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刊白话文的语体特征
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近现代转型肇端于晚清。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先驱者怀抱言文一致的终极目标，倡导以浅易通俗、妇孺易晓的白话文，达开启民智、开通风气、新民救国之效，拼音化论者和国语论者更将白话书写视为奠定统一而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语言根基。晚清白话报人对各地通行的普通官话的认同与追摩，白话文作者对雅俗共赏的北京官话的推崇与熟练运用，决定了近代报刊白话的通俗化和口语化取向。随着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以及白话报刊拟想读者定位的不断调整，白话文读者的文化素养也在不断提高，从而倒逼白话报人不得不与时俱进；在此情形下，晚清报章白话的文言化和近代化，也就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趋向与潮流。
一、晚清报刊白话文的通俗化与口语化
1897年，上海《演义白话报》把目标定位在“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为白话，总期看了有益”。[637]1898年，《无锡白话报》拟定了三大项“演白话”的任务：“一演古，曰经、曰子、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三演报，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638]可见，将各种文言书籍报册“演为白话”，是早期白话报刊较为通行的做法。周作人所言五四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而清末白话文“却是由八股翻白话”，[639]这种情形在早期白话报人那里是存在的。那么，《无锡白话报》所谓的“演古”“演今”“演报”之文，其语言面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我们先看一段“演古”之文：
孟子在齐国时，有一日，满面的忧愁颜色，抱着庭柱叹气。孟母见了问道：“你叹什么气？”孟子答道：“轲听说君子要品行端方，不做苟且受赏的事，不贪荣华富贵。如今齐国不能用我，我要想走，因母亲年纪已老，所以我忧愁。”孟母道：“妇人年轻时，从父母；出嫁后，从丈夫；丈夫死后从儿子。这是照礼如此。如今你已经成人，我年纪也老了。你既义不容留，我就跟着你走，也是礼当如此！你愁什么呢？”[640]
再看一段“演今”之文：
这一部书，名叫《美利坚自立记》。美利坚就是美国，这“自立”两字，就是自己强起来的意思。二百年以前，这美国的土地，是英国管的。那美国的人，被英国欺侮的了不得。美国人因为受苦不过，大家挣口志气，把自己的国，渐渐自强起来。和英国打仗，因得了胜，所以自此以后，英国不能够管他，如今就成一个大国了。[641]
最后看一段“演报”之文：
中国有住在美国二三十年的一个道台，姓容名闳，号叫纯甫，是广东人。前几年中日两国打仗时，发电报去叫他回来。这个人极有才干，很能办事。不料回到中国后，并没有差使派他。他的言语，中国也没有听他一句。现在德国要在山东省造铁路，从胶州到济南，中国已经允许了。这姓容的想道：山东铁路，若被德国人造成，将来这些外国人，得步进步，今日要在山东，明朝就不止山东了。他想预先在山东济南府附近地方，也造一条铁路。[642]
三段文字大体上能体现出处在非官话区的早期白话报人所“演”成的白话书面语的语言面貌。第一段口语化程度不高，后两段有意模拟说书口吻，口语化程度较高。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种接近书面语的并不纯粹的白话，它并非采自生活中的口语，而是以古近书面白话（尤其是白话小说）为学习范本，呈现俗话与官话、文言与白话混杂的状态。
林獬主笔的《中国白话报》，已经标榜“内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643]属于口语化程度很强的官话写作了。且看其《发刊辞》起首一段：
