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述学文体的开创意义
五四以降，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其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大都从政论文章层面评述梁启超的新文体，将其定位在“应用的古文”，[498]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文学性。胡先骕更是称其“纯为报章文字，几不可语乎文学”，但却肯定梁氏“研究学术之著作”，言其“能传诸久远”。[499]如果说，梁启超创作的大量更富文学意味的传记文、游记文和新体杂文（如《少年中国说》《饮冰室自由书》等），丰富了人们对其新体散文的文学性的认知的话，那么，其见诸《新民丛报》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早期述学论著，则宣告了一种迥异于中国古代学者之文的近代著作文体的诞生，开启了以西方学术精神、知识谱系与著述体例重理中国学术思想的新阶段。
1902年初问世的《新民丛报》，以阐发“新民”之道为办刊宗旨，主编兼主笔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和“新民子”自命。中国之新民在《新民说》中阐述“新民”之义道：“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500]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学术”专栏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长文，正是本着淬厉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精华而发扬光大之意，并希冀二十世纪中国学者通过采补欧美学术思想，孕育出兼有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之长的“宁馨儿”，从而“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501]可谓放眼全球，立意高远，文化新民，责任在肩，出言豪壮，信心满满。
梁启超纵观泰西泰东各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为“新学术”乃“新民”“新国”的利器与基础，故而将其列为当务之急：“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502]在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梁氏先期推出为之张目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以为“智慧”与“学术”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条论泰西近世“十贤”之学术贡献——哥白尼之天文学，倍根与笛卡尔之哲学，孟德斯鸠之政法学，卢梭之天赋人权说，弗兰克令之电学，瓦特之汽机学，亚丹斯密之理财学，伯伦知理之国家学，达尔文之进化论——以及奈端之重学，康德之纯全哲学，黑拔（今译赫尔巴特）之教育学，约翰弥勒之论理学、政治学与女权论，斯宾塞之群学等，言“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法国福禄特尔（今译伏尔泰）、日本福泽谕吉、俄国托尔斯泰等启蒙思想家与文豪，则以“清高之思，美妙之文”将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造福于其同胞，同样有“伟大而不可思议”之势力；篇末“敬告我国学者”：即便不能成为倍根、笛卡尔、达尔文，也要争当中国的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以促进中国国民的文明之化，乃至通过左右中国而收“使我国左右世界”之效。[503]既充满历史使命感，又充溢民族自信力。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篇总论“学术思想”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504]学术思想是展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窗口，也是民族国家强盛之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以世界眼光淬厉祖国固有文明，可以激发国民爱国思想，凝聚民族向心力。任公以为：上世史和中世史时代，中华学术思想皆为世界第一；惟近世史时代，泰东文明落伍于泰西文明；当此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际，欲唤起同胞爱国心，除了积极输入西洋学术思想，更要发明祖国学术思想。
梁启超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八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505]中国历史上两次学术思想大放光明的时代，都是两个异质文明交合的结果——“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如今则赶上泰西泰东两大文明交会时代：“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506]雄放隽快，慷慨淋漓，典型的“新民体”风格。
以西方学术精神发明中国学术思想，是梁启超早期述学文章最为显著的思想特征。西哲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斯宾塞尔的普遍进化理论，倍根的格物学说，笛卡儿的穷理学说，滋养了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怀疑精神与实证理念，造成了一种学术著述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东洋学者所撰《支那学术史纲》，则在理论方法与学术史体系上给任公以启迪。正因如此，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尽管虎头蛇尾，且中间部分章节付之阙如，却创造了一种迥异于古代学者惯用的笺证疏义、读书札记、单篇论说的著述体例，为20世纪中国开启了一种会通中西的崭新的学术史写作范式。
强烈的中西、北南对比意识，是梁启超早期述学文章的突出特点。梁氏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之对比，得出我国学术思想全盛时代优于他邦之处，诸如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影响之广远等；以及中国之缺点，诸如伦理（逻辑）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界太严等——“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507]他以北地苦寒谋生不易，解释“北方多忧世勤劳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终其身”现象，揭示先秦时期北派形成的“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的学术思想特点；通过南地气候和、土地饶、谋生易等地理特征，解释“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丈人、沮、溺，皆汲老、庄之流者”，揭示“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的南派学术精神之成因。[508]其言人群进化第一期必经神权政治阶段，从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中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雇役，得出中国古代思想以神权为形质、以民权为精神的结论；其言贵族阶级最为文明之障碍，而衰周之际列国国君渴求人才，贵族阶级被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从而得出中国破此界最早的结论，以此为祖国历史之光；其论先秦学派南派支流许行学说，言其颇与希腊柏拉图之共产主义及近世欧洲之社会主义相类，将其政论主张定位为放任主义之极端，并举西洋之例，言卢梭为放任主义之宗师，格兰斯顿为放任主义实行家等，均体现出宏通的中西比较眼光。
