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报章“新文体”的特征与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史和学术史概念，“新文体”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他本人《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文章体式的总结性称呼，也是其所倡导的“文界革命”思想的创作实践的结晶。作为晚清“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的旗手和精神领袖，梁启超本人曾身体力行于各种文体的创造与写作。然而，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写作，对饮冰主人来说只是一种客串和示范。以“中国之新民”“新民子”自诩的梁任公，真正视为当行本色、舍我其谁的名山事业，则是其“新文体”创造与写作的成绩。
1920年季秋时节，梁启超在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新文体”写作的情况道：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378]
这段话实际上指出了“新文体”改良文言文体语体的基本路径。其语体层面，体现为在浅易文言中杂以俚语（白话）、韵语、外来语和外国语法，主要指向浅近化、白话化和欧化（近代化）；其所追求的文体表达效果，是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主要指向通俗性、条理性和情感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梁式“新文体”具备了开放性、近代性、思想性、情感性和文学性的特质，其与此前文体的时代差异非常显著。
平易畅达、条理明晰、言文杂糅、中西兼采、汪洋恣肆、饱蘸情感，确是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的突出特征。这种文体，因应了西学东渐、救亡启蒙的时代潮流，顺应了新兴报章传播媒介面向全体国民发言的时代需求，打破了自古以来一切文章的门派家法，在传统的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创造出一种会通中外、融合古今、热情奔放、自由抒写、流畅锐达、浅近易晓的文章新体，属于一种与时俱进的近代化的改良文言文体。
梁启超“新文体”在文体文风方面有着“平易畅达”的大众化基本导向，同时又兼具“条理明晰”和“笔锋常带情感”的双向特征。条理明晰，主要表现为讲求行文的条理性、逻辑性，擅长条分缕析，层次清晰，说理周密；笔锋常带情感，主要表现为感情丰沛且不受羁绊，元气淋漓，富有摧魂撼魄的移情力量；情与理的碰撞交织，爱国情感与启蒙思想的珠联璧合，再加上大量生动形象的辟喻排比，这也是“新文体”独有的文字“魔力”。
我们选一段《少年中国说》中的文字：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379]
作者以诗文合一的富于激情和热力的滚烫的语言，向国人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少年中国的愿景，对一代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有为青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百载之后仍感动着亿万中国少年。
黄遵宪极言《新民丛报》文字“惊心动魄”“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380]严复苛责任公东渡之后“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381]胡适叹服少年时代所读“梁先生的文字，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382]；郑振铎盛赞任公《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383]等等。说的都是其文字移易人心的思想与情感魔力。
梁启超“新文体”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可说是无远弗届，“海内观听为之一耸”[384]，学者竞相仿效，引领和改变了一代文风。1902年，黄遵宪致函任公称：“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385]史家李剑农指出：“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386]在朝廷推行新政、提倡西学、科举改试策论，终至1905年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下，梁式“新文体”不仅夺占了八股时文之席位，让昔日万千举子热衷的时文迅速沦为时代之弃履，而且使得桐城派古文在新式学堂培养的新一代青少年学子眼中渐成古董，“打倒了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正因如此，郑振铎言其为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387]
梁启超创造的基于改良文言的“新文体”，在“过渡时代”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文学“利器”，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以政论见长的报章文体的典型代表，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这种影响是多向度和多方面的，既涵盖思想、情感、学行、人格、志节、气魄等“革其精神”层面，亦包括语言、文体、风格等“革其形式”层面。1929年，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赞誉“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断言“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388]指出了梁启超的新体文章在晚清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上无所不在、至广至大的影响力。1936年，钱基博在“增订四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述及梁启超“新民体”的巨大影响道：“迄今六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不无为之默化潜移；可以想见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389]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十年后，吴其昌在《梁启超》一著中断言：“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390]从“文体改革”角度，对梁启超“新文体”的“成功”大加肯定。
民国时期，对于梁启超一代文学革命前驱的历史功绩敢于仗义执言的，还有文学史家吴文祺。1936年，吴文祺在《新文学概要》中指出：“梁氏的文章，虽然有许多毛病，但他究竟是第一个冲破古文的藩篱的人，他的新文体影响了近三十年来的文坛，故钱玄同曾说：‘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39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吴文祺进一步断言：“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坠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392]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却说出了大多数新文化阵营中人不敢说出的大实话，道出了部分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