天气冷啊！你看西北风乌乌的响，挟着一大片黑云，在那天空上飞来飞去，把太阳都遮住了。上了年纪的，这时候皮袍子都上身了，躺在家里，把两扇窗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叉叉麻将，吃吃大烟，到（倒）也十分自在。唉！倘使你们列位，都看见这几天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中间所载的什么《东省警闻》《俄事要电》，知道奉天已经失守，旅顺口一带兵船几十只往来不断，日本、俄罗斯一旦开了仗，我们中国怎么危险，想到此地，只怕你远年花雕也喝不上口，清一色双台和也忘记碰下来，就是那清陈宿膏广州烟，也吃得没有味道哩！[644]
的确是用“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而非“八股翻白话”一句一句“演”出来的，明明白白，干干净净，感情饱满，文气畅达，极富感染力。
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通俗化和口语化是其基本语言特征，很多白话文甚至是非常流畅的口语书写。且看《整顿蒙学馆的法子》片段：
那班先生也分做两种，一种是全不清问学生的。平时费了九龙二虎的力，托几个朋友，说几多好话，才邀得几个小学生在一堆，只想弄他几个学俸钱。学生们念书不念，背书错不错，他都一概不管。天气阴了，整天的打渴睡，就是睡扁了头，也不知道。天气晴了，穿一件破大褂子，拿一把小洋伞，走到街上去望望，跑到朋友家里谈谈……更有一种，人人都说他是好先生，他也自以为很尽心的。终日里不肯出书房的门一步，一屁股坐在那张太师椅子上，愁着眉儿，瞪着眼睛，黑着脸，好像那阎王待小鬼一般。手上拿着五寸长的小木头，拍来拍去：“快些呀！快些呀！”[645]
房秩五执笔的这篇白话文，形神兼备地刻画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蒙学先生形象，读来栩栩如生，口语化程度很高，走的显然并非“八股翻白话”的路径。
晚清时期，南方文人学士执笔写作白话文，相对于作为家常便饭的文言文来说，是一种新鲜事，也是一种苦差事，运用起来并非那么得心应手，尤其是处在非官话区的白话报人。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为代表的南方白话报刊，已经摆脱了“文言翻白话”的套路，循着模拟官话写作的路子，贡献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白话文作品。这种白话文写作在当时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处于探索者位置和先锋形态。这些文类丰富、文体多样的白话文写作，对扩大白话文的领地，丰富和提升白话的表现能力及文化功能，做出了多方面的尝试。
北方地区白话报人的官话写作，比南方稍晚一些，但其规模和影响却远大于南方白话报刊。以1901年问世的《京话报》为滥觞，以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为里程碑，主要采用北京官话进行口语化书写的北方白话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05年之后取代南方，成为晚清白话报刊的中心。《京话报》不仅宣称“全用北京的官话写出来”，[646]而且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只用京中寻常白话”，“不欲过染小说习气”，原因在于“话报与小说笔墨虽似相近，而体例究竟不同”，并叮嘱“凡我撰述同人皆不可不知”。[647]作为北方地区白话报之鼻祖，《京话报》同人运用的“京话”，大体以口语官话为根基，既非“八股翻白话”，又“不欲过染小说习气”，与南方白话报刊语言有着不一样的取范路径。
早期北方白话报人特别注意白话语言的浅显平易。《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对其白话“附件”栏目语言有着明确的要求：“本报为开民智起见，半是对着平等人说法，但求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不敢加上文话、成语。”[648]这番话并非英敛之个人独有的识见，而是代表了20世纪初年北方白话报人的共识。《京话报》《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官话北京时报》《白话北京日报》等一大批白话报主笔，都大体遵循这一不成文的“规则”。
彭翼仲创办的《京话日报》，是北方白话日报鼻祖和龙头老大，其语言标准对京津白话报人有着示范意义和标杆作用。《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和主笔文益堂，不仅是老北京人，而且是旗族，运用北京官话写作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且看一段彭翼仲的白话文：
