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民之际：从《政论》到《大中华》
清宣统与中华民国易代之际，致力于政党建设和立宪政体的梁启超，先后主《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等政论性报刊笔政，继续扮演着引导社会舆论的政论家角色，践行着书生作觉世之文、以言论报效祖国的一贯主张。这一时期，梁启超依托在东京、上海、天津创办的数家言论机关，以“宪民”“沧江”等化名和“梁启超”本名，相继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政论文章，是为梁氏后期政论文。文学史家对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政论文谈论较多，而较少关注其后期政论文。殊不知，任公宣民之际的政论文章，无论是从政治思想上看，还是从文体语体上讲，都属于人到中年之后的务实与成熟之作。
1907年秋，清廷下谕成立资政院，各省筹办咨议局，以推行预备立宪。为组织指导国内的立宪运动，梁启超与蒋智由、马良、徐佛苏、麦孟华等在东京组织政治团体政闻社，发行机关杂志《政论》月刊，化名“宪民”为该刊撰文。该刊《章程》第一项《宗旨》宣称：“本报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为主。”[215]阐扬立宪政体，是该刊核心言论。梁启超起草的《政闻社宣言书》，要求“改造政府”和“反对专制”，推行“立宪政治”和“国民政治”，提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司法权独立、地方自治、平等外交四大政纲。[216]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辛亥革命前提出的最为完整的政纲，亦是他民国二年（1913）归国后走上政治舞台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纲领。《政治与人民》是梁启超在该刊发表的政论文代表作。该文反复申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全体及永久利益相一致的道理，条陈不良政治对于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宣扬政治乃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的真理。其言曰：
常人之情，见近而不见远，知末而不知本。当其饥也，知食为生命，曾亦思非耕胡以得食？是知生命所系，在耕而不在食。当其寒也，知衣为生命，曾亦思非织胡以得衣？是知生命所系，在织而不在衣。然恋恋念衣食，尽人不学而能；孳孳务耕织，则有待于诏之者矣。则直接、间接之差别，而理解之有难易也。政治为人民生命，其理由本非甚邃，徒以重重关系，间接稍多，中人以下，骤涉焉而不见其樊，则其漠然视之，亦固其所。[217]
讲道理深入浅出，作譬喻通俗易懂，对读者可谓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语言是浅近的，多数新名词在新式书刊熏陶的新知识界已成为普通名词；“政治之不良使然”句式反复出现十余次，则排句如故，文章气势仍在。通篇看来，作者的情感虽较前期有所收敛，然篇末对“恶政治”一连串的声讨与质问，对“良政治”的热切呼唤与期待，以及压抑不住的“吾力竭而声嘶，吾泪尽而血继”的悲怆呐喊，则不难体悟饮冰主人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拳拳爱国热忱。“笔锋常带情感”，可说是梁启超政论文一以贯之的生命底色。只不过，光宣之际以“宪民”自诩的梁任公，在政治思想界曾经沧海之后，此前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之少年”，心态上步入中年，感情愈加深沉。
清光绪末年孟秋，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越二年，即西元1910年，宣统二年孟春，梁启超遥控指挥的《国风报》旬刊问世于上海，梁氏化名“沧江”为其撰稿。至次年仲秋时节停刊，《国风报》存世一年零八个月，出刊52期。该刊标榜“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218]是一家配合国内立宪运动的言论机关。《说国风》《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中国外交方针私议》等文，是梁氏在该刊发表的重要政论文章。梁启超在《说国风》强调，“国风之善恶，则国运之兴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借英、德、法、美、俄、日诸强国所同具的“美风”，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怯懦因循的“国风”。[219]该文文末为该刊文字定下“托体虽卑，而择言近雅”的格调，故而梁氏见诸该刊的政论文章，庄言多而谐趣少，文学性不高，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可读性不强。《宪政浅说》标榜“本书所论者，兼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三科之范围”，专业性很强；虽然强调“著者惟务以至浅之文达至深之理”，注重“陈义但举纲要，行文力求流畅”，且以“苟能精读而会通之，则政治常识实已粗具”招揽读者，[220]普通读者恐怕依然兴味索然。《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中国外交方针私议》等文，更是关于国会制度、外交方针的专论。
