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晚清政论报章的成熟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一班人流亡日本，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刊物，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自觉肩负起“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时代责任，其所主持的中文报章在新民救国思潮中充当了主阵地。任公《自厉》诗有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46]书生欲以言论报国，著论是主要途径和方式，报刊是核心阵地和传播媒介。《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开启了西学东来的便捷通道，其言论影响力达到了巅峰，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其报章政论和“新文体”进入了成熟期，史家称其为“新民体”。
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中历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出刊，每期30页至40页，线装书款式装订。至1901年底出满一百期后，报馆失火，《清议报》终结。该刊创刊伊始，为掩人耳目，名义上由冯镜如任主编兼发行人，日本人铃木鹤太郎为印刷人，实际上由梁启超主编主笔，麦孟华、欧榘甲、秦力山等协助编辑。任公、哀时客、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都是梁启超在该刊所用的化名。
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号卷首《叙例》中，将其宗旨归纳为四点：“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47]不久，又在《章程》中将报馆宗旨精简为“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48]看似政治立场较为平和，实则言论相当激烈，明目张胆揭露抨击后党和清政府。1901年底，梁启超盘点《清议报》出刊一百册取得的成绩，将该报的特色归结为四点：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倡民权”乃《清议报》主人“始终抱定”的“独一无二之宗旨”。[49]1903年初，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冠首总结该报“十大特色”，第一条曰：“本编之论说皆以发明爱国真理，输入文明思想为主，而又直陈时弊毫无假借，读者可因以见外国进化之所由及中国受病之所在，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一。”[50]梁启超指出的《清议报》这一首要“特色”，虽是作为当事人的报馆主人的事后总结，却也说明了该报政论文章的根本导向与思想来源。任公后来回忆这段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以发明爱国真理、直陈时弊而毫无假借、鼓吹排满以兴民权的峥嵘岁月时，有着一番自我总结：“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政府，彼时最烈矣。”[51]正是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标举“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旗帜，引领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时代潮流。
梁启超通过《清议报》高张“三大自由”之帜，视其为“文明之母”：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52]
将近代报章思想言论的自由度和报馆主笔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报馆作为国家耳目喉舌和文坛之王的地位，得到极大彰显。梁启超进而提出“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等概念，其间有着层层递进的关系。其言曰：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53]
在任公看来，《时务报》大体属于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而《清议报》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党之报的狭隘立场，而走向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的国报行列，乃至于渐进以达于世界之报的范围。
1901年底，梁启超盘点三年来一百册《清议报》刊发的重要文章，对其做了一番精要的评述。其言曰：
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有以特异于群报者。[54]
其文体门类，涉及哲学论著、政治学论著、经学论著、历史著作、史地论著、政论文章、新体杂文、政治小说、新派诗歌等，要皆有着进步的政治思想导向和泛政论化的文体特征及强烈的文体变革精神；其动机，在于通过创造性输入泰西文明思想，创新性阐发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实现“养吾人国家思想”和“唤东方之顽梦”的国民思想启蒙目标；其效应，可谓“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西历1902年2月8号，《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横滨问世，每月中历朔日、望日出刊。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际上梁启超才是真正的报馆主人，蒋智由、韩文举、麦孟华、马君武、罗孝高、蒋百里、狄平子、蔡锷等，是先后协助任公负责编务的重要助手和撰稿人。照报馆主人的说法，该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我民”，以培育国民之“公德”和“养吾人国家思想”为重要导向，以为“新民”乃救国之根本途径和当今中国“第一要务”。[55]而该刊早期的言论主张，阐扬民族思想和民权思想，鼓吹爱国进取精神，抨击清政府失政失德，实蕴含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倾向。1903年初，作为保皇党第二号人物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新大陆游历，无暇顾及报务，导致经常误期。是年10月复返日本后，梁氏言论立场大变，摒弃此前深信不疑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自此以后，《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56]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新民丛报》与《民报》两大政论报刊论战时，梁启超即秉承这一基本政治立场。至1907年11月20日《新民丛报》停刊，该刊存世6年，出刊96期。
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标榜“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备列各门类，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世界种种之智识”；[57]其所擘画的门类，有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绍介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余录等，凡25种，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启蒙读物。《新民丛报》在输入西方文明思想方面不遗余力，对各派学说兼收并蓄，举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富兰克林、亚当·斯密、伯伦知理等西哲学说，都在绍介之列。由于《新民丛报》宗旨看似温和，麻痹了清廷的警惕，可以在国内公开发售，未及半年发行量“已至万数千份”，[58]其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远大于《清议报》，“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59]
1902年暮春时节，幽居岭南人境庐故宅的黄遵宪看到《新民丛报》后，在与梁启超的书信中对该刊称赞有加：“《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60]是年孟冬，人境庐主人又在与新民报主人的书信中评述道：“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言其在社会上产生了“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阅读效应。[61]
“海潮大声起木铎”，[62]“东方顽梦大棒喝”。[63]尽管《清议报》《新民丛报》地处东瀛一隅，《清议报》还被清廷一再查禁，其发售不如戊戌时期《时务报》在“大府奖许”下那样畅销，但两种政论报章的发行量依然相当可观。据张朋园考察，《清议报》平均销量三四千份，读者不下四五万人，代售处遍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日本、俄国、朝鲜、南洋、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国内代售处多设在清廷管辖不到的租界和教堂，内地因《清议报》一刊难求而出现了哄抬报价、私下翻刻的现象，“可以推知《清议报》销行之广，在内地几可谓无远勿届”；《新民丛报》的发售数平均为9000份，阅读人数按20倍计算，约18万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64]
1907年，舆之在《新民丛报》发文指出：“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至于立宪政体者，在今日文明诸国中，必流无量之血，掷无数之头颅，乃始得此君民冲突之结果，而在吾国，似为一极秽恶之名词。”[65]保皇派阵营亦不得不感叹，“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当此之际，革命思潮借助新式书刊广为传播，保皇立宪言论在新潮知识分子群体中已遭落伍之讥，梁启超主笔政的《新民丛报》引领舆论风潮的时代一去而难复。1907年8月，内外交困的《新民丛报》被迫停刊，一代名刊黯然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