我们这个报，因为卖的便宜，街上的人，就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穷看报”。字面儿很挖苦，含着的意思，听到耳里，我们倒很喜欢。穷的都肯看这个报，阔的更不必说了。照例每天印出来，必粘贴在门外一张，让过路的人，息息脚步，随便看一看，总有益处。[649]
这段文字真真切切做到了“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只不过比普通口语要流畅、干净、简洁一点。口语落笔为文字，“白话”经由书写推敲过程变成“白话文”，总要进行一番剪裁和筛选，语言自然要简洁一些。综观彭氏的白话文，虽非篇篇都如此口语化、平易化，偶尔也运用一些文言词汇和成语，但大体以口语白话作底子，始终走着一条口语书写的路子。
《正宗爱国报》（1906-1913）是继《京话日报》之后，北京地区创办得最为成功、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白话报。其首席主笔正是原《京话日报》台柱子文益堂。且看《风筝》一文片段：
日前午后三点钟，我在房里闷着。正要写字，忽听半悬空中，攸扬顿挫，好似远远的扬琴声。走到院里一瞧，敢则高树梢头飘飘荡荡的，放起一个沙燕儿。适才那种声响，就是上面的风琴（纸鸢俗名风筝，风筝俗名风琴）。喝！你看呦，此时正在红日西偏，天气很透着清朗，淡淡的云彩，配上这个沙燕儿，别提怎们精神啦！不但放的人高兴，望的人也要高兴。就连那个无情的假象（风筝），也都像是得意洋洋哩！嘿！他还撬尾摇头哪！[650]
文益堂的白话语言比彭翼仲更具“京味”，更地道，更活泼，很多时候是非常清脆的“京白”，比彭氏的白话文水准要高出一截。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京话日报》和《正宗爱国报》这两家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白话报的台柱子的主要原因，属于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白话文名家。
《北京新报》（1908-1913）是民元前后北京地区销量和影响力最大的白话日报之一，首席主笔是担任过多家白话报主笔的白话文名家杨曼青。杨曼青的白话文写作以北京官话为根基，不过更加富于文采和风趣，不仅俗语、谚语、歇后语能随手拈来，而且不避文言词汇和成语典故，对新名词也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并不像早期白话报同人那样，对主要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缺乏好感。我们选其《论演说各有所长》一文的片段：
报界中大豪杰，讲究监督政府，能尽天职。那是人家大志士，忠心热学形于笔墨。轮到我呢，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政府我也监督不了，不用说天职，连地职我也尽不了（不是那个时代）！反正作篇演说，不出开通民智的范围。看到哈哈一乐，何愁不能引人入胜！自然就能由浅入深，一层一层的，就劝上人喽！若像人家那们爆发火焰似的说法：喝！老头子。我那儿有那们大的魄力，哪儿有那们大的学问哪？所以我才改变作杂八地的笔墨。甚么旧典故咧，新名词咧，白煮鸭子大尾巴蛆，好吃的也有，恶心人的也有。无论怎们说，总离不开劝人的事情，万不会鳖土爷翻跟头——大离板儿！[651]
这段白话文虽然比前文所举例文文气较重，但显然是以北京口语官话为根柢，只不过个别语句书面化程度高一些，这与作者有意“作杂八地的笔墨”，不避“旧典故”和“新名词”的行文风格有关。
从晚清报刊白话文的主流层面来看，其最为明显的语言特征是通俗化和口语化。早期白话报人和白话教科书编撰者所写的白话文，的确存在周作人所言“由八股翻白话”的现象，但从整体上来看和长时段观察，这种现象既非主流，更非全部；相反，“话怎样说便怎样写”的情况却是常态，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白话报刊，比“由八股翻白话”的现象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周氏之例证，取自早期的《白话报》和《白话丛书》，而非1904年之后白话报刊创办高潮期出现的《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等影响更大、受众更多、更具代表性的白话报刊，可谓见木不见林，取粗不取精，以偏概全，实不足充当晚清白话书写语言形态之代表，其结论自然失之偏颇。
二、晚清报刊白话文的文言化与书面化
