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
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不仅掀起了一场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白话思潮，同时还与相继兴起的小说界革命等文学革新思潮一道，以风行一时的白话文学创作实绩，形成了一股浩荡的白话文学潮流。陈平原论及小说界革命时期白话与文言小说理论之争时言：“白话小说之所以在理论上占优势，更得力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593]其实，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说：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形成如此浩大的声势，亦得力于小说界革命的推波助澜。晚清白话文运动掀起的白话思潮，切实提高了白话书写的社会文化地位，扩大了白话书写的适用范围；这一范围自然包括文学领域，尤其是以白话见长的小说戏曲领域。小说界革命将作为“俗语文学”的白话小说的文体地位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极大地动摇和改变了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轻鄙白话文学的观念。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互为呼应，相辅而行，合力促成了白话文学思潮的迅速升温。
梁启超是晚清白话文理论先驱，更是小说界革命的领袖人物。启蒙救亡是晚清一代知识先驱发起白话文运动的原动力，新民救国则是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的出发点，两者同服膺于晚清时期的国民思想启蒙运动。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者之提倡白话，很快就扩展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文学是其中非常核心的版块，小说领域则是文学变革的先行试验场域。1903年，梁启超指出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的重要论断，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小说界和整个文学界，而且包括非文学体裁在内的“凡百文章”；在梁氏看来，“苟欲思想之普及”，“凡百文章”都应采用“俗语文体”。[594]梁启超提出这一理论观点，虽然主要基于古今中外文学发展演进之大势，但其适用范围显然超出了文学领域，可纳入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理论建树之列。在梁启超倡导的语言文学进化发展观念影响下，以新小说为代表的白话文体风行一时，白话文学思潮呈一时之盛。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言：“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595]这一文体导向，为新小说创作指示了白话路径。次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596]印证了其对白话为小说文体正宗地位的体认。然而在写作实践中，梁启超却深感“纯用俗话”译书“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为“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597]1903年，周树人在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598]当是时，梁启超和周树人均非本色当行的白话小说家，他们在运用白话翻译域外小说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情状，对于晚清时期接受了传统教育、惯于文言写作，同时又处于非官话区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倡白话而不薄文言，是晚清白话论者的普遍观点。白话与文言各取所需，各擅其用，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小说界革命时期的小说期刊，大都兼刊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新小说》标榜“文言、俗语参用”，[599]《新新小说》也坚持“文言、俚语兼用”。[600]既创作白话小说又兼写文言小说的新小说家，在晚清也不乏其人。于是，晚清新小说界出现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双峰并峙、并驾齐驱的局面。
晚清时期，能够娴熟驾驭白话小说文体且名噪一时的著名小说家，当推南亭亭长李伯元、我佛山人吴趼人、洪都百炼生刘铁云、东亚病夫曾孟朴，其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长篇白话小说，最初都是以报刊连载的方式出现的，其社会影响既快又广。从时代反响来看，职业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火爆，引领潮流；而以艺术水准而论，并非职业小说家的刘鹗、曾朴的《老残游记》《孽海花》反倒技高一筹，更能行远，在数以千计的新小说作品中堪称翘楚。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晚清新小说，展现了新的时代内容，丰富了小说的品种类型，开拓了小说的表现范围，改变了传统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明确了师法欧西小说的大方向，在小说叙事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显示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趋势。
晚清白话报刊也刊载了大量新小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白话报》所刊白话道人《玫瑰花》，《进化报》所刊蔡友梅《小额》，《正宗爱国报》所刊徐剑胆“庄言录”系列小说等，都曾风行一时。1908年，作为白话小说写手的少年胡适也在白话报刊上练过笔，其短篇小说《东洋车夫》《苦学生》等和长篇社会小说《真如岛》，均于当年见诸《竞业旬报》。清末民初，以京津白话报刊为主阵地形成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群，刊发了数以千计的新小说作品。成就较著者，有徐剑胆、蔡友梅、市隐、冷佛、耀臣等。由于当时的小说期刊集中在上海，京津地区白话小说的刊载和出版发行，就由当地的白话报馆承担，知名度较高者有《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京话时报》《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等。白话报刊和白话报馆，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新小说园地。这批数量和影响都堪称巨大的白话小说，不仅是研究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社会思潮、民间组织、市井文化、乡风民俗、语言形态等领域的鲜活的历史材料，更是研究中国白话小说从传统到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601]
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先驱和新小说（批评）家一道，从理论层面提升了白话文（学）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体地位，从创作层面提高了白话书写的表现力，二者合力开创了一个白话小说繁盛的时代。白话文运动推动了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反过来又提升了白话文学的地位，将白话文运动引向文学革新领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使得以新小说为代表的俗语文学获得了长足的生长空间，白话书写也在大量著译新小说中得到广泛的试验和锤炼。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小说界革命相互推动，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思想启蒙目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化进程。