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直报》与严复政论文
戊戌时期，与康有为借今文学“公羊三世”说宣扬历史进化观和民权平等思想的隐晦做法不同，留学英伦打开西学西来通道的严复，通过政论文章和翻译著作，径直将西哲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思想输入中国，并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引进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阶层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冲击和改变着朝野士夫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也对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1902年，横滨新民报馆主人梁启超与昔日的天津国闻报馆主人严复，围绕“文界革命”问题发生了论争，表现出两位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为职志的启蒙思想家，在语言文体观念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20世纪初年，两位名满天下的知识启蒙先驱对著译文体的不同定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启蒙路线与作文路径；严复的翻译文体和梁启超的报章文体，成为新派知识分子著译之作中两种迥然有别的文体样式与文章范型。
严复（1854-1921），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2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被派赴英国深造。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创办，严复任总教习。为谋进身之阶，1885-1893年间四次参加乡试，均落第。1897年，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为维新运动推波助澜。1898年，严译《天演论》问世。戊戌政变后发愤译书，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学肆言》等西学名著。1909年，赐文科进士；1910年，海军部特授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民国成立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5月改北京大学后，严复首任校长兼文科学长。1915年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1918年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卒于故里。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存世。
严复是清政府选派出洋深造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五年，1880年后长期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培养了大批海军将官。1894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895年，严复面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以及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危亡时局，压抑不住满腔忧愤怒火，以书生报国的特有方式，携带着欧风美雨和思想惊雷，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批震动时流的政论文章，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抨击旧学，倡导西学，崇尚自由，推尊民主，向西方世界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为救亡图强开出标本兼治的药方，发出不变法必亡的警世危言。
天津《直报》是曾任北洋水师军事教官的德国人汉纳根1895年初投资创办的一份商业性中文报纸，也是天津问世的第一份纯中文报纸。当它问世时，中日甲午战争已进入后期；该报之所以受到后世史家关注，主要是它在这一年刊发了严复的数篇惊世骇俗的政论文章。甲午至戊戌期间，是严复心情愤激、言论激烈、意气风发、锋芒毕露的时代，是其一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段时光，也是其政论文的爆发期和辉煌时期。严复早期政论文章，在思想界和文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为维新变法运动鸣锣开道，在沉滞的文坛刮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
严复早期政论文的威力与魅力，首先在于其进步的思想观念、犀利的批判锋芒和振聋发聩的启蒙功效。严复指出：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和屈私为公的民主政体，是西洋文明命脉所在与西方诸国富强之本；今日中国不变法必亡，变法则须标本并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治本之道；根本救治积贫积弱的中国之方，在于学术上崇尚西学、实学、科学，政治制度上师法西方民主政体。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断言“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指出近世西洋文明命脉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两条，将批判矛头指向“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171]在《原强》中，严复推求西洋诸国胜于中国之故，将其归结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锋芒指向自秦以降“皆以奴虏待吾民”的专制君主。[172]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辟头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173]矛头对准了戕害人才的八股取士制度。《辟韩》一文抨击君主专制的锋芒更为尖锐，谓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言“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174]
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西洋名著，输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的世界观，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学说，介绍逻辑科学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其根本目的在于晓告国人——欧西诸国强盛的命脉，既不在于汽机兵械等“形下之粗迹”，也不在于“天算格致”最精及“善会计”“善机巧”，而在于其所建立的一整套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和屈私为公的民主政体。五四新文化人高张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面旗帜，严复早在二十年前已导夫先路。
严复早期政论文的威力与魅力，其次在于其笔锋常带情感的悲情力量。对世变之亟的痛切，对危亡时局的忧愤，对亡国灭种的深惧，对中国民力苶、民智卑、民德薄现状的焦虑，对八股取士制度的痛恨，对义理考据辞章无用无实之学的鄙弃，对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的大胆揭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对科学精神和民主政体的急切吁求，对走向富强的中国梦的热切渴望，均表现出作者炽烈的爱国情怀，流泻出一股难以抗拒的情感力量。
严复《论世变之亟》开篇“呜呼”一声悲叹后，发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危言[175]，痛苦忧急之情，跃然纸上。《辟韩》篇末“嗟夫”一声长叹道：“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骄，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于此者！”[176]情动于衷，力透纸背。当他对天起誓：“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177]其振厉之气和悲壮之情，读者很难不被感染。当他在《救亡决论》篇中悲叹：“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焉，固已晚矣。悲夫！”当他痛切地指出：“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进而大声疾呼“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痛斥守旧者“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掷地有声地发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的预言[178]……其忧心如焚的愤激之情与真理在握的精神气度，读者在思想情感上很难不被裹挟。这种发自肺腑、激情四射、切中时弊、极富鼓动性和煽情力量的滚烫的文字，对感同身受的晚清读者无疑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具有移易人心的情感力量，发挥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功效。
严复早期政论文的魅力，复次在于喜用中西对比，行文骈散杂糅、文理密察、逻辑谨严等特点。通过中西对比，使中西文明之优绌一目了然，凸显了西洋文明先进的一面。散体之中杂以俪偶，增强了文章的整饬之气、顿挫之感和音韵之美。文理密察，逻辑严谨，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且看《论世变之亟》对比中西之异的一段文字：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179]
严复以为，上述差异皆由中西“自由不自由”之异而生，所谓“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该文善于通过层层对比来探本求源，探的是西洋诸国富强之本，求的是救治今日中国的思想之源。严复“未敢遽分其优绌”的话外之音，是相信只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西洋之药，才能疗救重疴缠身、积贫积弱的危亡中国。
1895年春，严复系列政论文章刊诸天津《直报》之际，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尚未发生，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一年半以后才问世。严复早期政论文章，在政治思想上为维新派提供了来自泰西的理论依据，在时代情感和文体文风上对梁启超产生了直接影响。严复在《原强》修改稿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治本之方，成为梁启超反复宣传的政治革新主张，并在东渡之后将其发扬光大，以思想新锐、情感充沛、富有魔力的“新文体”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
严复早期政论文章，属于语言较为浅近的报章文体。1897年季秋，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故相标榜，以刊发中外时事报道和评论文章为主；在存世不到一年时间里，《国闻报》发表了四十多篇社论文章，以针砭时弊和传播西学闻名，其中半数以上出自严复手笔。1897年仲冬，国闻报馆又推出《国闻汇编》旬刊，以刊登西洋新闻时事和西儒之书为主，重要者有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悬疏》《群学肄言》等，同时选录《国闻报》日刊上的重要论说；至次年孟春终刊，共出六期。戊戌变法前夕，严复主笔政的天津《国闻报》及《国闻汇编》，与梁启超主笔政的上海《时务报》、唐才常主笔政的长沙《湘学报》《湘报》，声气相通，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在国内的言论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