晚清以降，随着中文报刊这一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以觉世为旨归的报章文体应运而生，对追求传世的传统“文集之文”形成了极大冲击。至梁启超“新文体”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报章文体所使用的文言早已不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文、骈文、时文之“文言”，而是一种向欧化、古白话、口语白话开放的改良文言。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对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报刊文言书写语言的白话化趋向关注较多，评价亦高。陈子展曾将“新文体”之“不避俗谚俚语”的历史意义，上升到“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文学史高度赞誉之，给予其“白话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之“第一步”的历史地位。[652]而晚清最后几年出现的报刊白话书写语言的文言化与书面化趋向，迄今尚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晚清启蒙先驱者之创办白话报刊，非常注意白话书写语言的通俗易懂。《大公报》对其白话“附件”的语言要求——“但求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不敢加上文话、成语”[653]——有着很强的代表性。然而，几个方面的历史合力，促使晚清最后几年的白话报人不得不“与时具进”，逐渐调整其语言策略，朝着文言化（包括文言语汇及文法增多、文气加重、口语化程度降低、书面化程度提高等方面）方向发展，白话报刊的书面化趋势日益加重。概而言之，促成报章白话渐趋走向文话化之途的时代原因，有白话报人的文人积习和重文轻白的传统观念，白话报刊拟想读者自下而上的调整与受众群体的阅读期待，民元前后风诡云谲的政治气候及文化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等历史因素。民国初年，文白夹杂现象在白话报刊中已相当普遍，乃至成为一种“常态”，出现了以《群强报》为代表的一批兼刊文言文的“白话报”。正如《爱国白话报》主笔谔谔声所言，民元之后，北京地区“各家的白话报”，已经“多半间以文话”。[654]
早在1904年，林獬、刘师培主笔的《中国白话报》就表现出引“文话”入白话文的倾向。对于国学根柢深厚的刘师培来说，在白话文中糅进文言语汇和成语典故，是非常自然的事。事实上，兼采文话和外来词，是刘师培白话文的一贯风格。且不说那些藉讲述国学以宣扬革命排满思想的白话述学文，即便是偏于政论的白话文，也是文白兼采、语贯中西。以耸动一时的《论激烈的好处》为例：
第一桩是无所顾忌。中国的人做事，是最迟缓不过的。这种人有三种心：一种是恐怖心，一种是罣碍心，一种是希恋心。所以一桩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顾后，把心里乱的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时候，便没有一桩能做了。这激烈党的一派人便共他不同：遇着一桩事情，不问他能做不能做，也不问他成功不成功，就不顾性命去做了。他就是不成功，也是于世上有影响的。所以外国人说道：“失败者成功之母。”没有失败的事情，那里有成功的事情呢？[655]
文中的“恐怖心”“罣碍心”“希恋心”“瞻前顾后”“失败者成功之母”等，并非白话语汇和文法。事实上，如果仅仅使用源自古近书面白话的“俗语”，来阐发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排满的道理，词汇显然不够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兼采文话、外来语汇和句法，也是势所必然的。
1905年3月11日《大公报》白话“附件”栏所刊竹园《论冒险进取》一文，特意在标题后的括号内注明：“为中人以上者言，故用半文半白言。”我们看看这篇标榜“半文半白”之文上篇片段：
西人性质好冒险，中国人性质好退缩。聚性质以成风俗，使国与家皆受其影响。譬如有一个外国人冒险进取，事成，众人必说其志可嘉；不成，众人亦必说其苦心当谅。若是中国人出一个冒险进取的，他的结局可就不忍言了。事成，落一个侥幸成功；不成，落一个轻举妄动。你说这是怎么个缘故呢？数千年政教风俗的习惯，亦不是偶然养成的。大概中国人的性质，忌妒心多于争胜心。人生在世上，忌妒的心不可有，争胜的心不可无。自己无成，又不乐人成，此乃忌妒心；见人之成，自己也想要成，此乃争胜心。中国人的性质，因忌妒养成退缩；外国人的性质，由争胜激成进取。故此一强一弱，一成一败，全不是偶然的。
