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
1903年春夏之际，一位寓居上海“爱国学社”的海归青年，一边以火一样的热情投身拒俄、拒法运动，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一边本着“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的信念，参照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自由平等学说，怀着“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的感恩心情，[274]奋笔疾书，写下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这位以泰西大哲卢骚、华盛顿的东方信徒自命，以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的后继者自居的19岁的年轻人，在这本小册子开篇即肆无忌惮地呐喊出“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的雷霆之音，[275]表现出壮怀激烈的排满革命思想立场，如乳虎啸谷，潜龙腾渊，平地惊雷，震动全国。这位个头不高的巴蜀青年，就是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诩的邹容；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不具名征引蒋智由的著名诗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既是这位“革命军中马前卒”豪迈的革命预言，也是该书的著述目标。
邹容（1885-1905），四川巴县人，原名绍陶，别署革命军中马前卒。1898年在重庆从日本教师习英文、日文。1901年至上海广方言馆补习日语。次年春自费东渡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春回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撰成《革命家》一书。“苏报案”发后，自到英租界巡铺房投案，判刑二年。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1912年初，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1903年5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据《苏报》主编章士钊言：“容著《革命军》一书，（太炎）先生序之，而钊为书签，字句则吾二人俱与检定。”[276]可知其文字乃章太炎、章士钊为其共同酌定。在此意义上，《革命军》可视为三位异姓结义弟兄合作的产物。
章太炎《序革命军》，先言其“辞多恣肆”之因，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位以逐满为职志者“务为温藉”的文风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革命宣传宜“以跳踉搏跃言之”，提出“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的问题；篇末解题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277]章氏书序，从文体风格到革命题旨，对《革命军》予以大力肯定。
1903年6月9日《苏报》“新书介绍”专栏广而告之曰：
《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278]
“驱除满族，光复中国”，交代了这部政论小册子的根本宗旨；“笔极犀利，文极沉痛”，道出了其流畅锐达、笔锋常带情感的行文风格；“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则是著者的读者定位与理想的启蒙功效。
邹容《革命军》，是一部慷慨激昂的民族革命宣言书，一首雄浑悲壮的民主革命颂歌，也是一篇声泪俱下的“讨满”战斗檄文，同时勾画了革命之后的建设蓝图，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独特风格，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交织。作者开篇即以悲壮淋漓之笔，热烈呼唤“革命”风潮，热切宣扬“革命之旨”：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279]
其对“中国之所谓二十四史，实一部大奴隶史”的揭露，对“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的“国民”的呼唤，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狂飙突进的革命思想，浅近通俗的语言文字，流畅锐达的文体文风，激情四射的笔调，跳踉叫嚣的文气，排比堆砌的句式，均师法当时最为流行的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语言的浅直平易，笔底的浓挚情感，使其文字妇孺能晓，且富有思想与情感魔力，契合了青少年读者的心理，对革命思潮的传播贡献甚巨。
1903年仲夏至1904年孟夏时节，章太炎、邹容两位异姓兄弟因“苏报案”系狱，并与清廷代表在公共租界对簿公堂，震动全国，使章、邹的盛名达到了巅峰。章、邹在爱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成了为革命受难的英雄人物；而年仅20岁的邹容在狱中的死难，更成就了其革命英烈之名。辛亥革命时期，邹容《革命军》小册子翻印二十多次，流布上百万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为风行、影响最大的革命书刊。
1903年6月，章士钊发表在《苏报》的《读〈革命军〉》一文宣称：“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入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280]此番文字为《苏报》正面宣传语，从中可以约略窥知当时激进知识青年的读者反映心理。“苏报案”诉讼期间，清政府控告邹容的条款中有如下一条：“该犯曾著《革命军》书，任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281]从中可见《革命军》蕴含的排满主义和颠覆政府的根本宗旨。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高度评价1903年发生的上海“苏报案”中的两个受难者——章太炎、邹容——在“革命风潮初盛时代”的文字宣传之功，其中对《革命军》一书评价尤高。其言曰：“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282]鲁迅谈及晚清时期革命诗文的影响时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283]邹容《革命军》小册子文字鼓动力、感染力之大，可谓有口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