顾者，为一人一家之事；国民之所顾者，为同国同种之事。奴隶之遇事也，有畏葸苟且之心，故在家则诿之父兄，在朝则诿之君相，是率一国之人而无任事者也。国民之遇事也，有勇往冒险之心，故一国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是率一国之人而皆任事者也。然则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视国家之利害休戚如秦越之相肥瘠，孳孳焉汲汲焉求保其身家妻子，以偷生苟活于斯世者，皆放弃其责任者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311]
其言“自由”道：
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且也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312]
其论“平等”道：
何谓平等？曰：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自强凌弱、众暴寡，而贵贱形焉，主奴判焉。故治人者为主，则被治者为奴；贵族为主，则平民为奴；自由民为主，则不自由民为奴；男子为主，则女子为奴。若是者，谓之奴隶之国。国民则不然。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则人人皆治人者，即人人皆被治者；冲决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则人人皆王侯，即人人皆皂隶；冲决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网罗，则律例之中无奴仆之文字，海外华工无苦力之称号；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则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夫然后，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有平等之民，斯为平等之国。故不平等者，非国民也。[313]
身体自由之权利和参预国政之权利，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和责任心，有自由之形体和自由之精神，人人平等，这是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国民”的必备条件。该文对“国民”的系统论述，对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责任等精神的阐扬，为造就新一代中国“国民”树立了标准，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1903年2月问世的《浙江潮》封面绘图为卷起巨浪的江涛，象征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蒋方震所撰《浙江潮发刊词》云：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314]
这篇论说文从身化怒涛的伍子胥说起，将“浙江潮”阐释为浙江青年和仁人志士胸中郁积的爱国热潮和复仇怒潮，不失为一篇思想精警、饱蘸感情、形神兼备、极具感染力的新体杂文。社说《国魂篇》同样是一篇文笔精粹、形象生动、淋漓悲壮的新体杂文。其言曰：
五官具，四肢备，圆其颅，方其趾，则谓之为人矣乎？而或者曰：是非人也，傀儡也。何以故？曰：无魂故。是以戮之斩之勿知痛。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法令，则谓之为国矣乎？而识者曰：是非国也，傀儡也。何以故？曰：无魂故。是以戮之割之勿知醒。
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315]
作者描绘的“戮之斩之勿知痛”“戮之割之勿知醒”的“无魂”的傀儡人和傀儡国，读来惊心动魄，令人如芒在背，有着强烈的刺激力和感染力。为唤起“中国魂”，作者大力鼓吹“祖国主义”。社说《民族主义论》开篇以耸人听闻的口吻，描述19世纪末席卷欧、美、澳、非后“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的“大怪物”——“民族主义”风潮。其言曰：
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亚人未识之也，乃为无意识之乱动。见其皮毛，以为其全体也，则曰皮曰毛；见其手与足，以为其全体也，则曰手曰足。其稍稍上焉者，则见其筋见其骨矣，然不能举其全体而解剖之，其构造，其生长，其发达，皇乎瞠乎，其未之闻也。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权派，皆是矣。夫言各有当，吾诚不敢拾后者以傲前。所可痛者，则以吾数千年神明之胄，业将迫之于山之巅、水之涯，行将尽其类而后已。环宇虽大，竟无容足之区，病将死矣，曾不知其病之所在，死之所由。呜呼，今吾不再拭一掬泪以为吾同胞告，则吾恐终为所噬而永永沉沦万劫不复也。乃言曰：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316]
“民族主义”和“祖国主义”，是《浙江潮》高举的两面旗帜；实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则是《浙江潮》同人认定的拯救祖国危亡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浙江潮》同人炽烈的爱国情怀，热切的救亡呼号，对国人麻木魂灵入木三分的刻画，对“民族主义”和“祖国主义”的召唤，随着其指点江山的激昂文字、笔锋常带情感的报章文体，感染着一代知识青年，也带起了一个革命论说文兴盛的时代。
1903年4月问世的《江苏》杂志，第三期赫然标记“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五月廿八日”，首开晚清报刊使用黄帝纪年之记录。此后不久，以保种为宗旨的黄帝纪年，迅即成为革命报刊组织内一种具有政治文化含义的象征符号。第五期“社说”栏所刊金松岑《国民新灵魂》一文，将“国家”视为有“灵魂”的“有机体”，哀叹“中国国民之魂”的失落：
吾中国国民之魂果安在乎？吾登昆仑之山巅，溯黄河之流域，求吾神圣祖宗黄帝之遗烈，风后力牧之余勋，战胜蚩尤，驱除蛮族，扩张势力以遍树吾都兰民族之旗……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入，灯烛无光，暮气入窗，沉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
作者阐述了由“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魔鬼魂”五大“原质”合成的“国民新灵魂”，断言：“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慬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317]
1906年孟冬，《洞庭波》创刊号刊发主编陈家鼎洋洋数千言的《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署名“铁郎”，充当了该刊的“发刊词”。该文开篇历数湖南之光荣历史、大好人物及其英伟事业。其言曰：
拥六十三州县之面积，聚二千二百万人数之户口，阅三千年古国之文明，系十七省人心之希望。以言建国，则有鬻熊、吴芮、马殷之霸业；以言开府，则有陶侃、张浚、瞿式耜、何腾蛟之忠勋；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之先声；种界则曾静、贺金声、陈天华、姚洪业效其死命……鬻熊孙子，人人皆拿破仑；湘中城池，处处号圣彼得。纵横上下，不可一世。
作者强调湖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地位之后，笔锋一转，列举了近代湖南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负罪于天下者之“五性”，即“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进而提出“救危亡于今世”之“五法”，即“速行悔过法”“首倡起义法”“力讲外交法”“公约自治法”“预备革命法”，指出此“五性”乃“亡湖南之病根”，此“五法”乃“医湖南之药石”。作者将湖南与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的德意志、美国十三州中的华盛顿相提并论，预言“二十世纪之湖南，十九世纪之法兰西、意大利也”；篇末将主旨归结到“同心戮力，驱此丑酋，而不使黄帝子孙，终蹈不幸也”。卒章显志，揭出反清革命之“汉帜”。[318]
晚清时期，各省留东学子所办革命报刊论说文，对日本书刊传播的泰西新思想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对源自日本文的新名词、新学语随手拈来，且濡染了日本书刊的欧化句法，其理论武器和思想源泉与居东时期的梁启超一样，走的是西学东来的渠道，其语体文体同样走的是“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的路子。尽管其言论立场与保皇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相左，其救亡启蒙的言论报国动机却是一样的；惟因救国的方针不同，构建新中国的方案不同，使宪政派与革命派在政治立场上激烈碰撞，促成了革命思潮的兴盛，促进了国民思想的醒觉，同时也推动了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政论文学和新体杂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