竹园先生所言不虚。该文刻意用“半文半白”语体写就，既非传统的文言文，亦非近代报章文体或“新文体”，属于文言化的白话文。
作为京津报界鼎鼎大名的白话报人和白话文名家，丁竹园并非不擅长白话文。他之所以在《大公报》白话专栏刻意使用这种“半文半白”语体，是为了适应《大公报》读者群体的阅读口味，其读者定位系“为中人以上者言”。这一情况，既印证了梁启超所言在白话文（学）写作（或译或著）中“参用文言”可以达到“劳半功倍”效果的普遍性，亦说明了当时属于“中人以上者”的知识阶层的阅读口味——他们对纯“俗语”的白话文，程度不同地存在鄙夷心理，而使用“半文半白”之语体，则可以吸引这部分人的眼球。
晚清白话报人正是为了适应“中人以上者”的阅读口味，以及白话报读者群体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才不得不逐渐调整其白话书写语言策略，纷纷用文话和文气对报章白话文加以包装，以至于雅化和书面化逐渐发展成一种时代风气，使得原本用于“对中下社会说法”的口语的白话文，渐渐变得难以对普通百姓当众“演说”，充溢着书卷气和书生腔。这一趋势，最初只是细流和潜流；至民国初年，终于在专制政治气候和保守文化氛围的熏染下浮出地表，汇成江河，以至于出现了白话报不得不兼刊文言文、白话文亦半文半白的奇特景观。
1906年创刊的《正宗爱国报》，早期主笔也是文益堂，其白话文使用的是较为地道的北京官话。梦梦生在该报的主笔阵容里，地位仅次于文益堂。1911年啙窳先生死后，梦梦生就成了该报的资深“演说”主笔，其白话语体在该报有较强的代表性。梦梦生早期白话文口语化程度较高，进入民国之后，文气渐重。这里选取1913年3月16日该报所刊《古衣冠》片段：
天下万物，最足动人感情者，莫若衣冠。
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是个人就要着衣冠。可是衣冠断不能一样。百年以上，另有百年以上的老形式；千里以外，又另有千里以外的规模。又搭着朝代变更，服饰不一；殷就尚白，周就尚赤；轮到现在革靴呢□的时代，不知变迁了多少回了。
这种文体自然是“半文半白”。不过，不管梦梦生是否刻意为之，《古衣冠》所体现出的文言与白话的搭配与调和技术，要比八年前竹园那篇“故用半文半白言”的《论冒险进取》娴熟多了。
宣民之际，白话报刊语言的文言化与书面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与特征。那么，报刊白话语言的文言化与书面化趋向，对作为表达工具和文学语言的近代白话的发展来说，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呢？从接受角度来看，出自口语而又与口语保持一定距离，且高于口语，比口语更精炼，更典雅，更有表现力，更富文采，更有文化底蕴，更含蓄蕴藉，才能得到更多读书人的认可，才更有利于白话地位的提升。因而，文言化和书面化有助于提高口语白话的雅洁程度，有利于提升白话书写的社会文化地位。其对近代白话的成长，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宣民之际京津报刊白话语言普遍文言化趋势，非但不是历史的倒退，反而具有语言“试验”意义和“先锋”意味。我们看到，文言与白话在近代白话报刊主笔手中经过多年的掺杂、搭配与磨合，逐渐锤炼出一些经验和技巧，使得两者之间的结合不似先前那样生硬。白话报读者经过多年的阅读、接受和濡染，已经对文白夹杂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也不约而同地以某种方式吸纳文言，融汇传统。“周作人的提倡晚明小品与鲁迅的表彰唐末杂文，取径自是不同，但在借古文改造白话散文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656]1928年，周作人跋俞平伯《燕知草》云：“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657]“借古文改造白话”，成为五四后期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现代散文作家的一种自我调整，其中自然包括语体和文体。而在白话语言的文言化和书面化试验方面，清末民初白话报人至少比五四一代白话文作家提前了十多年，从而为其提供了大量写作经验，留下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文化遗产。
