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传记理论与创作实践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在开展“文界革命”的同时，发表《新史学》等论著，揭橥“史界革命”旗帜，开新史学先河。梁启超躬身创作的大量传记作品，既秉承“史界革命”理论宗旨，亦符合“文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成为梁氏“新文体”家族中仅次于政论文的重要品种，构成了“文界革命”和“史界革命”的重要创作实绩。
1901年仲秋，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以西洋近世史家书写历史的标准和方式来衡量古代中国史家，对中国旧史作出了近乎全盘否定的评判：“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397]梁启超将史学的派别，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十种，传记属于史学的一个门类。
1902年孟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史学》一文，揭橥“史界革命”旗帜，高度肯定泰西史学在促进欧美民族国家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言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进而以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呼吁“史界革命”：“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98]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应当发挥“国民之明镜”和“爱国心之源泉”的社会功用，这也是他对传记文写作宗旨的基本体认。
作为“史界革命”的发轫之作，梁启超《新史学》还专门探讨了史著的“书法”问题。该文第五章题为“论书法”，作者在批评中国传统史著的“春秋笔法”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标举两部泰西史著作为师法对象。第一部是罗马帝国时代古希腊史学家布尔特奇（Plutarch，今译普鲁塔克）所著的《英雄传》，第二部是英国近代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今译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国之新民曰：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399]
套用梁启超的说法：布尔特奇“所作《英雄传》，传凡五十人，皆希腊罗马之大军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实传记中第一杰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伟人如拿破仑、俾士麦，皆酷嗜之。拿破仑终身以之自随，无一日不读，殆与罗兰夫人等也”；[400]“吉朋者，英国之良史也。所著《罗马兴亡史》，欧洲有井水饮处匪不诵之”。[401]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和新体传记创作，显然受到欧洲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启迪。“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的英雄主义情结，“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的近世泰西良史之情怀，对梁启超的新体传记创作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1年，是梁启超酝酿发起“史界革命”之年；也是在这一年，任公的传记文写作实现了由承继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式到取法西洋的评传体式的转型。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自觉。此前，梁启超亡命东瀛含泪泣血写作的《殉难六烈士传》，采用的是中国古代正史体裁中的列传体例，继承的是司马迁《史记》以降的纪传体传统。其中的名篇《谭嗣同》，形神兼备，脍炙人口，流传甚广，代表着梁启超传统纪传体人物传记的创作实绩。1901年冬，梁任公以“四十八点钟”的超高效率撰成《南海康先生传》，洋洋两万五千言，迅疾刊登在《清议报》第100册终刊号上。与此同时，饮冰主人那部洋洋十余万言的长篇传记《李鸿章》亦杀青付梓，由横滨清议报馆印刷出版。这两部名人传记的问世，是这位中国之新民告别传统纪传文体、开启师法泰西的评传体式的转捩点，标志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体传记——评传——的诞生。
长篇评传《南海康先生传》，是梁启超的传记文写作转宫换调后的首场成功演出。我们只消浏览一下各章的标题，便不难知晓其体例与传统纪传体的迥然不同。第一章，时势与人物；第二章，家世及幼年时代；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第四章，置身国事时代；第五章，教育家之康南海；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第七章，康南海之哲学；第八章，康南海之中国政策；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作者开篇先拈出“应时人物”与“先时人物”两个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以为“应时之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者，造势时之英雄也”，将乃师康有为定位在“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的先时人物。该文的主体部分，先以三章的篇幅分期记述传主的生平，再以四章的篇幅分述传主的教育、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经纬交织，逻辑结构非常严谨。作者在篇末对传主作出定评曰：“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以故动辄得咎，举国皆敌。无他，出世太早而已。”[402]并引用英国名相克林威尔呵责某画工之言“Paint Me as I Am”，借以表白著者对传主所采取的不隐恶、不溢美的公正立场，信誓旦旦地宣称：“吾为康南海传，无他长，惟自信不至为克林威尔所呵。”[403]作者是否溢美乃师另当别论，但就传记体式而言，实开20世纪中国新体评传先河。
长篇评传《李鸿章》成书于1901年12月。梁启超在《序例》中明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404]晓告世人此传乃师法泰西传记文体之作。一个多月后，《新民丛报》创刊号“绍介新著”专栏，刊登了绍介“饮冰室主人著、横滨清议报馆印、新民丛报社发售”的《李鸿章》一书的告白。其言曰：
此书以泰西传记新体，叙述李鸿章一生经历而论断之，其体例实创中国前此所未有……此编非徒为李鸿章作行状，盖以李鸿章时代之历史，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一国之事，几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此书又名《四十年来大事记》云。其论李也，于常人所共非谤者而讼直之，于常人所共不察者而责备之，处处皆有特识，而于数千年来群治之积习，及数十年来朝政之失宜，所以造成今日之结果者，尤三致意焉。思想伟大，而笔力足以达之，诚近今之鸿著也。[405]
这则新书出版广告语言堪称精警，评述可谓客观，颇能切中肯綮。著者在该书《绪论》中，言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将李鸿章定位为“时势所造之英雄”；整部评传以李鸿章的事功作为传主履历的分段标识，从“李鸿章之家世”“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方面，对传主展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立体描写与评述，布局谋篇经纬交织，体现了评传体便于作者议论抒情的文体特点与优长。
自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梁启超对古今中外名人评传的写作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数年间几乎包揽了该刊的“传记”专栏，发表了一大批新体传记作品，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大哲斯宾塞略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1908年，近二十万言的人物评传《王荆公》完篇；次年，近七万言的历史评传《管子传》问世。光宣之际，梁启超迎来了传记文创作的丰收期，也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新体传记鼎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