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章“新文体”家族的主要门类
1901年底，梁启超盘点出满一百册的《清议报》时，对自己此期的议论文字下了一句精到的断语：“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393]从“革其形式”和“革其精神”两个层面，总结了作为“文界革命”写作实绩的“新文体”的历史功绩。晚清时期，随着报章之兴与“文界革命”的蓬勃开展，以作为大众传媒的连续出版物——报刊为传播媒介的新体散文，迎来了一个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过渡时代”，产生了形形色色带有试验性质和探索意义的文章新体。以“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少年中国之少年”“饮冰子”自诩的梁“任公”，在这一亘古未有的文界剧变中，充当了“文界革命”的吹鼓手和“新文体”的创造者。梁启超一代知识先驱发起的“文界革命”，冲破了旧思想和旧文体因循守旧的桎梏，晚清时期的“新文体”充当了国民思想启蒙和民族精神再造的文化利器。
晚清“文界革命”时期，梁启超一代新文学作家所开创的“文章新体”，成绩较著、影响较大、形成规模乃至创作潮流者，至少有以下六个门类：其一是放言高论、慷慨悲壮、耸动天下、掩映一时文坛的报章政论文学；其二是源自泰西而借道日本，或基于改良文言，或立足改良白话，介于晚清“文界革命”与“史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的交叉地带，蔚为大观，20世纪初年形成了创作繁荣局面的新体传记——评传；其三是以考察欧美政俗为旨归，体现了“文界革命”的革新方向与精神气度的长篇游记文学；其四是以针砭时弊、改造国民性、唤起国魂和民族魂为旨归，兼具议论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394]的新体杂文；其五是以小说理论批评为大宗的文艺批评文体；其六是以西方理论观照、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述学文体。上述新体文章门类，构成了作为“文界革命”创作实绩的“新文体”的主要分支，引领了新体散文和著述文体的近代化演进方向。
晚清民国时期，以报刊为传播媒介的政论文学极为兴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政论文章一向是散文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自先秦以来历代不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曾高度评价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曹冏《六代论》、陆机《辨亡论》诸篇，言其深具“诗人讽谕之旨”，“情深于《诗》《骚》”，从中可体会到作者的精神面貌，富于形象性和情感力量。[395]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维新变法思潮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以近代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和舆论阵地的政论文学，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兴盛时期。其中，梁启超创造的以“新民体”为代表的报章政论文学，成为20世纪初年政治思想界、新闻舆论界和文坛的宠儿，引领了时代潮流。而他同时代的师友们则开其端绪，推波助澜，共同演绎了一首有声有色、众声喧哗的过渡时代政治与文学变奏曲。政治、文学与近代传媒的相互倚重，造成了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既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新民救国运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又极大地提高了政论文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学地位。
晚清时期，以梁启超创作的长篇人物评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为开端，作为舶来品的新体传记——评传体——被引进中国并开花结果。梁启超躬身撰著的大量中外名人传记作品，绝大多数属于师法欧西的新体评传；其传记作品及理论倡导，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传记文体向现代新体评传转型的轨迹与方向，带起了一个以报章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兴盛的时代。
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两位维新派政治领袖撰著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新大陆游记》等长篇记游作品，在“革其精神”层面体现了以考察欧美政俗为旨归的时代特征，在“革其形式”层面亦有诸多语体文体新变特征，体现了20世纪初年走出国门的一代新知识者域外游记的创作实绩与文体特征，成为风行一世的“新文体”的又一重要支脉。五四时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则采用白话语体，在文学革命的道路上表现出甘与“新青年”为伍的进取姿态。
晚清时期，梁启超创作的一批兼具议论性、抒情性和形象性的报章新体杂文，以及同时期大量问世的报刊“时评”文章，包括白话报刊刊发的以议论见长的白话小品文，初步具备了作为现代“论说”文体的杂文的基本特征，开五四之后成熟于鲁迅之手的现代杂文之先河。晚清时期，有着西学东学知识背景的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等新文化人尝试的文学批评文体，则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式的近代批评文体的诞生。
晚清时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等的问世，标志着一种以西洋之理审视发明中土思想、学术、文学的新的述学文体的诞生。这种新的述学文体，在中国古代学者所采用的单篇论说、笺证疏义、读书札记、传承表等传统述学文体式之外，提供了一种师法欧西的崭新的学术论文和文学史、学术史写作范式。
晚清一代新文化人所开创的文章新体，除了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新文体”，还包括着眼于改良白话的白话文体。需要特意指出的是，晚清时期，梁启超不仅是“文界革命”的有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还是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驱和白话文体的践行者。他较早认识到实现“言文合一”，是世界各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较早认识到“俗语文学”替代“古语文学”，是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语言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近代以来的欧洲各国和日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自然不能例外。[396]在“言文合一”道路上，晚清以降的白话报人和白话文作者，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晚清时期，大量问世的白话报刊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白话文作者和白话文数量颇为可观，白话文种类亦相当丰富。《中国白话报》主人白话道人林獬及其主笔刘光汉、《警钟日报》主编主笔蔡元培、《安徽俗话报》主人陈独秀、《竞业旬报》主编主笔胡适、《教育今语杂志》主笔章太炎等，都在白话文创作园地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晚清白话文的题材包罗万象，文体五花八门，风格上流派纷呈。在开启民智、开通风气、民族民主革命等启蒙旗帜下，报刊白话论说文、游记文、小品文、人物评传、述学文等新体白话文纷纷问世。
从中国近现代白话文体嬗变的角度考察，一些现代散文文体已在清末民初报刊中孕育、萌芽、生长。以白话报刊节令“演说”为代表的一批文学色彩浓厚的演说文，开现代小品文之滥觞。大量白话报刊杂文体演说文和“时评”文章，则构成了“杂文”这一现代论说文体的源流之一。以《中国白话报》《河南白话科学报》为代表的晚清白话报刊发的一批白话地理游记文，开现代地理游记文和文艺性科普文之先河。晚清时期，刘光汉和章太炎分别依托上海《中国白话报》和东京《教育今语杂志》发表的一批白话述学文，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运用白话文体述学之先河，对当时及其后白话述学风气及白话述学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