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政论家汪兆铭的政论文
1905年孟冬时节，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问世。孙先生在《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倡导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民报》的活跃期在1906年至1908年，聚拢了汪兆铭、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吴樾、冯自由、章太炎、刘光汉等一批革命派政论作家，与梁启超主笔政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在思想界廓清了关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诸多理论性问题，在舆论界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影响，在文坛促进了政论文学的发达与近代化。
在这场革命派与君宪派之间的世纪大论战中，《民报》阵营冲锋在前、最为活跃的政论家要数汪兆铭。自《民报》创刊号起，汪氏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多为针对《新民丛报》的驳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充当了《民报》阵营披坚执锐的排头兵和生力军，成为与梁启超论战的主要辩手。汪氏亦因此役而获孙中山赏识，其政论文学亦随《民报》发达的传播网而蜚声中外。
汪兆铭首篇政论文《民族的国民》，1905年孟冬发表在《民报》创刊号，矛头直指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反对民族革命、诽斥共和政体之论，这也是《民报》向《新民丛报》正式宣战的第一篇战斗檄文。该文从政治角度嘲讽梁氏“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畏首畏尾，鼠目寸光，宣称“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家”，卒章显志曰：“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295]汪氏《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矛头针对梁氏《开明专制论》第八章提出的“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中国国民非有共和之资格”，[296]中国宜实行开明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并行等观点。该文援引西儒法政学说层层反驳，举仙治罗之宪法大纲反驳波伦哈克之说，以为“中国国民必能有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标举民权立宪以驳斥开明专制，认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不悖且相依为命，取得理愈辩愈明之效。[297]其《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针对梁氏《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而发，反驳列强可能趁中国革命的机会加以干涉、进而瓜分中国的论调。汪氏以为：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指出革命与瓜分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进而断言：“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298]
汪兆铭政论文长于理论思辨，其驳论文字往往采取逐条反驳的方式，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立场鲜明，论点突出，喜征引西方法政学说，针对性强，文字犀利，富有雄辩色彩，字里行间充溢着激越的情感，流露出真理在握、居高临下的霸气，属于条理明晰、以新名词见长的报章新文体。我们看其《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中的一段文字：
所谓革命者，其事非止于破坏，徒以破坏为事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不足以云革命也。革命者转移之谓，而非破坏之谓，其所以用破坏之手段者，除旧以布新而已。……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鈐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299]
照论战一方的当事人胡汉民的说法，与《新民丛报》阵营的“交战结果，为《民报》全胜”。[300]史家李剑农也认为，“就当时多数青年的心理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并进一步分析了《民报》阵营在论战中占据优势的四个原因。第一点比较的就是双方的文字感染力及其西学中学根坻，认为以汪兆铭为代表的《民报》政论家的政论文章，其文字的情感力量、西学根坻和鼓动性并不逊于梁任公，“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301]在李剑农看来，汪兆铭的政论文章不仅在政治法理理论的运用方面不输于梁启超，而且就其文字对于青年的感染力和鼓动性来说，亦有后来居上之势。
以汪兆铭为代表的《民报》政论家之文，主要以西哲先进的法政理论见长，靠真理在握的学理取胜，表现出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式的政论文学不一样的为文风格。据胡汉民回忆：汪氏政论文“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302]以法理见长，以学理服人，不空言叫嚣，论从史出，满足了新学界知识青年的求知欲，故而大受欢迎。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秉持文学进化观念，对这场笔战的文学史意义作出评判：“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很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303]从梁启超到章士钊，晚清报章政论文学在论战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