宣统年间，梁启超主导的《国风报》勉力为蓬勃开展的立宪运动提供理论和行动指导，积极为国会请愿活动制造社会舆论，强力敦促清廷速开国会、颁布宪法、建立责任内阁。随着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清廷皇族内阁的抛出，“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立宪派对清廷的倒行逆施和集权独裁统治义愤填膺，《国风报》的言论立场亦趋于激进，间接助长了革命风潮。梁启超民国元年归国后，对《国风报》的言论转向曾有一番形象的回忆与描述：“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221]
1912年底，归国后的梁启超在酝酿组党组阁之际重操旧业，在天津创办《庸言》杂志，希冀借笔政以干政参政。民国二年孟春，梁氏加入共和党；孟夏，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庸言》杂志遂成为进步党的机关刊物，其言论立场表现出拥袁而反国民党的鲜明倾向。梁氏见诸该刊的政论文章，如《政策与政治机关》《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国道德之大原》《宪法之三大精神》《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以温和、稳健、平实的精神和建设性态度与话语，对宪政法治、经济民生、伦理道德等国家建设问题建言献策，在政党政治宣传中保持研究性心态和建设性眼光，使得《庸言》杂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立场超越了一般的政党报刊。《庸言》杂志行世之时，梁氏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政务缠身，无暇刊物编撰，后期遂由黄远生全权编辑。至1914年6月终刊，《庸言》存世一年半，出刊30期。凭借梁启超的巨大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庸言》杂志的发行量达到1.5万份左右，成为袁氏当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政论刊物，见证了梁氏的报章文字在社会上依然拥有巨大势力。
1915年初，梁启超从政坛黯然退场，应中华书局主人陆费逵之邀担任《大中华》杂志主笔。时当欧洲大国鏖战正酣，袁世凯帝制运动趋于公开化之际，梁氏眼见国内多党政治失败，独裁专制政治横行，尊孔复辟逆流甚嚣尘上，遂再次重操其所擅长的言论事业。《大中华》创刊号陆费逵所撰《宣言书》后，附有天民《梁任公之著述生涯》小文，交代了“先生办此报之宗旨”：一是“注重社会教育，使读者能自求得立身之道与治生之道，并了然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以免陷于绝望苦闷之域”；二是“论述世界之大势，战争之因果，及吾国将来之地位，与夫国民之天职，以为国民之指导”。[222]总体而言，疏离政治，超越党派，致力于国民教育问题和社会改良事业，是该刊的言论导向。至1917年1月停刊，《大中华》杂志共出刊2卷，总24期。饶有意味的是，梁启超主撰的《大中华》杂志停刊之日，正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时。《大中华》国民思想再启蒙的历史火炬，由《新青年》同人不期然间接过。一场新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不久之后将由陈独秀、胡适找到爆发的突破口。
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文章，是那篇有着“拨云雾而睹青天”[223]时誉的一代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以反对袁世凯更改国体、帝制自为为主题的战斗檄文，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嬉笑怒骂之生花妙笔，将“凡谋变更国体”者钉在“四万万人所宜共诛”的历史耻辱柱上，为此后护国运动的发起准备了舆论先声。该文描述辛亥八月以来中国政界乱象道：
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224]
在一个威权政治高压时代，言人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读来大快人心、脍炙人口。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梁启超中年的文章，《国风报》《庸言报》时代的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渐渐的减少了；渐渐的回到清淡明显的文章。”[225]可算说了句公道话。越十年，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评述光宣之际梁氏报章文字道：“启超见世之学为新民体者，学其堆砌，学其排比，有其冗长，失其条畅，于是自为文章，乃力趋于洞爽轩辟。《国风报》已臻洁净，朴实说理，不似《新民丛报》之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长如故。”[226]可谓史家之言。无论是新文学和新学界领袖人物胡适，还是对旧文学多有回护的史家钱基博，都从文章学角度和文学史立场，对梁启超后期报章文字风格的明显改变，给予了积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