报刊白话的文言化或雅化现象与趋向，在白话文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报刊白话的文言化，做到了使白话高雅化与书面化，同时也促进了报刊文言文的白话化，同样发挥了“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历史作用。晚清时期，以“新文体”为代表的白话化的报章文体和文言化的报刊白话文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共同促成了白话书写语言的近代转型。五四一代白话文作家无疑借鉴了这一晚清“经验”，承续了这一近代“传统”。
三、晚清报刊白话文的欧化与近代化
晚清时期，受白话报办报宗旨和拟想读者的制约，早期白话报人在语体上走的是一条通俗化和口语化的路子。清宣统与中华民国易代之际，白话报人不得不调整其语言策略，向着文言化和书面化方向演进，报刊白话的“雅化”趋势加重。与此同时，随着以新名词为代表的外来语日益得到普及，外国语法也逐渐渗透到日常语言之中，报章白话书写语言的欧化与近代化趋向，也就逐渐呈现出来。
相对于“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而言，晚清白话报人在引入新名词的速度上要慢半拍，对报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也要小得多。正因如此，至今人们谈起新名词、新语句对中国思想界、报界、语言界和文学界的影响时，几乎无人提及近代白话报刊和白话报人。相反，关于当时对新名词之流布持激烈反对态度者中“不乏白话写作的热心人”的说法，却不时被人提起。[658]其实，即便是从保存国粹立场出发而从心底里排斥日语影响的林獬和刘师培，1903年至1904年间依托《中国白话报》进行的白话文写作实践，又何尝没有大量运用新名词呢？且看林獬“国民意见书”系列之《说法律》篇中的一段文字：
所以中国的法律，断断不能不改革。但现在一种人，一点儿法律思想都没有。看了《民约论》《万法精理》几部书，就要说中国的法律不好；又开口说话，都是这“平权”“自由”的名词。由我看起来，这种的人，只晓得野蛮的自由，不晓得文明的自由。既然不肯受一点儿束缚，还要借这种“平权”“自由”的名词，遮盖自己的短处。[659]
再看“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的白话文名篇《论激烈的好处》之片段：
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平和党的人各事都要保全，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我明晓得这破坏的人断断不能建设，但是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你看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国的马志尼，岂不是破坏的人？法国的巴黎革命，奥国的马加分立，那一国不是破坏的事？况且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660]
尽管在政治立场、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等方面与梁启超存在严重分歧，对借自日本的新名词存有警戒之心，作为白话报人的林獬和刘师培，落笔为文，还是离不开新名词。
民国初年，白话报人对白话报刊在新名词和新思想的社会化普及方面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客观的评价。1918年，《白话国强报》主笔燕痴在《论白话报之功效》一文中，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年来北京地区白话报的社会功效，有一段说辞相当精彩：
北京自有白话报以来，社会总算收益不小。如文明、野蛮、权利、义务、爱国、保种、自由、改良、公益、团体等等字样，几于无人不说。以文明论，有文明园、文明戏、文明缎、演唱各种文明曲词……说到义务二字，随处都有，诸如水灾放赈，都叫作义务。要说起爱国两字来，更了不的啦，什么爱国烟、爱国布，除去爱国饼没兴开，样样儿全都卖钱。再如保种一事，有孤儿院、贫儿院、疯人院、贫民院，可称不一而足。论起自由来，实比从前好了。甚么婚姻自由、妓女自由、言论自由、居住自由、书信自由、行动自由，那都算不了一回。至于改良二字，更是喧腾人口，可谓无处不改良，无事不改良。公益则有牌坊路灯、太平水桶、施医施药、茅厕土车。以上所说，无一非白话报鼓吹的力量。[661]