梁启超早期述学文章，以富有爱国启蒙精神和新颖的学术识见著称；其文长于议论，善于条论，注重比较，讲求科学，章节结构谨严，文体上已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其语体言文杂糅、中西兼采、骈散不拘，其文笔流畅锐达、雄放隽快、慷慨淋漓；其文字则趋于简洁条畅，不复有同期政论文章常见的空泛、堆砌与繁冗，且部分章节颇见文采。如第三章开篇描述中国学术思想全盛时代的情状道：“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509]讲究思想性、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注重章节之谐与文辞之美，显示出文、学合一的努力与追求。
梁启超早期述学文章，属于以“欧西文思”入“中国文”的“新民体”，在引进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新语法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与西洋接轨的崭新的述学文体。概而言之，其所开启的，是一种以进化论为基本史观、以西方学术思想为参照系、以新民新国为鹄的、讲究科学精神与理论方法、具有现代性的学术史写作新范式。
梁启超病逝后，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长文中总结其居东时期在学术界的“劳绩”道：“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510]述及任公《新民丛报》时期“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的述学文章，郑振铎指出：“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他的这些论学的文字，是不黏着的、不枯涩的、不艰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却并不是没有内容；似若浅显袒露，却又是十分的华泽精深。他的文字的电力，即在这些论学的文章上，仍不曾消失了分毫。”[511]并高度评价任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言“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盛赞“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中国学术史’（第二部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512]以借道日本的西方学术思想为参照系，用西方学术方法研治中国学术思想，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引向近代化、通俗化和普遍化的新径，是打通西学东来通道的“新民子”梁启超所开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崭新的学术范式；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富有魔力的文字的电力，则是这位“中国之新民”的述学文章特有的个性魅力。
1920年，梁启超撰著《清代学术概论》，运用的是他熟悉的简洁明快的改良文言新文体，延续了晚清“新民体”的余韵；四年后，他撰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采用拟演说式的白话文体。这两部寓论于史的学术史著作，既有学术史的价值，亦具思想史的意义，都成了经久不衰的学术名著。对于梁启超“第二期著述时代”问世的这两部学术史著作的共同点，郑振铎将其风格总结为“恬淡平易”，言其虽然“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但却是一种“醇正的论学文字，其所重在内容而不在辞章”；对于两者在“文章体裁”方面的差异，郑振铎指出：“从前他是用最浅显流畅的文言文、自创一格的政论式的文言文，来写他的一切著作的；在这个时代，他却用当代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他的著作了。此可见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513]不过，即便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对于文言和白话，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02年，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正醉心西化，热衷于输入泰西近世文明思想，故而将清代学术视为衰落时代；1920年，当他欧游归来撰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正值近代西洋文明破产，转而对古代东方文明青眼相加，故而将清代学术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514]在问世近百年后，《清代学术概论》依然风行，令人读来忘倦；个中原委，除了著者标榜的超然客观精神与洞幽发微的天才论述外，恐怕也与其言文杂糅、中西兼采、平易畅达、雅俗共赏的著述文体有关，见证了梁氏新文体绵长的历史效应。时至今日，梁启超采用改良文言新文体的《清代学术概论》，其在学界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并不亚于采用白话文体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证了胡适将晚清改良文言视为“半死文字”的论断经不起历史检验。
梁启超居东时期的述学文章，对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学术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道，“《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言其“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故而“最爱读这篇文章”，并坦承个人所受该著最大恩惠是埋下了“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515]胡适1919年问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在梁氏开创的基于改良文言的述学新文体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采用基于改良白话的现代述学文体。全国最高学府的哲学史讲义居然用白话文来撰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至此，现代白话文的述学优势得到彰显，其全面进军著作之文领域的时代脚步，已是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