燕痴此文主要从正面立论，表彰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在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的突出贡献，从中可见其在新名词和新思想的宣传方面做出的努力。
诚然，晚清白话报人对新名词的心态相当复杂，冷嘲热讽者有之，大体认可或部分接受者亦有之。但无论赞成也好，揶揄也罢；接受也好，抵触也罢；要皆不能避免与新名词打交道。正是在这种不断质疑、讥刺、揶揄和部分赞成、有条件接受的过程中，新名词在白话报人笔下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直至成为白话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京津地区大量白话报刊演说文中充斥着新名词，很多报刊文艺栏目亦喜欢拿“新名词”说事。其中，在对联和诗词中大量引入新名词，便是著例。1909年5月20日，《正宗爱国报》“附件”栏刊登了17副“新名词对联”，我们选几联看看：
社会合群国民进化，文明起点宪政萌芽。
国民幸福社会幸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由破坏以图成立，行竞争方保和平。
冒险精神宜鼓动，改良主义莫空言。
行见共和政体，勉为立宪国民。
吐纳新空气，屏除愚感情。
这些对联，正面肯定和宣扬了新名词及其负载的新思想。1913年8月，《白话捷报》创刊伊始，便在“文苑”栏连载吟秋《新女界竹枝词二十首》，涉目皆是“新名词”。如第2号所刊“平权世界法三章，抗议峨眉半武装”，“日本皮鞋美国冠，戎装女士厌金鞍。路人莫讶倾城色，娘子军中司令官”等；[662]第3号所登“国民捐进女儿箱，权利何如义务长”，“西装女士登堂日，垂髫孺婴受课时”等；[663]第6号所绘“解退红裙换武装，夫人城下列戎行。几多娇小□髫女，腕弱难持毛瑟枪”，“平权言论日纷纷，财富何须羡子云”等；[664]第9号所状“三迁画荻古贤媛，廿纪新开教育坛。绛帐栽培佳子弟，热心端不让罗兰”，“家庭习惯久相沿，改革全凭女教员。侬爱自由娘压制，愿求法律正人权”等，[665]时代气息浓郁，读来耳目一新。
民国二年（1913）新年伊始，《爱国白话报》主笔“懒”就“新”字加以发挥，作为新年迎“新”话题：
按近来人人口头的论议，书籍报纸上的文字，凡关于国家社会种种事情，多有用新字形容的地方。类如采取欧美各强国治法，改良一切政治，就叫作“新政治”。民智民德，程度日高，入于完全高尚的境界，叫作“新国民”。世界的学术，日出不穷，随时输入国中，叫作“新学术”。旧道德人不肯守，另发生合宜的道德来，约束人心，叫作“新道德”。在寻常知识以外，又有世界的知识，和科学的知识，叫作“新知识”。人的思想进步，由顽固变为开通，由幼稚变为远大，叫作“新思想”。社会上旧有的汙俗陋习，一律去净，另换一番高尚清明的风气，叫作“新社会”。仿照各国办法，经营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叫作“新事业”。人群渐渐的进化，在旧文明之外，又发生种种文明出来，叫作“新文明”。全国里头，无论那一个社会，那一种事业，内容外表，都焕然改观，叫作“新气象”。[666]
该文列举了那么多近代中国的新气象和新名词，说明伴随新思想、新事物而来的大量新名词，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爱国白话报》主笔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对其一一作出解释，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了新名词。
中国历史上历次语言变革，一般都是鲜活的口语影响相对停滞的书面语；换句话说，是书面语主动吸收日常用语，为其补充了新鲜的血液。然而，到了近代中国，这一情形却倒转了过来。中国语言的近代化变革，是通过书面语言影响了日常语言。大量的新名词最先通过采用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输入中国，在思想文化界和普通社会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磨合、排斥、变异与普及，包括白话报刊的推广宣传，到了口头语言接受了这些新名词之后，再大量运用白话化或口语化了的新名词和外国语法进行写作，就形成了现代白话文。清末民初报刊白话文的文言化、近代化趋向，并未脱离“言文合一”的历史演进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